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肥皂》发表于1924年3月，这也是鲁迅写《野草》的一个内心矛盾时期。本文立足于启蒙的视角，运用“肥皂”的双重象征意义来解读鲁迅对启蒙的可操作性和悲剧结局的深刻思考，以及他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挣扎。
关键词:肥皂；符号；启蒙运动；矛盾
《肥皂》出版于1924年3月，后来收录于《彷徨》。对《肥皂》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思明的，要么批评他的虚伪，扭曲他的性格，讽刺他作为封建卫士的地位，要么揭露民族恶习。关于肥皂的象征意义，文如民用精神分析理论解读了《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年的小说，认为它“相当实验性，甚至可以被视为鲁迅的“实验小说”。鲁迅的目标是根据潜在的“性心理”活动写一部纯粹的精神分析小说[1]因此，肥皂象征着思明对乞丐的“性幻想”。后来，他买了肥皂，回家后斥责妻子和孩子，并与何陶同·不韦元一起起草散文。这个话题源于司明的封建伦理与内心欲望的矛盾。鲁迅借此揭露封建伦理的虚伪，批判旧思想。在对肥皂的象征意义做了合理的解释之后，这种说法并没有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分析。鲁迅曾经说过《肥皂》“认为自己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2]和鲁迅，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思考国民性的转变和启蒙，不会把这样一部小说纯粹看作精神分析的实验，所以有必要回到启蒙的角度去思考它的深刻意义。朱崇科对《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_鲁迅肥皂精读》中肥皂的象征和隐喻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肥皂作为主要线索，与思明的物质和精神分析相联系，隐喻性地表达了中西文化立场的兴衰、变化和融合，以及宏大叙事中的民族寓言，预测了现代性可能的胜利趋势和传统宗法中心的复杂渗透和弱化。[3]作者站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与社会紧密相连，但有一种与作品所产生的文化氛围和时代环境相分离的感觉。前一种解释在今天是有益的。要理解鲁迅的深刻，还需要结合他的启蒙思想来思考。[4]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年评论鲁迅为“崇尚启蒙，超越启蒙”，[5]这样的总结简洁准确；李欧凡(Leo Oufan Lee)对《铁屋中的呐喊》年《野草》的分析结论是失望和希望之间的矛盾，[6]基于这一理论，《肥皂》年的“肥皂”形象应该有两种象征意义:对思明来说，它是性心理的象征；对鲁迅来说，它象征着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以启蒙为主题的西方文化。整部小说是鲁迅对启蒙的可操作性和倡导启蒙后的实际结果的深刻而矛盾的反思。它远远高于启蒙，显示了鲁迅独特的超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思考，鲁迅无法摆脱绝望与矛盾的内在纠结，始终处于“抗拒绝望”的孤独与悲伤之中。
毫无疑问，受尼采哲学“上帝死了，个人觉醒和解放了，所有的价值观都需要重新评价”的影响，鲁迅一生都在倡导启蒙。受时代个人和社会悲剧的影响，鲁迅知道没有启蒙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和国家，所以肥皂作为一种特定的西方进口和西方文化符号，无疑是被接受的。然后他想，大众是如何接受的，他们是否真的接受了？公民有什么样的文化和心理结构？它和启蒙运动之间的矛盾能解决吗？
从启蒙对象的分析来看，《肥皂》年接受启蒙的人可以分为以司明为代表的封建老文人、以薛城为代表的年轻人和与启蒙没有直接关系的司明夫人。司明早期曾支持新文化运动，但他很快改变了态度。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仅无用，而且对——人有害。“没想到学校的弊端会如此之大”和“没有实际的学习，只有胡说八道”。像思明一样，还有何道同、卜伟元等人，他们互相称呼对方为“道翁”和“魏翁”。他们的话充满了人。他们强烈主张新文化运动，但讽刺的是，启蒙运动像蜻蜓点水一样掠过他们的视野。起初，他们更多的是被附庸风雅的传统心理学所提倡，而不是被新文化的真正接受所提倡。可悲的是，启蒙运动后，他们组织了反对它的活动，并开始写文章“保存中华民族的精髓，同时遏制腐朽的风”。他们以——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社会命名该运动为“驱风”。然而，司明和其他人正试图抵抗这股新的风。启蒙地位的初步变化成为司明等封建文人维护旧文化的催化剂。这充满了悲剧性的讽刺。鲁迅以此为基础，理解《四明》中所有人的文化心理，无意讽刺或批评。面对现实中无处不在的矛盾，甚至启蒙的陷阱，他在希望和失望之间挣扎，在内心深处朦胧而有力地挣扎，在否定和否定的重复中思考启蒙的可能性。
作为另一种开明的人，学习过程是接受西方文化和“学英语”的年轻一代。然而，他的命运仍然由他的父亲控制。每天有——人被要求练习八卦拳。“中西妥协”学派源于司明的安排。他没有任何新青年的独立精神。他接受的教育，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实际上是像思明这样的封建文人的惯常行为。因此，学习过程注定要成为斯明的接班人。这个年轻的学生思明在买肥皂时遇到了用英语嘲笑和辱骂他的人。这是人性的劣质性和启蒙的无效性的真实证明:自我完善的原始武器已经成为自我毁灭的工具，启蒙的复兴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怀疑的话题。在《拿来主义》年，鲁迅阐述了他对外国文化的选择态度，即“一个人应该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它”。[7]经过选择，一个人必须选择有利于自己发展和进步的东西。《肥皂》的结果是学习外语辱骂词，然后用它们来嘲笑同胞，而思明不反对购买肥皂的过程。启蒙运动带来了多么悲惨的结果。
思明太太可以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启蒙者。正如史志进所说:“在她对新文化的态度中，斯明太太只是她丈夫的声音。”[8]她对启蒙运动漠不关心。思明买了肥皂。她只需要选择是否使用它。肥皂必须给她用吗？这篇文章也有很好的阐述和描述:“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肥皂被雇佣了。”对此，吴中杰批评[“顺从丈夫的意愿”，并认为这突出了斯明夫人在肥皂泡沫中看到的胜利中的妥协和顺从。石智同意吴的观点，同时更深刻地指出肥皂的使用是必然的结果。这是这项工作有趣的结尾。尽管这个封建家庭的内部关系微妙而复杂，父亲是儿子，丈夫是妻子的原则仍然是它的最高标准。——无疑是启蒙运动失败的又一宣言。
这是鲁迅在文章中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思明、薛城、思明的妻子等人需要以启蒙为主要理念的西方文化，但它的可操作性在哪里？结果如何？
《肥皂》以复杂的反讽暗示了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思明接受进口“肥皂”源于他对乞丐的性幻想。思明回家后的一系列恼怒源于对欲望的焦虑。用来清洗的肥皂可以洗掉斯明太太身上的泥。然而，对思明来说，新文化运动“没有实践知识，只有废话”。这所学校应该完全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保留国粹，遏制腐朽之风”。最后，文章的题目是“女性的孝道”。原因仍然是乞讨女性——的性幻想不得不佩服鲁迅精湛的结构技巧。转了一圈后，鲁迅回到了原点。乞讨女人的欲望触发了司明在决定文章标题前买肥皂。如果购买肥皂仍然是一个进步的行为，建议的标题完全显示了启蒙运动——的悲惨结果。现实因一种讽刺的姿态而加剧，这种姿态是为了归还原先试图摧毁的旧东西。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从那以后，第四任妻子总是带着一些难以形容的香味，像橄榄而不是橄榄。将近半年后，它突然变了，每个闻到它的人都说它像檀香木。”檀香是中国古代女性常用的中药香料。显然，斯明太太用完肥皂后，她又继续用阿拉伯胶。这是斯明早期主张开学、送儿子上中西学校后态度转变的又一次复制，他继续尊重孔子，恢复古代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是从属的。除了思明夫人因思明购买肥皂而引起的愤怒(这是人们的正常反应，与启蒙无关)，它没有给承办人带来任何影响或变化。联想《伤逝》，如果子君为婚姻自由的斗争象征着西方文化，那么涓生不仅怀念子君的离去，鲁迅也是启蒙的哀悼者。
《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以《呐喊》和《彷徨》为例，鲁迅谈到了他小说技巧的变化和进步，提到了《彷徨》。他说:“从那以后，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但他的技巧更成熟了一点，他的描写也更深刻了一点，比如《肥皂》和《离婚》等等。但一方面，他也降低了热情，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在鲁迅的技巧中随处可见。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用了一天的时间，借用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细节，用一种类似现实生活的轻松语气来讲述故事。阿里承载着作者对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的矛盾思考，使读者在阅读中由轻松变为沉重，进而警示世界。在这种想法背后，鲁迅的内心是深沉而孤独的。
鲁迅非常清楚在处理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文化时所面临的操作困难和问题的复杂性。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和心理结构具有抑制作用。《《肥皂》》和《《呐喊》》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章节都被触动过，但都没能妥协，比如魏舒炼、涓生和鲁付伟。例如，通过人民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接受启蒙的巨大困难也反映在关于农民和妇女的章节中。其结果仍然是悲剧——显然是封建枷锁造成的，但其背后是时代变迁的无效性和启蒙的失败，润土和子君就是明证。
显然，鲁迅的思想影响深远。他对思明等人几乎是仁慈的。当然，坏习惯是存在的，但在它们背后，历史、文化和社会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与此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依靠人们正常或异常的欲望来形成一种文化是可取的吗？启蒙倡导人性、自我发现和公共性的理论，但它如何与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相适应呢？如何解决内部矛盾？
中国务实理性的精神善于接受外来事物，吸收外来事物，然后将其融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在知识分子中尤为重要，它影响着大众，并将外来事物的吸收和变形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面对西方文化，选择本身仍然受其自身心理结构的支配，在“接受”之后，被同化为具有自身色彩的观念。如果斯明的肥皂方法被采用，那么ab
李欧凡在《彷徨》中说:“《铁屋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更多的是分别探究孤独者的命运和普通人的行为。小说中孤独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不同的肖像似乎反映出他从“大喊”到“犹豫”的情绪越来越失望。”[11]这对于鲁迅在创作《彷徨》时的心理把握是准确的。与《彷徨》和《呐喊》作品相比，前者侧重于对民族性格的揭示和批判，而后者在揭示和批判后又对民族性格进行了展示和思考。结果无疑令人失望，就像现实中一样，“有些人上升了，有些人退休了.”鲁迅此时不仅在思考如何开导，而且陷入了开导后的矛盾之中。他在同一时期写了《彷徨》(1924年9月至1926年6月)，这也证实了他当时的心态。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启迪他的思想，但他思考的结果却是矛盾、悲剧和徒劳。他在西方的价值选择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纠结，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希望就像肥皂产生的泡沫，但里面是无法摆脱的空虚。当泡沫耗尽，空虚逃离和分裂，孤独和绝望的“何吉独自流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