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要旧纸干什么。”
一月十七号，上午九点半。
教务处资料室。
戴袖套那位从最下面那一格里抽出一沓表。
高三年级学生情况登记表（作废）
“这是哪年的。”
“二〇二二年印的。”
“印多了，第二年格式改了，这一沓就废了。”
“一直堆在这儿。”
“给我两张。”
“两张？”
“两张。”
她抽了两张给他。
温良没有接。
“在本子上记一下。”
“记这个干嘛，作废的表。”
“记：一月十七日，温良领作废表两张。”
“您签，我签。”
她看了他一眼，还是记了。
十点整，教师办公室。
温良把两张表并排铺在窗台上。
左边一张。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第二支笔——就是十月三十号在教务处领的那一支，笔杆中间贴着白底黑字的编号贴。
他拧开笔帽，在这张纸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高三（7）班温良
右边一张。
他换笔。
无编号贴，笔杆发黄，末端刻着一个字的那一支。
同样的一行字，同样的位置。
高三（7）班温良
两行字写完，都是红的。
放在一起看，一模一样的红。
“这不都一样吗。”
邱大川站在旁边看了半天。
“老师，这两支笔写出来一个色啊。”
“今天一样。”
“那明天呢。”
“明天也一样。”
“那您写它干嘛。”
“等三天。”
“三天？”
“三天。”
温良把两张纸挪到窗台最外沿，正对着南边的光。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玻璃板——办公室原来压桌面用的，边上磕掉一个角。
他把玻璃板压在两张纸上。
四个角用四本词典压住。
“为什么要压玻璃。”
“压平。”
“压平了每一处受的光一样。”
“为什么要晒。”
“晒是加速。”
温良说：
“花名册上那一行，在盒子里放了三年。”
“三年里它一直在变。”
“我这两行今天才写，是新的。”
“新的跟旧的比不了。”
“晒三天，相当于替它们赶一段路。”
“三天能赶三年？”
“赶不到三年。”
“可是能赶出差别来。”
“我要的不是它变成三年后那个色。”
“我要的是——这两支笔往哪个方向变。”
“老师。”
杜小满一直站在旁边没说话。
“这三天里，花名册放哪儿。”
温良看了她一眼。
“这个问题问得对。”
他把册子从桌上拿起来。
“武老师。”
武大军从对面办公室走过来。
“这本册子放我这儿三天，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上头有我的名字。”
“三天以后我拿出来，说它没被动过——谁信。”
武大军把册子接过去。
他没有多问。
“年级组那个铁皮柜，中间那一格能上锁。”
“钥匙一把，在我这儿。”
“再写一条。”温良说。
“写什么。”
“一月十七日十点二十，高三（7）班二〇二二—二〇二三学年学生花名册一册，
由温良交武大军保管，存年级组铁皮柜中格，加锁。”
“在场：杜小满、邱大川。”
“四个人都签。”
“连他俩也签？”
“他俩看见了。”
“看见了就得签。”
四个签名。
铁皮柜的门关上，钥匙转了一圈。
武大军把钥匙放进自己上衣口袋，用手在外面按了一下。
三天。
一月十八号，周日。
学生放假，温良到办公室待了半天。
窗台上那块玻璃板底下什么都没有变。
一月十九号，周一。
上午第二节课间，邱大川跑过来看了一眼。
“老师，还是一样的。”
“嗯。”
“那三天到底有没有用啊。”
“到第三天再说。”
一月二十号，周二。
上午第一节下课，办公室。
温良把四本词典搬开。
他把玻璃板抬起来。
两张纸露出来。
左边那张。
字还是红的。
可是红里头压进去一点别的东西。
不那么亮了。
往褐上走了一点。
偏红褐。
右边那张。
也变了。
变得更多。
红退得更狠，褐上得更快。
偏暗褐。
三个人都低下头去看。
“哎。”
邱大川第一个凑过来。
“不一样了！”
“哪张深。”
“右边。”
“再看一遍。”
“右边深。”
杜小满没有立刻说话。
她的手停在那两张纸上。
然后她把两张纸拿起来，左右调了个位置，重新摆好。
摆完她又看了一遍。
“还是那张深。”
“哪张。”
“原来在右边的那张。”
“现在它在左边，还是它深。”
“为什么要调位置。”温良问。
“怕窗台两边光不一样。”
温良看了她两秒。
“对。”
“这个我没想到。”
十点十分。
武大军把花名册从铁皮柜里取出来。
锁是他开的，四个人都在。
四样东西端到走廊上。
走廊西头那扇窗，上午十点光最平。
窗台上并排放：
一号：有编号贴那支写的。偏红褐。
二号：刻“范”字那支写的。偏暗褐。
三号：花名册，摊到最后一页。
温良没有先说。
他退开一步。
“大川，你说。”
“说什么。”
“册子上最后那一行，跟这两张里哪一张一个色。”
邱大川趴在窗台上看。
他看了一会儿，伸手指了指。
“这张。”
指的是二号。
杜小满没出声。
“小满。”
杜小满这次先把两张纸的位置调了一下，再看。
“二号。”
“确定？”
“确定。”
“一号那张红得多。”
“册子上那行没有那么红。”
武大军最后看。
他看完把手机掏出来，把四样东西拍成一张。
一号、二号、花名册上那一行，还有窗外的天光，全在一张里。
“我也说二号。”他说。
温良这时候才走过来。
“三个人，三个都说二号。”
“记一条。”
“又记。”邱大川说。
“又记。”
一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十分，于教学楼三层西窗，就两支同型红色签字笔书写样本与花名册末行墨色进行目视比对。
样本一（笔杆有领用编号贴）：偏红褐。
样本二（笔杆无编号贴，末端刻痕）：偏暗褐。
花名册末行：与样本二接近。
辨认人三人，独立作答，结论一致。
四个签名。
温良这次也签了——他签在“制样人”那一栏，不在“辨认人”那一栏。
“老师。”杜小满说。
“嗯。”
“那就是说，册子上那一行，是二号那支笔写的。”
“不能这么说。”
“又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两样。”温良说。
“第一样：不是一号那支写的。”
“一号那支是我十月三十号从教务处领的。”
“它在我手里三个月，没离开过我。”
“册子上那一行是三年前写的。”
“三年前它还在柜子里。”
他把一号那张纸拿起来，举了一下，又放下。
“这一条很要紧。”
“因为册子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最省事的说法是：他自己写的。”
“今天这一条，把这句话堵上了。”
“那第二样呢。”
“第二样：它跟二号那支同源。”
“同源不是同一支。”
“那一箱四十八支，出厂的时候墨是一样的。”
“同一箱里随便哪一支，晒出来都是这个方向。”
“我只能说：写那一行的笔，出自那一箱。”
温良把三样东西并排收起来。
“同一批笔，不同支。”
“写字的人，不是同一个。”
十点四十，四个人回办公室。
杜小满在自己本子上算。
她算得很慢，一边算一边念。
“一箱四十八支。”
“账上领出去六支。”
“四十八减六，四十二。”
“柜子里现在四十一。”
“少一支。”
“少的那一支是讲台抽屉里那支。”
“四十一加一，四十二。”
“对上了。”
她抬起头。
“老师，那柜子里剩的那四十一支，都没被领过。”
“没被领过。”
“没被领过的笔，写不了花名册。”
“写不了。”
“讲台抽屉那支，是最近才出现的。”
“最近才出现的。”
杜小满的手停住了。
“那三年前写那一行的笔——”
“说下去。”
“只能是账上那六支里的。”
“对。”
温良把教案本翻开。
那一页上抄着登记簿里现存的领用明细。
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支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温良一支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温良一支
三行。
账上六支。
簿上三支。
差三支。
那三支写在哪一页，他知道。
0430。
那一页现在不在簿子上。
装订线上只留着一条一指宽三分之一的窄边，外沿从上到下一样宽。
“老师。”杜小满说。
“嗯。”
“那三支笔，是谁领的？”
温良没有答。
他知道那一行上写着什么。
十月三十号那天，他在教务处，当着六个人念过那三个字。
念完屋里没有一个人应声。
范守义。
数量：三支。
三支笔。
一支写了花名册最后一行。
那另外两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