八月二十日，武陵山收到从深圳寄来的特快专递。包裹不重，但内容很厚：三份装订好的技术文档，一摞软盘，还有一封谢望城手写的长信。技术文档的封面上印着中英文标题：“航空发动机叶片加工工艺优化方案——基于切削力学仿真与专家系统的联合攻关”。
谢继远在办公室拆开包裹时，技术科长老周、小陈、还有王有才都围了过来。窗外是武陵山难得的晴天，阳光透过玻璃窗，在摊开的文档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先看信。”谢继远说。
谢望城的字迹工整有力：
“父亲、各位同志：深圳这边的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在香港理工大学和深圳大学的协助下，我们完成了三件事：
1. 基于CATIA V3重新规划了叶片的刀具轨迹，新程序已通过有限元仿真验证，切削力波动降低40%。
2. 开发了‘精密加工过程辅助诊断系统’原型，将王师傅等人的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规则。
3. 分析了瑞士报告指出的残余应力问题，确认根源在于曲面加工时刀具姿态变化过于剧烈。
随信附上优化后的加工程序、诊断系统软件、以及详细的技术说明。请立即组织试制改进后的叶片样品。特别提醒：加工过程中，请王师傅全程参与，将每一点‘手感’判断都记录到系统的‘经验记录模块’中。
另：克劳斯公司代表将于九月十五日来厂验收。如新样品通过测试，他们将启动德国航空工业供应商认证程序。此认证一旦获得，‘701’将正式进入国际航空产业链。
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但此次攻关证明：只要我们整合资源——武陵山的经验、深圳的技术、香港的软件、国际的标准——就能攻克最尖端的技术难题。
望城 于深圳
1985年8月18日”
信在几个人手中传阅。王有才听完小陈的朗读，搓了搓手：“这就是说……我那些土办法，让洋人的计算机学会了？”
“不是学会，是翻译。”小陈指着技术文档里的“专家系统规则库”章节，“您看这里，‘规则37：如果振动频率在800-1200赫兹区间突增，则建议检查刀具磨损状态’。这就是您说的‘刀声尖’对应的科学表述。”
王有才戴上老花镜，凑近看了很久。那些英文单词和数学公式他看不懂，但后面附着的加工现场照片他认识——正是他在机床前俯身倾听的那张。“这张照片……啥时候拍的？”
“应该是施密特工程师在的时候。”小陈说，“德国人喜欢记录工作过程。”
“洋人做事，是仔细。”王有才直起身，“那咱们就按望城说的，再试一次。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听、还能摸。”
试制当天，车间里的气氛不同以往。那台德国五轴机床前，除了操作员赵建国，还多了一台从深圳寄来的IBM兼容计算机——屏幕显示着新开发的“辅助诊断系统”界面。王有才坐在旁边的小凳上，面前放着一个改装过的话筒，连着计算机的声卡。
“开始吧。”谢继远说。
新的加工程序载入。机床启动，主轴加速到每分钟六千转——比原来提高了百分之十，这是优化后的参数允许的。刀具开始沿新的轨迹运动，那是一种更平滑、更像“抚摸”而非“切削”的运动方式。
王有才闭着眼睛听。十分钟后，他忽然睁开眼睛：“停一下。”
赵建国按下暂停键。
“这里，”王有才指着工件上一个位置，“刀具走到这里时，声音发‘空’。不是振动，是……是切削量突然变小了，刀没‘吃’实。”
小陈赶紧查程序数据。果然，在那个坐标点，由于曲面曲率变化，CAM软件计算的切削深度比理论值小了0.003毫米——这是软件算法的固有误差，在常规加工中完全可以忽略，但对航空叶片来说，可能就是隐患。
“记录。”谢继远说，“王师傅的判断：‘坐标X=125.3，Y=87.6，Z=45.2处，切削不实’。系统诊断建议？”
小陈在计算机上操作，系统弹出建议：“检查该点曲面法向与刀具轴向夹角，如大于85度，考虑调整刀具姿态角或分割加工区域。”
“调整刀具姿态角，A轴加3度。”王有才直接给出方案，“我估摸着，加3度，刀就能‘咬’上了。”
赵建国修改程序参数，重新运行。这一次，切削声音变得均匀、充实。王有才点点头：“对了。”
整个过程被完整记录：异常现象、人工判断、系统建议、实际调整、结果验证。每一个环节都对应着具体的数据和时间戳。
接下来的三天，试制了三片叶片。每一片，王有才都全程“监听”，提出了七次调整建议，其中五次被系统纳入了规则库——这意味着，这些经验被永久保存下来了，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况，系统可以自动给出建议。
第四天，三片叶片全部完成精加工。检测组连夜工作，用厂里最精密的设备进行全面检测。第二天清晨，检测报告送到谢继远桌上：
“叶片编号：T85-08-001至003
轮廓精度：最大误差0.008mm
表面粗糙度：Ra 0.4-0.6
残余应力测试：等级A-3
动平衡测试：不平衡量小于0.05g·cm
结论：三项指标均优于德国克劳斯公司技术要求，残余应力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报告在会议室里传阅。当看到“残余应力等级A-3”时，技术科长老周的手抖了一下：“A级……咱们达到A级了？”
航空材料的残余应力等级，A级是最高标准，通常只有欧美最顶尖的供应商能达到。B级是合格，但寿命和可靠性会打折扣。“701”厂从B-2到A-3，看似只是提升了一个小等级，但在行业内，这是质的飞跃。
“立即取样，寄瑞士复检。”谢继远当机立断，“用最快的国际快递。同时，通知克劳斯公司，新样品已经完成，可以提前验收。”
样品和检测报告通过DHL寄往苏黎世。三天后，瑞士实验室发来传真，只有一句话：“复检确认，残余应力等级A-3。祝贺。”
这封传真被放大复印，贴在了车间入口的公告栏上。工人们上班时都会停下来看，有些人看不懂英文，但看得懂那个“A-3”和后面的感叹号。赵建国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然后默默走到机床前，开始保养设备——这是他庆祝的方式。
克劳斯公司的验收代表提前到了。这次来的不只是穆勒，还有一位德国总部的技术总监，叫施罗德，六十多岁，银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而严谨。他看完三片新叶片的检测报告，又亲自在车间里看了加工过程，最后提出要见王有才。
“王先生，”施罗德用英语说，翻译在一旁转述，“穆勒先生多次向我提起您，说您能用耳朵‘听’出机床的问题。今天亲眼所见，确实令人惊叹。我想请教：在精加工阶段，您是如何判断切削状态是否理想的？”
王有才想了想，让赵建国启动机床，加工一个演示用的试件。刀具运行时，他闭上眼睛，举起右手，五指张开，像在感受无形的气流。
“声音有层次。”他缓缓说，“最底层是主轴旋转的‘嗡’，要稳，不能抖；中间层是切削的‘嘶’，要匀，不能忽高忽低；最上层是冷却液的‘哗’，要连贯，不能断。这三层声音，要像三股绳子，拧成一股，不断，不散，不打架。”
翻译有些为难，不知该怎么准确翻译“像三股绳子拧成一股”。但施罗德听懂了，他闭上眼睛，也试着去听。几秒钟后，他睁开眼睛，点了点头。
“这就是‘工匠直觉’。”他对穆勒说，“在任何语言里，这种能力都很难用文字描述，但它真实存在，而且价值连城。”
验收会议在厂部会议室举行。施罗德代表克劳斯公司宣布：三片新叶片全部通过验收，残余应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基于此，公司决定：
第一，立即启动“701”厂作为克劳斯公司二级供应商的认证程序，预计六个月内完成。
第二，将原定的叶片年订单量从200片提高到600片。
第三，邀请“701”厂参与新一代航空发动机“轻量化叶片”的联合研发，德方提供设计和技术支持，中方负责工艺实现。
“还有一个提议。”施罗德看向谢继远，“我们注意到，贵厂在加工过程中应用了基于专家系统的辅助诊断技术。克劳斯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工业人工智能’的合作伙伴。如果贵厂愿意，我们可以共同申请欧盟的工业4.0研究项目，将你们的经验系统化、产品化。”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这些提议，每一个都超出了“701”厂此前最大的想象。从代工生产到联合研发，从卖产品到卖技术，从深山工厂到国际项目……这条路，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宽阔。
谢继远没有马上回答。他看向窗外，武陵山的山峦在午后的阳光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色。他想起了1965年，他第一次走进这片山谷时的情景；想起了1983年，军品订单锐减时的焦虑；想起了那些在油灯下研究图纸的夜晚，那些为了0.001毫米精度反复试验的白天。
现在，这条崎岖的山路，终于通向了大海。
“我们接受。”他转回头，声音沉稳有力，“但有一个条件：合作研发的知识产权，必须双方共享。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数据，我们的技术改进——这些，要明确写入合同。”
施罗德笑了：“当然。这正是合作的意义。”
合同谈判持续了三天。德方派来了律师团队，条款密密麻麻。技术科长老周和小陈带着厂里的技术骨干，一条一条地审，遇到不懂的就打电话问深圳的谢望城，问北京的望城单位，甚至问香港的张教授。这是“701”厂第一次参与国际技术合作，每一步都要走稳。
最终签署的合同有中、英、德三个版本，厚得像一本书。签字仪式很简单，就在车间里，以那台五轴机床为背景。签字后，施罗德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王有才。
“这是克劳斯公司特别订制的。”他说，“打开看看。”
王有才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副特制的耳罩，但不是普通的隔音耳罩——耳罩外侧有微型麦克风，内侧有骨传导耳机，侧面还有一个小屏幕，显示着声音的频谱分析图。
“这是我们和德国一家声学公司合作开发的‘工业听诊器’。”施罗德解释，“它能采集机床的声音，实时分析频谱，将您听到的‘层次感’，用图像显示出来。这样，您的经验就能更直观地传递给年轻人。”
王有才戴上试了试。机床运行时，他听到的声音和平时一样，但眼角的余光能看到小屏幕上的频谱图——三条不同颜色的光带，像三条河，平行流淌，偶尔交汇。
“这个好。”他点点头，“我能‘看’到我听到的东西了。”
当晚，谢继远给深圳打了长途。接电话的是谢望城，背景音里有计算机风扇的嗡鸣。
“爸，合同签了？”
“签了。望城，这次……多亏了你们在深圳那边的工作。”
“是咱们一起的工作。”谢望城的声音里透着疲惫，但很欣慰，“爸，我这边机场的填海工程也快收尾了。梁副市长说，等项目结束，想调我去市科委，专门负责重大项目的技术攻关。”
“你怎么想？”
“我想回北京。”谢望城顿了顿，“但梁副市长说，深圳需要既懂技术又懂管理、既有国内经验又有国际视野的人。他说……这是一个新战场。”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父子俩都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留在深圳，意味着进入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决策层；回北京，意味着回到他熟悉的航空航天领域，继续做他热爱的科研。
“你自己决定。”谢继远最终说，“无论在哪里，都是在为国家做事。”
“嗯。”谢望城应了一声，“爸，等机场通航了，您一定要求看看。从武陵山到深圳，坐飞机只要两小时了。”
挂掉电话，谢继远走到窗前。夜幕下的武陵山，只有车间和宿舍的灯光星星点点。远处山脊线上，一弯新月刚刚升起，清冷的光照着沉睡的群山。
他想，这个世界真的变了。武陵山和深圳，直线距离一千二百公里，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两个世界。但现在，通过电话，通过传真，通过航空快递，通过那些在两地之间流动的数据、图纸、样品、人才……这两个地方，被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而这种连接，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更是技术上的、思想上的、未来上的。
车间里，夜班的机床还在运转。王有才戴着那副德国“听诊器”，正在教赵建国如何“看”声音。小陈在计算机前，整理着这次试制产生的所有数据——这些数据，将成为“经验数字化”项目最宝贵的原始素材。
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在深夜里，在机床的嗡鸣中，在数据的流动中，悄然开始了。
而他们，这些守在山里的人，推窗望去，看到的已经不只是山。还有海，还有天空，还有一个正在打开的、无比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