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陈建国就醒了。
他摸黑拿出那封匿名信。信上还是那句话：“下次不是死鸡，是人。”
他把信放回去，用冷水洗了把脸。父亲在扫院子，看了他一眼：“又看那信了？”
“嗯。”
“别老看。”
吃过早饭，陈建国去找孙副股长。孙副股长刚起床，还在刷牙。
“这么早？”
“孙股长，麻烦您个事。”陈建国压低声音，“印刷厂的记录，能帮忙查查吗？”
孙副股长犹豫了下：“我试试。”
陈建国掏了二十块钱放在桌上。
从孙副股长家出来，陈建国推车去送货。路过村口，又看见那个人站在老槐树下。那人没看他，但陈建国知道他在看自己。
到县城，市副食品公司的张科长已经在等了。
“去你那儿看看。”
张科长仔细看了大棚和日志，点点头：“合同可以签。一年两万斤，一块三一斤。但有条件。”
陈建国接过合同。
“第一，质量要稳。第二，按月交货。第三，出问题十倍赔偿。第四，只能供货给我们。”
“产量呢？”
“产量是你的事。”张科长很直接，“签了就得按时交，交不上按合同赔。”
“有预付款吗？”
“百分之三十，七千八百块。”
陈建国算了算，签了字。
送走客人，他拿着支票站在地头。这是他见过最大一笔钱。
但很快他就开始发愁。要完成两万斤，得再建六个棚。七千八百块勉强够用，但不能出错。
时间也紧。蘑菇长三个月，现在扩建，第一批新菇得十二月才能出。但合同十一月就要货，第一个月要交一千六百斤。他现在最多八百斤，差一半。
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正在摘菇，手里的篮子顿了顿。
“六个棚，一个月搭不起来。”
“我知道。”
“雇谁？村里人会种地，不会种蘑菇。”
“我教他们。”
父亲卷了根旱烟：“菌种呢？只够四个棚的。”
“扩大培育。”
“怎么扩？农科所的人不来了，技术得自己弄。”
父亲抽完烟，站起身：“我去趟县城。”
“干啥？”
“买书。”
父亲下午回来，带了书。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不认识的字就问陈建国。
第二天，父亲开始试验新配方。一周后，7号菌包长得最好。
同一时间，陈建国开始扩建大棚。他雇了狗剩、铁柱、三娃，工钱一天一块五，管午饭。
第一个棚搭到一半时出事了。
陈建国买塑料膜回来，看见棚架子歪了，柱子倒在地上。
“咋回事？”
狗剩说：“有人来说这棚违规占地要拆。我们没让，他们骂了几句走了，走时故意撞倒了柱子。”
陈建国去找村支书吴有福。
“吴书记，我的棚违规占地了？”
“违规？你那地是公社划的示范基地，有文件的。”
“今天有人来要拆棚。”
“什么人？”
“说是检查组，没报单位，没证件。”
吴有福打了几个电话，放下话筒：“县里没派检查组。建国，你得罪人了？”
陈建国没说话。
“你现在是典型，树大招风。小心点，行署那边李副主任对你有意见。”
从村委会出来，陈建国去了农贸市场。他的摊位生意差了，以前一天卖十几斤，现在只卖五六斤。
卖菜的老李头悄悄招手：“小陈，那个姓吴的也在卖蘑菇，一斤九毛，送货上门。”
“姓吴的？”
“吴天顺，城关镇的。他到处说，你签了大合同，要把我们这些小个体户挤垮。”
第二天，卖豆腐的老马和卖青菜的老李头来找他。
“小陈，吴天顺找我们了。他说收购价一块一一斤。”老马搓着手，“我媳妇要生了，住院要钱。”
老李头也说：“我老伴肺不好，药费贵。”
陈建国看着他们：“你们想去给他供货？”
两人低头不说话。
“去吧。不怪你们。”
老马和老李头愣住了。
“但你们要想清楚。”陈建国说，“他的蘑菇为什么便宜？用的是劣质菌种。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到时候他会不会把责任推给你们？”
“还有，他今天给一块一，是要打垮我。等我垮了，他垄断市场，还会给一块一吗？到时候可能八毛七毛。”
老马叹了口气走了。老李头也跟着走了。
陈建国写了张告示贴出来，又准备开放日，请市民来参观。
周三下午，王副主任来找他。
“签了大合同？好事。不过有没有想过分点利益出去？”
“分给谁？”
“李副主任那边的人。分一点，买个平安。”
陈建国看着他：“我的蘑菇是我和父亲种出来的。狗剩他们搭棚，手上都是泡。凭什么分给他们？凭他们手里有权？”
“这是规矩。想在这个圈子里混，就得守规矩。”
“什么规矩？不劳而获的规矩？”
王副主任摇摇头走了。
周五，陈建国收到第二封匿名信：“三天后，小心你的棚。”
他去了派出所。
张所长看完信说：“这是威胁。”
“三天后晚上，能派人去我那儿蹲守吗？便衣就行。”
“可以安排两个人。但得有证据才能抓人。”
从派出所出来，陈建国找了狗剩他们开会。
“三天后可能有人来砸棚。需要大家晚上巡逻，两人一组，工钱一晚一块。”
狗剩说：“建国哥，我不要钱！”
陈建国摇头：“钱一定要给。”
他安排了排班表，又做了几个石灰包放在棚子入口。
周六，信用社的人来了。
“陈建国同志，恭喜啊。我们有个贷款政策，五千块以下，年息只要百分之五。要不要考虑？”
陈建国想起孙副股长的话：这人是李副主任的亲戚。
“谢谢，我不需要。”
“机会难得。过了这村没这店。”
“我知道。但真的不需要。”
周日开放日，来了三十多人参观。下午市报记者来采访。
采访完，刘主任拉他到一边：“报道出来对你有帮助，但也会让你更显眼。市里有人让我注意保护国企干部积极性。你明白吗？”
陈建国明白。
三天后夜里十一点，陈建国躺在床上等。
凌晨一点二十分，铃铛响了。
他抓起铁棍冲出去。父亲也提着煤油灯出来。
试验田那边有喊叫声和奔跑声。
陈建国跑过去，看见狗剩和铁柱按着一个人。那人满脸白灰，呛得直咳嗽。
另外两个人往村外跑，派出所的人在追。
陈建国走近看，是王老栓的侄子王二柱，才十六七岁。
王二柱哭了：“建国叔……我不是故意的……是我大伯让我来的……他说不来就打断我的腿……”
张所长问：“你大伯？王老栓？”
王二柱点头：“还有两个……我不认识……他们跑了……”
张所长问陈建国：“怎么处理？按说可以拘留。”
陈建国看着被划破的塑料膜和踩烂的菌包。
“让他写保证书，赔三十块。不送派出所。”
张所长点点头：“行。孩子还小。”
人都散了。陈建国站在大棚前。父亲走过来。
棚里温度降到18度。这茬菇要受影响。
“爸，我是不是太心软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心软不是坏事。但有时候也得狠。你不狠，别人就以为你好欺负。”
陈建国看着远处的黑暗。
他知道今晚来的只是小角色。真正的对手还在暗处。
这场斗争还没结束。但他得走下去。
回头已经没有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