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五双帝驾崩与尾声（762—763）
第115章玄宗驾崩
盛极而衰，未必是天数；一人之心，可系一朝之运。开元之盛，天宝之败，皆出于此一念的放纵与惊醒。
第一节西内残年——甘露殿的冷清
宝应元年（762）的长安，春寒料峭。
西内太极宫的甘露殿里，炭盆早灭了，殿角结着一层薄薄的霉绿。七十七岁的太上皇李隆基，裹着一件旧得发灰的夹袍，蜷在榻上。从兴庆宫被李辅国那一道矫诏逼迁而来，已不知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清晨——侍从零落，宫门深锁，连报晓的鸡啼都显得遥远。
昔日的大唐天子，如今连一碗热粥，都要等上小半个时辰。
殿里空阔得怕人。当年甘露殿是帝王避暑听政之所，金碧辉煌，如今梁上结网，阶下生苔。廊下原有一班侍卫，如今只剩两个老得走不动的，抱着戟在日头里打盹；原有一群宫女轮流伺候，如今拨走的拨走，病故的病故，常侍左右的，不过阿蛮等两三人。李辅国那道逼迁的矫诏，不只搬了他的身，也抽走了他身边所有“自己人”——这是最狠的一招：让一个皇帝，在繁华散尽后，连最后一点人气的余温，都摸不着。
宫人阿蛮端着粥进来时，粥已经凉了。她是西内仅剩的几个旧人之一，原是华清宫里打扇的宫女，乱后拨来伺候太上皇。她把漆木托盘轻轻放在榻边的小几上，低声道：“陛下，粥到了。”
廊下那个抱戟的老侍卫，见阿蛮出来，压低嗓子问：“今日陛下可用了些？”阿蛮摇头：“仍是半碗便搁下。”老侍卫叹了口气，望了望灰蒙蒙的天：“想当年，咱跟着圣上巡幸骊山，那排场——前呼后拥，十里锦绣。谁能想到……”话没说完，自己咽了回去。有些话，在冷殿里是不能说的，说多了，怕勾起老人的伤心，也怕勾起自己的。
李隆基慢慢睁开眼。他望了那碗粥许久。
粥是糙米熬的，米粒粗粝，上面凝着一层薄薄的、发暗的脂膜。没有莲子，没有红枣，更没有当年长生殿里那盏用牛乳、蜂蜜、杏仁细细调过的“玉粳粥”。他伸出枯瘦的手，指尖触到碗壁——是凉的。
“凉了。”他喃喃。
阿蛮慌了，想去换，被他摆手止住。“凉就凉罢。”他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粥水寡淡，咽下去像砂砾划过喉咙。可他喝得很慢，很郑重，仿佛在饮一盏御宴上最珍贵的酒。
殿外风过，吹动窗纸上破了的洞。李隆基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春天。那时他还叫临淄王，还未登基，也曾有过一段清苦的日子；后来做了皇帝，开元初年，他励精图治，每餐不过两菜，穿的是洗得发白的龙袍。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是有了四海的财富，便觉得该享了吧；是坐稳了江山，便觉得该纵了吧。
一碗冷粥，照见的是一头白发，也是一个王朝由俭入奢、由盛转衰的缩影。
他记得很清楚，自己并非生来奢靡。开元初年，他命人拆毁了武后时期所造的“明堂”上层，减省用度；又罢“十道采访使”中扰民者；岭南进贡的珍禽异兽，他多却而不受。那时的他，以节俭为美，以纳谏为荣。变，是从天宝年间开始的——有了“开元盛世”的底子，府库充盈，他便觉得，数十年辛劳，该享一享了。华清宫依山而筑，温泉汤池，雕栏玉砌；每年的十月，他携贵妃幸骊山，随行宫人、乐工、扈从，动辄数千，所费不赀。那时他觉得，这才是天子该有的排场；却忘了，排场的另一面，是民力的透支、言路的闭塞、和一颗渐渐听不得批评的心。
一碗冷粥与一池温泉，中间隔着的全过程，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就藏在这“易”与“难”的缝隙里。
更可叹的是，这碗粥，本不必凉。他手里，曾握着让天下人人都有热粥的权柄。可当他忙着给自己筑温泉、采明珠时，便忘了，权力的本分，原是让苍生不挨饿、不受冻。等他失去一切、只能在冷殿里捧着一碗凉粥时，才懂得：真正的富贵，从不是一个人占有多少，而是他治下的人，能否安心喝上一口热的。这道理，他懂得太晚，晚到只能对着空殿，一口一口，咽下这冷的、苦的、再也说不出的悔。
他放下碗，望着空荡荡的殿宇。当年随他入蜀、陪他夜半低语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杨国忠已死在马嵬，贵妃缢于佛堂，高力士……高力士被流放了。
想到高力士，老人的眼圈红了。
那是前年（上元元年）的事。李辅国矫诏，将他从兴庆宫迁往西内，随行旧臣，尽数遣散。高力士跪在殿外，磕了三个头，起身，走了。他那时坐在殿内，听见外面的动静，想唤，却唤不出声——后来他听说，自己曾对着空殿说了一句：“你走了，朕连说话的人都没了。”可那句话，高力士没有听见。
一个曾经“力士当上，我寝乃安”的皇帝，到头来，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有一回，玉真公主偷偷进了西内看他。她是玄宗一母同胞的妹妹，信道隐居，却始终惦着这个三哥。兄妹相对，竟无话可说——不是没话，是不敢说。李隆基拉着她的手，手指冰凉，只道：“玉真，你说，当年若朕不纳李林甫之言，不纵安禄山，今日可是另一番光景？”玉真垂泪，答不上来。她知道，三哥不是在问她，是在问自己。
他更常常想起的，是高力士。那个跟随他五十余年的老奴，从潞州便随驾，到开元、天宝，再到蜀道、西内，形影不离。当年他说“力士当上，我寝乃安”，绝非客套——高力士是这宫里，唯一敢在皇帝高兴时，递一句凉话的人。马嵬坡兵变，是力士亲手缢死了贵妃，替他担了那桩千古两难；入蜀途中，是力士扶他上马、替他拭泪。这样的一个人，竟在自己风烛残年，被一道矫诏，生生夺走。老人每每思及，便觉心口被人掏空了一块——不是痛，是空，空得连叹息都发不出来。
“力士……”他也曾这样，在深夜里轻轻唤过。可唤声一出，殿外只有风声，再无人应。
还有一回，老人立在窗前，望着宫墙外远远掠过的一个汲水老妪的背影，忽然怔住了。那年收复两京，长安朱雀门前，曾有个老妇跪了一整天，手捧一碗水，无人肯喝——他后来听人说起，心里动了一下，却终究没放在心上。此刻想起，竟觉得那碗水，比甘露殿里任何一盏御羹都重。一个皇帝，到末了才明白：他坐拥的万里江山，抵不过民间一碗清水。
李隆基把脸埋进掌心。殿里很静，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和白头发的簌簌。
这一节“西内残年”，写的不是一位皇帝的凄凉，而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生的、无声的清点。权力曾把他捧上九天，也终将把他独自留在冷殿里，陪他喝完这碗凉透的粥。
阿蛮收拾碗筷时，发现老人又望着窗外发怔。她轻手轻脚退下，在殿门外，对着那株老柳，默默站了一会儿。她不懂朝堂，不懂盛世，只觉得这位“陛下”，越来越像个寻常的、怕冷的老头。可她不知道，正是这个老头，曾让整个东亚，向他俯首；也正是这个老头，一手建起、又一手放塌了他脚下的万里江山。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轻，轻得像西内窗外，那一地无声的柳絮。而他留下的那声叹息，却被风，吹了一千多年，至今还在每个读史人的耳边，隐隐回响。
第二节最后的自语——“九龄……九龄”
入夏，玄宗的病重了。
西内的医官换了几茬，药一碗碗灌下去，不见起色。老人时而清醒，时而昏沉。清醒时，他望着殿顶的藻井，久久不语；昏沉时，嘴里便开始喃喃，说些旁人听不真切的话。
这一日暮色四合，阿蛮和另一个小宫女在门外值夜，忽听得榻上的人断续出声。
“九龄……”
小宫女没听清，凑近了些。
“九龄，卿在何处……”
是张九龄。那个早已作古二十余年的、开元名相张九龄。
两个宫女对望一眼，都低下了头。她们不明白，一个将死的老皇帝，为何在最后时刻，唤的竟是一个早逝的宰相。
李隆基此刻，陷在一场谁也拉不回来的旧梦里。
他看见开元初年，自己刚即位不久，意气风发。那时的朝堂，尚有几分贞观遗风。张九龄时任中书令，风度蕴藉，遇事敢言，每每于延英殿奏事，必据理力争，玄宗虽偶有不悦，却也敬他几分风骨。有一回，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擒获安禄山，奏请斩之，言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除”。张九龄力赞其议，在奏章上批道：“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又曾对玄宗直言：“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那时的安禄山，还只是个腹垂过膝、肥胖痴憨的边将，入朝奏对，装出一副憨直模样，哄得满宫欢笑。玄宗只当他忠心可嘉，哪料这张九龄竟从憨笑里，看出了狼顾之相。
可那时的李隆基，正沉醉于开元的功业，觉得天下升平，四海宾服，一个边将，何足挂齿？更致命的是，他渐渐厌了张九龄的“直”。开元后期，宰相李林甫工于心计，善伺上意，进言道：“文臣为相，多拘守文法，不如用蕃将为帅，骁勇善战，又无党援，可不制于人。”这话说到了玄宗心里——他既要边功，又怕相权坐大。于是张九龄这样“每每逆鳞”的宰相，便成了多余。终于，开元二十四年，借“牛仙客事件”（张九龄坚拒提拔寒微的陇右节度判官牛仙客为尚书，被李林甫攻为“迂阔”），玄宗罢了他的相权，外放荆州。次年，李林甫独揽大权，“口蜜腹剑”，顺之者昌，言路渐塞。
从此，再没有人，敢在皇帝耳边说一句逆耳的话。
安禄山得以在范阳养兵蓄锐，以“献马”为名暗聚甲仗，终成渔阳鼙鼓。
李隆基后来回想，自己并非一日之间，便关上了那扇纳谏的门。起初，他只是“懒得听”——开元功成，他觉得天下已治，偶有逆耳，便当是老臣拘泥；继而，是“不爱听”——李林甫之流投其所好，说他“英明独断”，他听了舒服，便把“独断”当成了美德；到最后，是“听不得”——但凡有人如张九龄般犯颜，他便视作拂逆，心生厌弃。由懒到不爱，由不爱到听不得，不过十余年光景。一个帝王，便在自己越来越顺耳的宫殿里，把自己，和江山，一同困死了。
“若九龄在……若九龄在，安禄山何至反……”榻上的老人，声音越来越低，像溺在水里，“朕错了……朕……不听卿言……”
两颗浊泪，顺着他深陷的眼角滚下来，洇进枕上。
宫人垂泪。她们不懂朝堂旧事，却懂一个将死之人，在最后关头反复念叨一个名字，那名字里，必藏着一生最深的痛悔。
这便是权力的至高危墙：当你站得足够高，身边便只剩下称颂；当你听不见一句真话，覆灭便已开始。张九龄不是神仙，他不能替玄宗挡住安史之乱，但他至少，曾把那柄悬顶的剑，指给皇帝看过。可惜皇帝，亲手把指剑的人，请出了朝堂。
小宫女听得发怔，回头悄声问阿蛮：“张相公……当真那般灵？”阿蛮叹道：“灵不灵的，老身不知。只是听说，后来渔阳兵起，陛下避难蜀中，途经剑门，对着满山风雨，忽然老泪纵横，对左右说：‘朕悔不听张九龄之言，致有今日。’那时节，张相公已死了快二十年了。”
两宫人不再说话。榻上老人又昏沉睡去，眼角却还挂着那滴未干的泪。
权力最残酷的报复，不是杀你，是在你最无力时，让你清清楚楚地，想起所有你本可以听、却没有听的忠告。
史载，玄宗晚年确曾深悔。入蜀途中，他亲口对左右言：“朕悔不用张九龄之言。”又曾于奔波流离之际，作《傀儡吟》以自况：“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一个曾被万丝牵引、呼风唤雨的帝王，到最后，竟把自己，看成了戏台上的木偶。这“梦中”二字，道尽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恍惚：前半生何等清醒，后半生何等糊涂，而糊涂与清醒之间，竟只隔了一句不肯听的谏言。
可悔，又有何用？张九龄已死，盛唐已碎，马嵬的冤魂、范阳的烽火，都不会因为一句迟来的“悔”而消散。皇帝的悔，是这世上最无力的东西——它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只能在史册里，给后来者留一声警钟。
李隆基用一生，验证了那句最沉痛的史评：“世谓曲江（张九龄）为良鉴，而明皇不能用也。”
第三节霓裳终曲——哼完最后一支曲子
宝应元年四月初五，长安落了一夜细雨。
甘露殿内，李隆基的气数，到了尽头。
玉真公主被人搀着，从城南赶来。她是玄宗一母同胞的妹妹，一生信道，素衣简从。见兄长枯瘦如柴、神识将离，她伏在榻边，低低唤了声“三郎”——那是他们幼时的称呼。
这一声“三郎”，把老人的神识，拽回了很久很久以前。那时他们还都是孩子，在武则天执政的深宫里，依偎着取暖。后来他做了皇帝，她做了女冠，兄妹情分，是这冷透的帝王家里，唯一还算温热的东西。如今，温热也要散了。
李隆基似乎听见了，睫毛颤了颤，却没有睁眼。
过了片刻，他竟缓缓睁开了眼。眸子浑浊，却认得榻边这个人。他望着玉真，嘴角牵起一丝极淡的笑，气若游丝：“玉真……你来了。”停了停，又道：“朕方才，看见你小时候，在兴庆池边，追柳絮……一头撞在朕腿上，哇哇地哭。”玉真含泪点头：“三哥记性真好。”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她……可曾怨朕？”
玉真知他问的是谁，喉头一哽，只回：“她不怨。马嵬坡的事，她懂的。”
李隆基闭了眼，一滴泪顺着太阳穴滑入鬓角。他没再说话。那桩马嵬的旧账，他背了一辈子，到死都没能放下的，不是愧，是那句没来得及说的“对不起”。
弥留之际，他的嘴唇轻轻翕动，发出一点极轻极细的、不成调的声响。玉真公主把耳朵贴近，才辨出，那是一支曲子的旋律——不是当年倾动天下的《霓裳羽衣曲》，而是他晚年流落蜀中、闻笛悲怆时所作的那支《谪仙怨》。
他这一生，与乐不离。当年在骊山华清宫，他亲授梨园弟子《霓裳羽衣曲》，贵妃起舞，仙乐飘飘，那是何等气象；安史乱起，仓皇入蜀，行至剑州，忽闻栈道风雨中笛声呜咽，触景生悲，乃据其旋律，写下《谪仙怨》——“晴山碍目横天，绿迭君王马前。銮辂西巡蜀国，龙颜东望秦川。”写的是离愁，更是盛世一去不返的苍凉。
梨园那些子弟，他一个一个都记得。雷海青，那个在凝碧池宴上掷乐器、向西恸哭、被安禄山肢解而死的大乐师（王维后来在狱中闻此事，悲不能已）；李龟年，乱后流落江南，杜甫逢之，写下“落花时节又逢君”——当年的风华，都成了乱世里的残响。玄宗曾对近臣说：“朕生平最得意者，不在天子之位，而在梨园之乐。”可正是这份“得意”，在盛世时点缀太平，在末世时，却成了最刺心的对照：一个能让天下乐师归于一堂的皇帝，却没能守住让天下百姓安居的江山。
此刻，他哼的，便是这支曲子。
“……胡尘满，汉关空，万里碧霄终。独有梨园旧曲，算来不入春风……”
他哼得断断续续，气息如游丝。那支曲子，本是他在蜀地道中所创，写尽盛景不再、故人零落之悲。此刻他哼着它，像是在和一生最爱的音乐、最爱的梨园、最爱的那个太平盛世，作最后的告别。
殿外雨声渐歇，窗纸透进一线灰白的天光。李隆基的哼唱，停在了半句上。
曲子，未及终了。
他闭上了眼。
享年七十八岁。在位四十四年，做太上皇六年。四十四载天子，前二十九年是“开元”的煌煌盛世，后十五年却是“天宝”的由盛转衰——人生与国运，竟如此对称地，各走了一半的好，与一半的坏。史臣记他崩于宝应元年四月初五，西内甘露殿，时值细雨；一个时代，就这样湿淋淋地，退了场。
玉真公主没有哭出声，只是把他的手，轻轻拢进被里，像是怕他着凉。宫人们跪了一地，鸦雀无声。西内这座冷殿，终于替一个时代，合上了帘幕。
盛唐，在这一刻，正式谢幕。
那支没哼完的《谪仙怨》，像一道未画完的句点——它本该有尾声，可写它的人，等不到自己的尾声了。而他亲手开创又亲手挥霍的盛世，也正如这半阕残曲，繁华起处惊天动地，收束时却只余一片死寂的雨声。
玉真公主守在榻边，一直到天明。她没有哭，只是时而替兄长拢一拢被角，时而望一眼窗外那株老柳——柳絮正无声地，落了一地白。她想起幼时兄妹在宫中捉柳絮玩，三哥笑着把她举过头顶；那笑声，和着梨园的笙箫，是她这辈子，最记得的声音。如今声音灭了，柳絮还在落，年复一年，替一个时代，做着无声的吊客。
甘露殿外，晨钟响过，长安城照旧醒来。市井依旧，炊烟依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可知道的人心里都明白：那个曾让四海来朝的天可汗，那个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风流天子，走了。一个用四十年撑起又亲手放塌的盛世，终于，在四月初五的这场细雨里，合上了眼。
第四节史笔后议——一人的盛衰，一朝的盛衰
史笔后议：一人的盛衰，一朝的盛衰。
李隆基的一生，几乎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全部注脚。
他接过的是贞观、永徽留下的厚基。即位之初，他铲除韦后、太平公主之祸，亲贤臣，远小人，裁冗官，抑奢靡，开开元之盛——“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那是真真正正的海内承平。那时的他，证明了一件事：创业虽难，守成亦可有为。
可他也证明了另一件事：守业，比创业更难。
难在哪里？难在功成之后的那点“我值得享受”。有了四海的财富，便觉得该修华清宫、纳天下贡；有了无上的权力，便觉得该随心所欲、免谏饰非；向往着“长生”与“自由”，便把朝政交予李林甫、杨国忠，把军镇付与安禄山。他以为盛世坚不可摧，可以纵情享用；却不知盛世的砖石，是被怠政一寸寸抽空的。
财富，他聚到了极致——水陆珍羞、府库充盈，却只养出了杨国忠这等蛀虫，和“朱门酒肉臭”的民怨；权力，他握到了极致——乾纲独断、生杀予夺，却把军镇与相权，错付给了安禄山与李林甫，最终被权力反噬；自由，他追到了极致——求仙问道、纵情声色，以为那是天子的特权，却不过是逃避——逃避一个皇帝本该担起的、对苍生的责任。这，便是《盛唐长歌》写在自由、财富、权力之上，最沉痛的人性告白：当一个人同时拥有三者而不知节制，三者便合力，将他推下深渊。玄宗的故事告诉我们，毁掉一个盛世的，往往不是外敌，而是盛世的主人，在最高处，松开了那根名为“节制”的缰绳。
开元之治，是他建的；安史之乱，是他放的。创业难，守业更难——他的前半生，证明了前者；后半生，证明了后者。而整个第六卷“乱世悲歌”，从香积寺的腥风，到两京的收复，到邺城的溃败、河阳的死守，到李白王维的不同活法、郭子仪的功高谦退，再到今日双帝相继崩殂——写尽的，无非是一个盛世如何一寸寸碎裂，和碎裂之中，那些不肯弯的人心。
还记得吗？收复两京那日，朱雀门前曾有个老妇，跪了一整天，手捧一碗清水，无人肯喝；应天门、成都草堂、西内宫墙外，那碗水的影子，一次次浮起，又落下。它是这卷书里，最轻也最重的一笔——轻得只是一碗水，重得压着整个时代对苍生的亏欠。玄宗至死，终于在冷殿里想起了那碗水。一个王朝欠下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命，是千千万万个，连一碗热水都等不到的人。
卷中众人，各有各的活法：李白以诗酒啸傲，守住了不肯弯的自由；王维以山水禅寂，守住了乱世里的清白；杜甫以枯笔为史，守住了读书人的良知；郭子仪以功高而退，守住了名将的善终。他们都不是赢家，却都在倾覆的世道里，替人心留了一盏不灭的灯。而李隆基，作为这场大戏的起幕者与幕后推手，他的盛与衰，恰恰反衬出：真正的“守”，从来不是守住权位与财富，而是守住那点不肯被乱世吃掉的本心。
李隆基死了。十三日后，病床上的肃宗李亨，也走到了尽头。父子二人，一个开创了盛世，一个收拾着残局，最终都葬在了这乱世的尾音里。
就在这双帝交替的当口，东内大明宫里，另有一场算计正悄然收网——肃宗的皇后张氏（史所称张皇后），素与李辅国争权。她见皇帝将崩，急欲召太子李豫入宫，图谋废立、独揽后权；李辅国却已先发制人，带兵入宫，将她擒下。不出数日，张皇后遇害，李辅国愈加专横。这便是“宦祸与藩镇”一节埋下的种子，在双帝驾崩的乱局里，结出的又一枚苦果——玄宗纵出的权力真空，至此，已非一家一姓能填。
而这一切，又岂是某一人某一日之过？第六卷“乱世悲歌”写到此处，盛唐的帷幕，已彻底落下。帷幕之后，是大历、贞元，是藩镇割据、宦官废立、牛李党争，是“中兴”屡屡成空——玄宗埋下的种子，在之后百余年的中晚唐，一季一季，结出更苦的果。读懂了玄宗的盛与衰，便读懂了大唐为何盛、为何衰，也便读懂了《盛唐长歌》最想说的那句话：一个时代的崩塌，从来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连串，被忽视的、温柔的、自以为无妨的放纵。
双帝相继而崩，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终于落下了最重的一笔。后人读这段历史，有人骂他昏聩，有人怜他多情，有人叹他命数——可《盛唐长歌》想写的，从来不是对一个皇帝的盖棺定论，而是一个关于“拥有与失去”的永恒寓言：你曾拥有最盛的繁华，也终要交出最孤的结局；你曾把权力、财富、自由揽在怀中，它们却在你松手的刹那，一齐离你而去。李隆基用七十八年，把这道命题，演给千秋万代看。
《旧唐书》评他：“开元之治，贞观之风，至于开元之末复矣。”又叹其晚节：“用人之失，托付非人，遂使逆胡乘衅，天下几倾。”《新唐书》则更直白：“玄宗不衰，天宝之败，何由而及？”褒贬之间，史臣的笔，到底是温厚的——他们记得他的功，也记着他的过，更记着他那由盛转衰、令人唏嘘的一生。这或许，便是对一个复杂帝王，最好的公正：不抹杀，不粉饰，让功是功，过是过，各自立在历史的天平上。
而后世的诗人，替他写下了更长久的注脚。白居易一曲《长恨歌》，把马嵬的别恨，唱成了千古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杜牧过华清宫，冷冷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道尽了盛世表象下的糜费。诗人们不写庙堂的功过，只写一个人的爱与失、一个时代的华与毁——反倒比史册，更近人心。这也正是《盛唐长歌》的野心：它不只写一代帝王的兴亡，更写兴亡背后，那亘古不变的人性——对权力的贪恋，对财富的挥霍，对自由的误读，以及，在一切都将散场时，那一点迟来的、却再也无用的清醒。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面镜子；每个读到他的人，都会在镜中，看见自己心里，那座同样由俭入奢、由盛转衰的、小小的殿堂。
窗外，四月的长安，柳絮正落得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