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冤屈遇害，是南宋历史上最沉痛的千古冤案，而谁是诛杀岳飞的真正元凶，自南宋至今近千年以来，始终是史学界争议不休的核心命题。古今史观的迭代、史料解读的深入、政治视角的转变，让这桩冤案的责任归属，从单一的奸臣之罪，逐步走向君权、相权、国策博弈的深层剖析。
一、传统史观：千年归罪秦桧，帝王置身事外
自南宋中后期直至明清数百年间，朝野与民间的主流认知高度统一，始终将秦桧视作构陷、诛杀岳飞的唯一罪魁，宋高宗赵构则被视作受奸臣蒙蔽、误杀忠良的弱势君主，得以彻底脱罪。
这种史观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记忆与民间祭祀格局。杭州西湖岳王墓前，历代官方设立四座跪像，分别为奸臣秦桧、秦桧王氏、构陷岳飞的御史万俟卨、参与迫害的大将张俊，四人永世忏悔、受人唾骂，唯独宋高宗赵构无罪责。在传统儒家史观与封建君臣伦理体系中，君主永远不可错，所有朝政弊政、杀忠误国之过，皆可归罪于奸臣当道、小人惑主，这也让赵构得以规避千年骂名，秦桧独自背负千古骂名。
这种单一归罪的认知，延续数百年未曾动摇，直至明代中叶，才被文人学者彻底打破。明代书画大家、文史学者文徵明作《满江红·拂拭残碑》，跳出传统忠奸叙事，直击冤案核心本质，颠覆性提出全新史观：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真正元凶，秦桧只是逢迎帝意、顺从君心的执行者。
词中“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一句，道破终极政治逻辑：岳飞毕生以北伐复国、迎回徽钦二圣为终极志向，若岳飞直捣黄龙、二帝南归，已然坐稳帝位的赵构，必将陷入帝位尴尬、皇权不保的绝境。相较于收复中原、雪洗国耻，赵构最核心的政治诉求，永远是保全自身皇权、稳固偏安帝位，这才是岳飞必死的根本缘由。
近现代以来，伟人援引文徵明此词的核心观点，进一步精准定性宋金和战与岳飞冤案的权责关系，明确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这一论断，彻底推翻了千年传统史观，厘清了君臣权责本质，间接坐实了赵构是岳飞冤案的幕后真凶、终极决策者，秦桧仅为工具与帮凶的核心事实。
二、现代史学分歧：秦桧主谋说与赵构元凶说之争
步入现代，随着宋史史料的全面整理、史学研究的客观深化，学界对岳飞被害的元凶归属，分化为两大对立且完备的学术观点，两派均有权威史家专著论证、史料支撑，争议延续至今。
（一）秦桧主谋、赵构次要说（邓广铭代表）
现代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为该观点的核心代表，也是近代深耕岳飞研究、梳理冤案始末的权威学者。其先后撰写《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投敌和岳飞的反抗》《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等专题论文，系统梳理绍兴年间的君臣矛盾、和战冲突与冤案全过程。
邓广铭的核心论断极为明确：岳飞冤案的主动策划者、主导者是秦桧，宋高宗仅为次要责任人。他指出，绍兴和议前后，秦桧凭借金国扶持、和议之功，彻底掌控南宋朝政，形成“挟虏势以要君”的特殊政治格局。彼时秦桧权势滔天，早已突破人臣边界，不再单纯居于赵构之下听命行事，反而能够借助金国势力、朝堂权柄操控朝政、左右帝王决策，甚至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南宋朝廷的国策走向、人事生杀，皆由秦桧主导，赵构反而需要仰其鼻息、被动顺从。
基于这一政治格局，邓广铭认为：罗织罪名、构陷岳飞、策划冤狱的全套阴谋，最初赵构并未参与、未曾知情，完全是秦桧为扫清和议障碍、铲除主战核心的私人谋划。而赵构在知晓冤案始末后，仅表现出短暂的“傍骇”与错愕，无任何制止、平反、宽恕之举，默认了冤案成立。因此在权责划分上，秦桧是主动元凶，赵构是消极纵容的次要责任人，冤案核心罪责归于秦桧。
（二）赵构元凶、君权主导说（王曾瑜、龚延明、何忠礼代表）
当代主流宋史研究更倾向于赵构为唯一终极元凶，代表学者为王曾瑜、龚延明、何忠礼等权威宋史专家，也是目前学界认可度更高、更贴合皇权政治逻辑的主流观点。
该派学者一致认定：南宋皇权高度集中，生杀予夺、将相任免、国策定夺皆出自帝王，秦桧无擅自诛杀枢密重臣、开国元勋的权力，没有赵构的默许、授意、最终拍板，岳飞绝无被杀可能。秦桧只是揣摩帝心、迎合圣意、替君背锅的执行者，冤案的根源、策划、终审、落地，全部由赵构主导。
在此核心共识之上，诸位学者结合南宋初年政治、军事、格局，细化出赵构执意诛杀岳飞的多重深层动机，层层拆解帝王猜忌的核心逻辑：
其一，功高震主、兵权过重，威胁皇权。岳飞手握百战精锐岳家军，战功冠绝天下，民心军心尽归其手，武将威望远超朝廷文官集团，打破了宋代崇文抑武、皇权制衡武将的百年格局，是赵构巩固集权的最大隐患。
其二，性格刚直、屡逆圣意，难以驯服。岳飞终身主战，坚决反对苟安和议，多次上疏忤逆赵构偏安心志，且在撤军、北伐、驻防等军政大事上坚持己见、不肯盲从帝王旨意，是赵构推行和议国策、掌控军权的最大阻碍。
其三，清廉无私、声望过盛，帝王忌惮。岳飞治军极严、为官清廉、不蓄私财、不结党羽、无私无欲，相较于贪财自保、庸碌自保的张俊、刘光世，近乎完美的人格与声望，反而让无懈可击的岳飞更难被制衡、拿捏，引发帝王深层猜忌。
其四，疏议建储、触碰皇权大忌。岳飞曾主动上疏，建议赵构早立皇储、稳固国本。在封建皇权时代，武将干预皇储废立，是帝王最忌惮的大忌，直接引发赵构对岳飞“武将干政、操控国本”的深度戒备。
其五，君臣无旧、根基疏离。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中兴大将，皆在建炎年间赵构流亡逃难、帝位飘摇之时随驾护主，与帝王有共患难的君臣旧情；唯独岳飞起家较晚，崛起于抗金战火之中，无早年护驾根基，君臣情分最浅，牺牲成本最低，最适合作为和议献祭、收权立威的牺牲品。
其六，金廷施压、以杀岳为和议前提。金方在绍兴和议谈判中，明确提出“必杀岳飞，始可议和”的硬性条件，赵构为换取苟安局面、达成臣金和议，甘愿牺牲忠臣、自毁长城。
三、终极深层动因：家军体制与南宋朝廷的君臣博弈
除却个人猜忌、国策冲突之外，南宋初年特殊的军政格局，是赵构必杀岳飞、清算中兴武将集团的最底层逻辑，也是所有冤案的根源底色。
南宋草创之初，中央禁军体系彻底崩溃，朝廷无兵可用、无财可依、权威尽失。为抵御金兵、维系国祚，朝廷被迫下放兵权，放任各路将领自行募兵、自筹粮饷、自主作战。由此崛起的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吴玠五支行营护军，本质上是武将私人化的地方义军、私家武装，士兵只知主将、不知朝廷，兵将绑定、世代相随，形成根深蒂固的“家军体制”。
这种格局彻底违背宋代兵将分离、以文驭武、中央统军的祖宗家法。对于根基薄弱、国力贫弱、历经苗刘兵变、极度恐惧武将作乱的赵构而言，这些私人化的地方武装，远比金国外敌更具威胁。南宋朝廷财力微薄、底盘不稳，中央权威不足以绝对压制地方家军，反而时刻面临地方重兵挟制朝廷、武将兵变割据的风险。
因此，赵构的终极诉求，从来不止是杀掉岳飞一人，而是彻底摧毁家军体制、收回天下兵权、重塑文臣驭武的宋代祖制。岳飞遇害之后，韩世忠、张俊等所有中兴大将，尽数被陆续罢免、削权闲置，私人化的“家军”全面改制为朝廷直辖的“御前诸军”。
从历史大势来看，岳飞冤案本质是南宋皇权集权、收归兵权、固化偏安国策的必然结果。秦桧只是前台刽子手，赵构才是幕后真正的操盘手，千年冤案的底色，是帝王为保皇权、固集权、求苟安，不惜牺牲忠臣、自毁国防的政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