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路过街角那家店。门口两瓶水还在，一瓶冰的，一瓶常温的，瓶身上凝着水汽。我站了一会儿，没动它们，走了。
昨晚睡得早，可醒得也早。四点多就醒了，天还没亮。我把琴擦了一遍，又躺下，睡不着。到机场的时候还早，到达口外头站了一排人，有的举着牌子，有的低头看手机。我站在柱子下头，先买了瓶水，喝了一半，剩下的捏在手里。大屏上的航班，一趟一趟地跳。她那一班，写着到达。
我在柱子下头站着，想见面第一句说什么。想了七八种，到时候都没用上。
航班显示到达的时候，我往前挪了两步。第一批人出来，没有她。第二批，也没有。手机震了一下，她发来一条：箱子在行李带上了。我回：我在出口。
出站的人一批一批出来。有人拖着箱子，有人抱着孩子，有人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我盯着出口，没看见她。正要掏手机，她出来了。
她走在最后。瘦了一点，头发长了，扎在脑后，有几缕散下来。她穿一件浅色的短袖，拉着一个不大的箱子，箱子上挂着一枚旧钥匙扣，走一步，晃一下。她走到门口，先眯着眼看了看天，然后看见了我。
她没挥手，也没喊。拉着箱子，走到我面前，站住。
我说，“来了。”
她说，“嗯。”
我们站着，谁都没说话。出口的人流从两边绕过去，只有我们两个站在中间。太阳很晒。过了一会儿，她说，“北京到成都，还是两千公里。”
我说，“嗯。两千公里，一张票就到了。”
她笑了一下，说，“票还是你订的。”
我说，“嗯。”
她说，“走吧。”
我伸手去接她的箱子。她没松手，说，“我自己拉。”我说，“那你拉着。”我们并排往外走。她眯着眼睛，说，“成都的太阳，跟北京的不一样。”我说，“是黏的。”她说，“黏的太阳，才叫夏天。”
回住处的路上，她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成都的街，两边都是树，叶子绿得发沉。开车的师傅话多，说了一路成都的天气。她在后座，偶尔应一声。她说，“上次来，是复查。”我说，“嗯。”她说，“这次来，是听歌。”我说，“嗯。”她说，“两回事。”我说，“一回事。”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看窗外。过了一会儿，她说，“怎么一回事。”我说，“都是冲着我来的。”她没接话。又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嗯了一声。
住处不大。一室，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摞着几本书，窗台上放着一盆不知名的花，叶子有点蔫，旁边是那本从北京带回来的旧书。她把箱子放在墙角，四下看了一圈，说，“还行。”我说，“刚收拾过。”她说，“看出来了。”
我给她烧了壶水。她坐在椅子上，把头发拢到一边，说，“这儿比北京安静。”我说，“嗯。”她说，“安静好。写歌的人，住这儿合适。”
她走到窗台边，看见那本书，拿起来，没翻，又放回去。我说，“是那本。”她说，“我知道。”她又看了一眼那盆花，说，“它渴了。”我说，“昨天浇了。”她说，“那它嫌水少。”
她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把伞，深蓝色的，折叠的，收得整整齐齐。她把伞放在桌上，说，“成都的雨多。”
我说，“嗯。你上回寄的便利贴上，是这么写的。”
她说，“嗯。那你现在，有伞了。”
我拿起那把伞，又放下。伞不重。我说，“谢谢。”她说，“不客气。”
下午，太阳没那么毒了。我说，“出去走走。”她说，“去哪儿。”我说，“先吃冰粉。”
她站住，笑了一下，说，“说好的冰粉。”
我说，“嗯。”
街角的冰粉摊支在巷子口，头顶一块蓝布棚子。老板坐在树荫底下，手里摇着蒲扇。旁边桌上坐着一对母女，小姑娘舀冰粉，勺子掉进碗里，溅了一桌子。老板认出我，说，“带人来了。”我说，“嗯。”他说，“那多来两勺。”要了两碗，一碗红糖的，一碗醪糟的。她吃红糖的，我吃醪糟的。她舀了一勺，放进嘴里，说，“成都的冰粉，跟别处的不一样。”我说，“哪儿不一样。”她说，“凉得慢。凉得慢的东西，人记得住。”
我没说话。她又舀了一勺，说，“你那个小主唱，说要请我吃冰粉。”我说，“她说了。”她说，“那明天。”我说，“明天你还有冰粉吃。”她说，“那正好。”
她问，“成都有什么好吃的。”我说，“多了。”她说，“你先说三样。”我说，“冰粉，火锅，担担面。”她说，“那明天一样一样来。”我说，“行。”
吃完，太阳更低了。她站在摊子边上，看着街对面，说，“你常说的那棵老槐树，在哪儿。”
我说，“玉林路后街。明天带你去。”
她说，“好。明天先去那儿。”
天黑了，我们往回走。路灯亮起来，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她走在我旁边，步子不快。我放慢了一点，让她走里头。成都的晚上，街边有人下棋，有人遛狗，火锅店门口排着队。她看了一会儿，说，“这儿的人，不急着回家。”我说，“嗯。这儿天黑得晚。”
回到住处，她坐在桌边，把头发放下来。我坐在床沿，隔着几步看着她。她说，“你那个第二句，写出来没有。”
我说，“还空着。”
她说，“不急。它比谁都沉得住气。”
我愣了一下。这话是小满说的，我没跟她提过。她像是看出来了，说，“你写歌的人，都是这个脾气。”我说，“嗯。”
她说，“《夏至》呢。”
我说，“词写完了，demo录好了。第一遍，留着。”
她说，“留着干什么。”
我说，“留着当面。”
她没说话。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有蝉，叫得很响。
她说，“那四句，我背得下来了。”
我说，“你背背看。”
她就背了：影子短到不能再短，夏天长到不能再长，我把一整个夏天，唱给太阳底下最远的你。背完，她说，“对不对。”
我说，“一个字不差。”
她说，“《天井》我听过了。可当面，还没听过。”
我说，“那也留着。一样一样来。”
她说，“好。”
她说，“你那个单子，怎么样了。”我说，“四首了。”她说，“哪四首。”我说，“麦子熟了，晾衣绳，夏至，曲四算半个。”她说，“那后两首呢。”我说，“还长着。”她说，“慢慢长。”
她说，“那个老周，人怎么样。”我说，“话少，耳朵准。”她说，“那他就听出来了。”我说，“听出什么了。”她说，“那口气。”我没接话。
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床让给她了。她没推，看了我一眼，说，“那你睡哪儿。”我说，“地上。”她说，“地上凉。”我说，“夏天。”她没再说什么，躺下了。
她说，“你明天还要去棚里吗。”我说，“不去。”她说，“那陪我去看树。”我说，“嗯。”
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屋里很静，只有她的呼吸声，很轻，很匀。窗台上那盆花，叶子在夜风里动了一下。窗外的蝉声还没歇。
我闭上眼睛。她来了。天井安顿好了，夏至的第一遍还留着，晾衣绳的第二句还空着。三样东西，一样一样来。明天，先带她去看那棵老槐树。然后，给她放《夏至》。
成都的夜，还是热的。可心里，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