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时，几乎没有人敢揭露此事。 仍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于5月25日写了一篇文章《丁玲女士被捕》，发表于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其后分别是《大公报文学副刊》和《丁玲女士失踪》。 不久，突然听到丁玲去世的噩耗，为老朋友奔走呼号的沈从文感到极度愤怒和悲伤。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记丁玲女士跋》(后来改名为《记丁玲女士》)这本书诞生了。 这本书在天津《记丁玲》连载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必须说这给当局带来了一些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危险。
将近50年后，这种记忆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唤起 作为一名宣传员，丁玲对那些在过去20年里在政治上迫害她的人异常沉默，但她尖锐地批评和嘲笑了这本自己的传记。 1980年春，丁玲在《国闻周报》第三期发表了《诗刊》。文章称《也频与革命》为“一部写得不好的‘小说’，‘胡言乱语’和‘一长串文章’，谴责作家沈从文是“一个害怕死亡的懦夫，一个为个人得失讨价还价的庸人，一个站在高高的河岸上，评价在汹涌波涛中战斗的英雄的高贵绅士”。" 两人死后，“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导致了“丁慎文坛案件的解决”。研究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争论不休。 他们大多从同情沈从文的角度批评丁玲的“偏见”。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丁玲的政治性格都得到了强调。 这让人们深思:曾经被称为“文学轶事”的深厚友谊是因为不同的政治信仰而破裂的吗？还有其他原因吗？
1931年2月底，丁玲在常德拍了一张照片。
丁玲本人向一名研究人员解释说:“沈从文在我被捕一年后来到常德。” 有两个年轻的文人，也是他的崇拜者，拜访了他，告诉他我妈妈在常德，问他是否想去 他说没时间去了。 这两个年轻人非常生气，把情况的真相告诉了我妈妈。他们认为他太缺乏朋友了。 后来妈妈告诉我这件事后，我也很生气。这是什么样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找到了沈从文，恳求他保护我免受牢狱之灾。所有费用都由党承担，但沈从文断然拒绝。他说他不能干预此事。 这表明沈从文怕得要死。 然而，他写的关于《记丁玲》的内容似乎是他和我的友谊有多深，纯粹是一个伪君子。 通过这两件事，我真的不想再和他说话了。 ”(袁梁军《记丁玲》)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83页，第91页)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他于1934年回到湘西，经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一些老师和学生建议他去看我妈妈，但是他没有去；第二师范大学的学生去我家看望我妈妈，在我妈妈面前说了一些不公平的话。 原来沈从文当时是作为密友在报纸上发表《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篇长篇文章的。 我母亲以前是一个经历过人类情感、温度变化和社会条件变化的人。她对此并不后悔。她只是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她过去常常告诉我这些事情，好像它们是别人的一样。 但是我的心有点不舒服 我非常了解这个人 在风浪中，他一向胆小怕事，害怕被牵连，自然不必责备 我理解他并原谅他 只有当我们再次相遇时，总会有一些不自然的东西。 .你想到哪里去了，那时沈从文不愿意借自己的名义去上海接母亲到国民党去还女儿
抛开这两件事的真假不谈，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即使沈从文因为胆怯不敢做这两件事，也不应该成为40多年后被责骂的理由，更何况丁玲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知道了上述情况。 丁玲当时没有谴责沈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看望他。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丁玲第一次接触到这本关于她自己的传记，两人之间的关系才发生了转变。答案似乎只能在这本书里找到。 本文试图从女性的角度探讨丁玲为什么对这个《记丁玲》如此反感。
关于丁玲对这本传记的第一次阅读，她的丈夫陈明后来这样描述:“丁玲起初没有心思读它，但是她看着它越来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事情是错误编造的。” 有些人建议她写文章驳斥谣言。丁玲说，我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多指责，没有反驳谣言。沈从文说没有必要因为生活中的责备而驳斥谣言。 ”(李辉《记丁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6页)既然丁玲说“没有必要反驳谣言”，《沈从文与丁玲》的编辑在起草手稿时就忍不住违背了初衷。从这个角度来看，沈从文的《诗刊》确实在某些方面招致了宣传者强烈的负面情绪。
作家在写传记时总是带着自己的主观色彩和感受，但为生者和死者写作是不同的。 前者考虑到读者在阅读时的感受往往有些忌讳。后者顾忌较少，更容易用笔写。 沈从文的《记丁玲》写作显然属于后者。当他得知丁玲被杀并相信时，他开始写作。第《记丁玲》和《丁玲女士失踪》条都提到了这件事。 因此，世界所见的《记丁玲跋》是作者任性的作品。 所谓的任性写作，虽然是真的，但不可避免地不会因为不受限制而马虎，这样的马虎往往容易被读者误解。
1979年深秋，来访的日本女性汉学家中岛女士向丁玲赠送了香港版的《记丁玲》，解释说这本书是她研究和传记的第一手资料。 与此同时，中岛布里吉特也对这本书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不禁促使丁玲开始阅读这本关于自己的传记。 通过阅读，丁玲在这本书的许多白色部分上做了红色标记空 根据陈淑玉的统计，她写了127篇批评文章和间接评论，其中大部分是反驳。这表明她当时是多么不满意。
在丁玲的诸多评论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从旁观者的角度扭曲和嘲弄左翼革命者；其次，她认为沈从文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和庸俗的品味来描绘和诋毁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 事实上，后者是她最讨厌和最不能容忍的。 丁玲曾经对丈夫陈明说，“我讨厌用他的眼睛和兴趣来看待生活”。这句话显示了她的内心 (李辉《记丁玲》，第156页)李辉在他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做了这样的分析:“事实上，丁玲应该有更多的内在和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对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多次提及的不满。 她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人，但同时她也是一个女人，一个暮年的女人。 女性，尤其是这个年龄的女性，发现很难同意公开披露她们的私生活。此外，她认为有许多“捏造”的故事。 (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69页)
丁玲在写作
虽然丁玲本人曾经和朋友说过，“我还是不想反驳他，因为我总觉得个人生活不重要，不值得澄清。” ”(许小羽《沈从文与丁玲》)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更不用说接下来的“定神之争”。
那么，丁玲如何评价这本书？根据岳麓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也频与革命》，丁玲评论如下:“读书的时候，到处都要筹款。 不久，他们的住处似乎和那些著名的教授在同一个地方。 至少瞿秋白和史存通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 (第53页)
丁皮:“又胡说了！”
.她的年龄已经需要一个男性嘴唇和两只手臂。 .如果有这样一个男人，这种生活会立刻让她非常幸福 (第65页)
丁丕:“沈从文经常根据自己的品味诽谤严肃的事情。” 我不太喜欢他的风格。 在他眼里，总是有趣的 “
虽然她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起 海军学生只能给她提供一个年轻人的身体，但他们不能给她任何额外的好处。 (第83页)
丁皮:“混蛋！”
她已经24或25岁了，她对葛丽泰·嘉宝《记丁玲》的印象经常被朋友提起。 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英华骑士精神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外表平凡、性格平静、外表苦涩的学生.(第124页)
丁丕:“看到我被写入什么是一种侮辱！这都是他的粗俗言论！”
正如陈淑玉先生所总结的，“丁玲认为沈从文根据自己的庸俗品味，把她描绘成一个与湘西妓女没有什么不同的女人。她把自己和胡叶萍的结合写成纯粹的身体结合，有意无意地用一层粉色覆盖了她的私生活。” (陈淑玉《肉体与情魔》)事实上，任何女人看到自己被描述成如此丑陋的形象都不能无动于衷。此外，丁玲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知识女性。
事实上，丁玲在原著中很多地方都受到了表扬，比如:
“如果你给她看一本不惜任何代价的小说，并请她给出一些建议，这个意见将会非常正确，永远不会含糊。” ”(第77页)
“她的谈话就像写信一样。当她想说什么的时候，她会说出来。当她说得更多时，她不会让人感到麻烦。当她说得很少时，她也会让人们理解其中的含义。 ”(第78页)
“因为她知道有必要用理智来控制，从那以后生活不会白白浪费自己，她总是控制自己，在最悲伤的日子里照顾孩子，用孩子的烦恼折磨自己的精力和感情，从不向别人示弱 ”(第235页)
沈从文
虽然有许多这样的赞美，但它们不足以抵消看似简单的“人生一瞥” 丁玲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虽然她在“五四”时期接受了“自由”和“民主”的洗礼，但传统的女性取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沈从文给了她“生命的罪魁祸首”，她不想被人知道，至少她不想从沈从文嘴里说出来。 丁玲曾经对周良培说:“那些认为我是老乡和朋友的人，在我受苦的时候，还利用我迎合普通市民编造这样的故事，是朋友吗？”(周良培《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虽然沈从文的写作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不是丁玲想要看到的真相，这打破了丁玲的心理障碍。 从他过去的行为来看，沈从文没有恶意，但他不认识他的老朋友。他天生天真无邪，认为“她需要人们像对待男人一样对待她”，忘记了她其实是一个女人，沉默寡言流淌在她的血液和骨骼中。 此外，沈从文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在长期以大男子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自然采取了男性话语的表达方式，他对丁玲的描写也不无成见。 从另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男性叙事是令人厌恶的。 相似叙事方法对女性的解读往往过于简单，忽略了复杂的女性心理，而具象化的描述容易导致读者误解作品中的女性角色。
追求自由并不意味着你不关心世界的眼睛。 在丁玲的情感生活中，无论她扮演什么样的新女性角色，她的情感生活都不愿意暴露于世。 与冯雪峰的“情感行走”(沈从文的语言)或与叛徒冯达的同居对局外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沈从文只是用写实和略带调侃的笔触来讲述事件的表面，旨在展示真正的丁玲 丁玲对此不以为然。她明确表示，她不喜欢沈从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用‘有趣’的眼光看朋友” (许小羽《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应该说沈从文无意诽谤丁玲。他的“错误”实际上是旧时代几乎所有男性作家的通病，即完全从男性和男性的角度看待女性，而不是以“换位”的方式真正体验和同情女性的真实感受 沈从文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错误”，所以实际的阅读效果往往违背作者的初衷。
丁玲一直无法释怀，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将一点点机会攻击沈从文和他的作品《丁玲与徐霞村之交》。 1981年初，丁玲在《记丁玲》上发表了一篇回顾性文章《文汇增刊》 在这篇文章中，她这样描述沈从文:“他(指胡晔品)是一个金店的学徒，具有劳动人民的气质。” 与一些绅士或准绅士不同，他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鄙视整个世界，用一些有趣的话炫耀，并展示他在编故事方面的所有天赋。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制造小谣言，制造虚假和真实，甚至制造虚假和虚假的外表来打动别人。 “
丁玲等人于1983年4月18日访问了巴黎 在一次采访中，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胡也频》本书全是谎言。这是一部小说，注重趣味性。” ”(引自姜木《记丁玲》)
丁玲拒绝承认这本书的真实性 在她看来，作者“编造”的赞美或批评都不符合事实，不应该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她的“引论书”。 当有人因需要编译《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而找到丁玲时，她断然说:“你要想研究我，就不能受沈从文的影响。” 他随意编的两本书没有参考价值。 他认为我已经死了，于是通过闲谈编了一系列小说。我必须在他死前写一篇文章来解释真相。 ”(元梁军《丁玲集外文选》)这表明丁玲急于“驳斥谣言”。这本书的损坏迫使这个长期受苦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为自己辩护。
今天，“定神之争”已成历史。局外人很难对每个案件的是非曲直做出准确的判断。 走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陷入了犹豫、脆弱、敏感和忧郁的时代。一句话，有意无意地，可能会使他们的神经紧张和警觉。 然而，我担心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和观点是“定神之争”的内在原因。这两个人之间的误会直到他们去世才得以消除，这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