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去了乡下。1974年8月，成都市又掀起了一股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困农民和中低农民再教育的热潮。
虽然据说在过去的两年里，只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知青下乡的政策就有了一些松动的变化。可以照顾，留在城市不去农村。
但是对我哥哥来说，光照顾是不够的。首先，他不是老板。无法处理。其次，对他来说，家里有兄弟和弟弟并不是独生子。还是不能照顾。他似乎无法隐藏。
我哥哥高中毕业，刚好及时。他去农村的地方是四川省西昌区冕宁县。离成都有1000多公里，他一个人坐火车花了10多个小时。
虽然国家有了新的下乡政策，但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不能去农村，但毕竟他不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他的弟弟还在上小学四年级。此外，我哥哥在成都工作，每天都要经过总公司的大门。那时，我们家住在总公司的大院里。大院里的每个人都能看见它，也没人能藏起来。
我父亲在总公司把知青登记表带到了乡下。
我哥哥看到我是一个农村的知青，什么也没花，好像我的父母没有多少爱心。两年内，他很快就会回来。此外，在他看来，我作为一个兄弟，也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我靠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过渡到农村和山区，接受了贫农和中农的再教育。他的头脑肯定比我聪明，他肯定会比我早回来，他会毫不犹豫地填写登记表，并代表他交给总公司的有关部门。
我哥哥很快完成了去乡下的手续，就出发了。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每天都心不在焉地呆在家里，做任何事情都显得那么无助和懒惰。这就像一首可怜的小曲，当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当知青的时候，我经常哼。在房子周围。我看到这些，心理也很不舒服，这时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和我当初离开家乡的知青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不时安慰他，但他马上给了我回报:“你在受过教育的青年时代就回来了，站着说话当然不会太痛苦。”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事实上，他现在什么都不会听。我不再提去农村的话题了。
几天后，几辆公共汽车到达了我们的大院。来到农村的知青出发了。我们全家去院子里等我哥哥上车。我把他的行李放在公共汽车上，安顿下来。我下了公共汽车去找哥哥。看到我父母告诉他的话，弟弟牵着他二哥的手，不愿离开。我和哥哥拉了拉把手，告诉他行李在哪里。说了句:“花点时间写更多的信，有空的时候再来。只要你在队里表现出色，你总有机会很快回来。”我哥哥点点头，上了公共汽车。
农村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上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缓缓驶出大院。院子里的所有人都跟着走出大院，来到总部门口。看着公共汽车，他们慢慢离开我们，向远处走去。许多人流泪。当知青的孩子离开时，他们带走了亲戚的期望，留给他们无尽的思绪。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是什么？这一沉重的意识形态负担就像是人们心中的一座大山，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被抹去。
三年零九个月后，和我哥哥在一起的一个公社的知青陆续被调离农村。生产队的六名知青已经去过四次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真的很不耐烦。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父亲终于决定利用去西昌出差的机会，去找当时在西昌太和铁矿的老朋友们做些什么。到达西昌后，他得到了老同事和朋友的帮助，并向朋友和熟人求助。经过多方努力，我终于为哥哥拿到了西昌太和铁矿开铲的工作配额。接收方办理完业务转移手续后，我父亲从西昌赶到冕宁，沿着全国几十英里的简易公路走去。他找到了我哥哥所在的生产团队，并告诉了我哥哥关于这份工作的事情。虽然这份工作当时在西昌太和铁矿，是电铲的司机，但毕竟不再是知青了。至少这是一份正式的工作，不再是吃饭的工作。
十多天后，我哥哥要去做他的新工作。他离开的那天，制作团队中最后一个知青用手推车把我哥哥的行李推到火车站。检查完行李后，他们分手了。我哥哥已经离开农村，不再是知青了。
制作组结束时离开的知青独自把手推车推回制作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情。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车推回生产团队的。
当他回到生产队的知青房时，他看着那座大房子，里面挤满了被一起送下来的知青，发出很大的噪音。现在他独自一人。我心里是什么样的？很难想象他什么时候会再次离开生产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