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立国已逾十载，东南基业初定，然中原故土依旧沦陷，伪齐割据河南、陕西之地，背靠金朝虎视江南，南北对峙的僵局悬而未决。彼时朝堂之上和战两派泾渭分明，右相张浚秉持恢复中原之志，力主主动北伐、进取河洛，是朝中坚定的主战派核心。他纵观天下局势，统筹江淮前线兵力，精心部署军事方略，调遣韩世忠、岳飞等一众主战名将分镇要地、整肃军队、伺机出师，筹备新一轮北伐战事。
为提振军心、彰显朝廷收复失地的决心，彻底扭转南宋偏安东南的萎靡态势，张浚接连上疏宋高宗赵构，恳请车驾移跸建康府。建康地处长江北岸，直面中原前线，既是军事重镇，亦是北伐指挥核心，天子驻跸于此，可震慑伪齐、威慑金人，凝聚朝野主战之心，为收复中原奠定根基。
此举却遭到左相赵鼎的坚决反对。赵鼎素来持重保守，秉持固守江南、息兵安民的守成思路，担忧天子北上、大军北伐会激化宋金、宋齐矛盾，招致金国大举南侵，致使江南动荡、国本动摇。二人由此爆发激烈朝堂争辩，和战之争、进取与固守之辩贯穿朝议，朝堂政局一时陷入对峙僵局。
宋高宗赵构周旋于两派之间，既渴望收复失地、成就中兴功业，又畏惧战事失利、倾覆南宋基业，心态摇摆怯懦，最终采取折中妥协之策。当年九月，赵构放弃移驾建康的主战方略，仅率朝廷文武百官前往平江府驻跸，既稍稍靠近前线以示进取姿态，又滞留江南腹地、规避战事风险，尽显偏安观望的心态。
就在宋廷朝堂争议未平、兵力部署尚未完全落定之际，伪齐政权趁南宋政局犹疑、军心未稳，主动兴兵单独南侵。自金朝扶持立国以来，伪齐皇帝刘豫始终以金朝“子皇帝”自居，屡次出兵袭扰南宋，试图借战事扩张疆域、巩固自身傀儡政权统治，缓解境内民心离散、屡战屡败的困境。此次刘豫调集三路大军渡淮南下，大举进犯江淮防线，江淮战线骤然告急。
危急关头，南宋前线将士奋勇迎敌。淮西战区刘光世麾下前锋将领王德、郦琼，率精锐士卒奔赴霍丘一线布防，依托地利顽强阻击伪齐主力，凭借凌厉攻势大破敌军，一举遏制伪齐南侵势头。紧随其后，殿前副都指挥使杨沂中率军驰援，在藕塘一带与伪齐精锐主力决战。藕塘之战中，宋军将士士气高昂、战法凌厉，大破伪齐中路大军，斩获颇丰、震慑敌胆。伪齐三路大军接连遭遇惨败，主力溃不成军，军心彻底崩盘，其余各部纷纷弃阵逃窜，南侵攻势全线溃败，仓促北撤而归，南宋江淮防线得以全线保全。
经此一役，伪齐军力损耗惨重，屡败之下愈发孱弱，金朝内部对刘豫傀儡政权的不满与猜忌也日渐加深，为日后废黜伪齐埋下伏笔。而朝堂之上，主战派声势大振，主和保守派声势锐减。同年十二月，赵鼎因固守偏安、阻挠北伐，政见不合、声势渐衰，最终被罢去左相之职。自此，朝堂政局彻底洗牌，军政大权尽数归于张浚，南宋进入全力主战、整军北伐的阶段。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出使金朝的宋使何藓自北境归国，带回了震撼朝野的噩耗——宋徽宗赵佶已于金国病故。此前徽宗被俘北迁，羁留异域数年，受尽屈辱，最终客死金国，尸骨未还。凶讯传至御前，赵构听闻生父崩逝，悲痛欲绝，史载其“号恸擗踊，终日不食”，伏地痛哭、捶胸顿足，连日水米不进，朝野百官无不为之动容。彼时朝堂上下沉浸在国耻家仇的悲愤氛围中，复仇雪耻、迎回梓宫、收复中原的呼声空前高涨。张浚趁机率文武百官反复进谏，以国仇未报、君耻未雪为由，恳请高宗节哀顺变、振作朝纲，在群臣屡屡恳请之下，赵构才勉强进食少许稀粥。
待朝野情绪稍稍平复，张浚借举国复仇的大势，再度重提移跸建康、锐意北伐的主张。此时朝堂无主和派重臣掣肘，朝野主战氛围浓厚，赵构亦被复仇之志牵动，决意进取，遂依从张浚之议，于绍兴七年二月正式颁布诏书，下诏移驾建康府，将朝廷中枢前移至江北前线，明示整军备战、恢复中原的决心。
张浚独掌朝政、主持大局后，深知南宋诸将拥兵自重、兵权分散，朝廷难以统一调度节制，是北伐大业的最大隐患。为集权中枢、整肃军政、统筹北伐战事，他定下“收内外兵柄”的核心方略，意图将分散在各路大将手中的兵权悉数收归以自己为首的都督府，实现军政归一、朝廷控军。
而镇守淮西重镇的刘光世，治军松散、军纪懈怠，且临战怯弱、畏敌避战，屡次贻误战机，是军中积弊最甚、最难以节制的统帅，自然成为张浚收揽兵权、整肃军纪的首要目标。张浚决意先行罢黜刘光世的淮西军统帅之位，收回淮西兵权，再逐步整顿全国军务、整编各路大军。
但此次兵权改制，张浚操之过急、思虑不周，事前未妥善安抚淮西将士，亦未周密部署兵权交接事宜，处置方案粗糙疏漏、用人失当，未能平稳过渡军权。仓促改制、处置失当最终酿成大祸，绍兴七年八月，淮西军爆发大规模兵变，部将郦琼裹挟数万淮西精锐叛军降齐，致使南宋苦心经营的淮西防线兵力空虚、军备尽损，数万精锐付诸东流，南宋军事实力遭受重创，北伐大业骤然受挫，成为南宋中期重大军政变故。
淮西兵变爆发后，朝野哗然，舆论汹汹，张浚作为主政大臣难辞其咎，瞬间失去朝野信任。当年九月十五日，朝臣纷纷上疏弹劾其处置失当、贻误军国，张浚最终被罢去相位。仅仅两日后，赵构为平衡朝堂政局、安抚保守势力，再度征召赵鼎入朝，复拜左相，朝堂和战格局再度逆转。
与此同时，蛰伏多时、暗藏和议之心的秦桧迎来复出之机。早在绍兴七年正月，秦桧便已被朝廷重新起用，授枢密使一职，执掌全国军政机要，暗中主导对金求和事宜。经历淮西兵变重创，赵构进取之心彻底消磨殆尽，畏战避敌、苟安求和的心态再度占据主导，彻底放弃了锐意北伐的国策，将对金议和定为朝廷核心方略。
为促成宋金和议、迎回徽宗梓宫与生母韦氏，赵构遣使臣王伦出使金国，以奉迎宋徽宗梓宫为名义，向金朝当权重臣完颜昌递出和议诉求，提出四项核心条件：恳请金国废黜屡战屡败、毫无利用价值的伪齐刘豫政权，准许宋金议和，归还宋徽宗梓宫、赵构生母韦太后，同时归还伪齐占据的河南、陕西中原故土。南宋甘愿以向金国称臣、年年纳贡为代价，换取金国应允所有和议条件。
彼时金朝朝堂亦权衡利弊，伪齐政权连年战败、损耗兵力，不仅无法为金国屏障南疆、牵制南宋，反而屡屡拖累金军，早已失去利用价值，金廷早已萌生废立之意。完颜昌权衡宋金局势，见南宋主动称臣求和、诚意十足，遂应允了南宋的议和诉求。
绍兴七年十一月十八日，金国正式下诏废黜刘豫伪齐政权，将刘豫贬为蜀国王，囚禁安置，存续八年的伪齐割据政权彻底覆灭。十二月，使臣王伦自金国返回建康，将金廷允诺和议、废黜刘豫、归还故土与皇室亲眷的消息奏报高宗。赵构闻讯大喜，以为和议大局已定、故土可期、亲人可归，当即再度派遣王伦出使金国，深入磋商和议细则，落实各项条款，推进宋金媾和进程。
在赵鼎、秦桧两大重臣的共同支持下，赵构彻底放弃进取之志，决意退守江南、安稳偏安。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赵构下诏将朝廷中枢从建康府迁回临安府。自此，临安正式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南宋彻底确立偏安江南的立国格局，收复中原的北伐大业彻底搁置。
同年三月初七日，赵构进一步巩固和议格局，擢升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将相权、军权尽数交付秦桧，全权委托其主持对金媾和事务，秦桧自此成为宋金和议的核心主导者。
绍兴八年五月，王伦偕同金国使臣乌陵思谋抵达临安，宋金即将议和的消息正式公之于众。消息传出，朝野上下舆论沸腾，激起滔天反对浪潮。朝中主战文武大臣、太学生、民间士人纷纷上疏，痛斥和议之辱，直言向金称臣纳贡、屈膝求和是丧权辱国、背弃国耻，坚决反对媾和，恳请高宗整军备战、坚守气节、收复中原。
但赵构早已心意已决，执意求和，全然不顾朝野公议，坚决推行和议国策。为扫清和议障碍、杜绝朝臣阻挠，赵构开始大肆清洗主战、异议官员。同年十月，先后罢黜秉持中立、阻挠和议的参知政事刘大中，以及再度反对屈膝媾和的左相赵鼎，彻底清空朝堂反对势力，将所有朝政大权、议和全权尽数交由秦桧一人执掌。自此，秦桧开启了长期独揽相权、专政主和的政治局面，南宋朝堂彻底被主和派掌控。
朝堂肃清之后，王伦与金使乌陵思谋返程归燕，禀报南宋议和态势。金熙宗见状，愈发轻视南宋孱弱畏战，随即派遣签书宣徽院事萧哲为江南招谕使，携带金国诏书南下，与王伦一同返回临安，正式敲定和议事宜。
此次金国诏书措辞极尽羞辱，通篇不称南宋、不尊宋室，仅以“江南”蔑称南宋政权，且以“招谕”为名，居高临下、以宗主姿态号令江南，其意昭然——欲废黜宋朝国统，令赵构承袭刘豫旧位，继续做金国的藩属儿皇帝，彻底臣服于金。
如此屈辱条款与傲慢姿态，再度引爆南宋朝野的抗议浪潮，上至宰执百官，下至布衣士子，无不为之愤慨，纷纷联名上疏，誓死抗争、反对屈辱和议。就连一心求和、甘于偏安的赵构，也难以忍受金人极致的欺辱，愤慨直言：“朕受祖宗二百年基业，为臣民推戴，已逾十年，岂肯受其封册？兼划疆之后，两国各自守境，每事不相关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时不许往来。朕计已定。”
言语之间尽显帝王骨气与家国底线，短暂流露抗拒屈辱的态度。但这份愤慨终究抵不过赵构根深蒂固的畏战苟安之心，他虽不满金人羞辱，却依旧不肯放弃和议，坚定支持秦桧推进媾和，随即大肆贬黜、流放、罢斥所有坚决反对议和的官员，曾经力主抗金、直言痛斥和议的胡铨，更是被重加贬谪，朝野主战之声被彻底压制。
绍兴八年十二月底，金国招谕使萧哲一行抵达临安，屈辱和议进入最终落地阶段。为保全赵构帝王颜面、规避君主屈膝称臣的千古骂名，南宋朝廷百般折中，以赵构尚在为宋徽宗服丧、居丧期间不宜亲受藩属诏书为由，推脱君主亲礼，最终议定由宰相秦桧代为出面，跪拜接受金国诏书。
至此，南宋以彻底向金国称臣、岁岁纳贡的屈辱代价，换取金国所谓的“恩赐”：归还原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大片中原故土，同时承诺归还宋徽宗梓宫、韦太后以及被俘的宋钦宗与赵氏宗族亲眷。
即便已然敲定屈辱和议，赵构亦深知金人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始终暗藏戒备之心。为防备金国临时反悔、和议破裂、再度兴兵南侵，他在推进和议的同时，暗中传谕沿边各路，命韩世忠等边境将帅严整兵马、加固城防、囤积粮草、日夜警戒，整肃边防、厉兵秣马，做好了随时迎敌再战的万全准备，在屈辱求和与战备自保之间艰难权衡、双向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