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翟永明是当代诗歌中最具艺术气质的女性诗人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连续写作中，不难看出翟永明的坚持和深刻，她深入探索了丰富的女性经验，致力于构建女性话语空间，重构女性与世界的关系，甚至走向生活写作。通过阅读他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诗歌，除了《夜》、《女人》、《对话》、《神秘》等关键词以及女性不可避免的独特敏锐之外，他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越来越强烈，足以显示当代中国诗歌中女性意识的上升和超越。
1。《黑暗意识与神秘对话》
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翟永明开始建立起以女性意识为基础的开拓性、敏感性、激情性和复杂性的写作风格。与翟永明一样，许多女性诗歌作家也相继进入诗坛。陆益民、王小妮、唐亚萍、伊蕾等女性诗人的女性诗歌创作备受关注，关于“女性诗歌”的讨论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女性诗歌’”，追求人格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以及长期放弃社会赋予的某些既定角色只是其最初的意识形态；回到妇女本身并深入了解她们，这充分反映了在从独特的生活经历中获得的人性深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全面的独立和自主感“[1”。
翟永明的创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都试图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女性普遍而自觉的生活经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84年发表的团体诗《女人》。同时，翟永明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了女性意识的意识。通过对女性独特生活经历的描写、书写和把握，翟永明的诗歌构建了一个神秘、自我切割、深刻的“黑夜”世界，面对着女性所回避的一切痛苦和命运。因此，翟永明的《女人》诗及其序言《黑夜的意识》，以及陆益民的《美国妇女杂志》，往往被视为“女性诗歌”开头的“象征性”作品。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不仅是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象征，也是翟永明塑造女性自我主体的象征。从那以后，“夜”迅速成为女性诗歌作家中普遍而有代表性的经典形象。翟永明揭露了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妇女状况和状况。“夜”已经成为与男性隐喻的“日”相对应的女性精神空间和自我世界不舒服的参照物，成为女性自我主体的普遍塑造。从那以后，陆益民、伊蕾、张震、唐亚萍、海南、红英等女诗人的写作充满了强烈的黑暗感。
此外，“独白”叙事是翟永明诗歌中常见的表达方式，也是女性诗歌中的重要元素，反映了诗人潜意识的情感体验和复杂纠结的词语书写。通过他的独白，诗人表达了女性的存在，面对强大而坚定的男性社会秩序，她们受到压抑和保护。例如，《独白》:“我，一个狂野的梦，充满了深深的魅力/意外由你诞生。大地和天空是一体的，你称我为女人/增强我的身体”，如《静安庄》:“我的脚倾听大地的声音/让我到达寂静的深处”(《第二月》)等。
面对自己的痛苦和命运，翟永明以自我独白的方式介入世界，以女性特有的对世界的敏锐感知，导致了女性自身灵魂的深渊。这种忏悔写作，通过对灵魂深处的不断探索，把握意识中的一些变化、跳动和瞬间感受，真实地描写了女性面对男性社会秩序时内心的黑色情绪和复杂意识。这是一种基于自身的女性写作和判断。
2。多元意识与口头叙述
20世纪90年代，来自静安村的翟永明开始摆脱诗歌创作中性别对抗的束缚，用一种新的性别写作方法探索和关怀更广阔的女性世界，同时开始“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的声音，原始的理想主义，独立的风格，不分男女性别”，
这一时期，翟永明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开放而深刻的氛围。与前期女性身体写作的二元对立相比，翟永明的创作开始多元化，关注多元关系中女性的存在。诗人开始超越自己早期创作的局限和他所创造的“束缚”，走出狭窄封闭的女性世界，走向一个超越女性视角的宽广、清晰、深邃、开放的多维世界。
翟永明的诗歌创作从男女关系转向了更广阔的女性与世界的关系领域，反思并超越了他早期的创作。1993年创作的戏剧小说写作策略《咖啡馆之歌》，成为翟永明创作中的一个显著差异，也是他80年代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它被认为是“放弃《女人》的写作模式，寻找一条新的写作路径的风水岭”[4。
也是从1993年《咖啡馆之歌开始》开始，翟永明的诗歌有序地完成了语言“下午”、“早晨”、“清晨”等与事件相关的时间词语的转换，使他的诗歌体现出强烈的叙事意识和口头特征。在日常生活和口头写作中，诗人的情感是细腻的，他的经历是敏锐的。诗人“用诗歌创造世界，就像创造自己的家庭环境，让诗歌和存在与日常生活相统一”[5。
此外，从《我策马扬鞭》 (1988)到《咖啡馆之歌》 (1993)当“我”、“我们”、“他”、“你”和其他人从“下午”、“晚上”到“清晨”没能聚在一起时，“我”在“夜晚”、“冻土”和“骑马鞭打”中的叙事写作，再归于“平静的河面”，展现了复杂而无意义的生活状态。到了《落水山庄》年，“我”作为“他”之外的旁观者，翟永明在20世纪80年代告别独白写作，开始保持口头叙述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平静、可控、练习、平静的写作状态。翟永明诗歌中的口头叙事在新世纪的诗歌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例如，2004年5月广为流传的《在古代》就是其中一种模式。
《在古代》有七节。古今诗歌并肩前进，相互比较。它揭示了不同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流。与20世纪80年代翟永明的作品相比，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语言简单，意境遥远，古韵饱满，现代品味持久，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虚伪、忙碌和功利。整首诗结合了现实与现实，结合了距离与距离，语言清晰而娴熟，展现了诗人细腻的情感以及在日常生活和口语写作中敏锐的体验。第三，性别意识和生活写作“在翟永明的诗歌中，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对话和交流的感觉。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自言自语的自白诗，还是90年代在个人创作中表达的与他人沟通的多元意识，诗人从女性的角度关注不同时期女性的困境和命运的性别意识贯穿始终。
正如翟永明在1995年的《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中所说，“女性诗歌冲破了自己的枷锁，跌入了新的枷锁”，这是一个值得任何女性作家警惕的问题，在翟永明看来，“女性诗歌”应该有两个标准:第一，性别意识；二是艺术素质，这是[女性诗歌的预期目标和理想写作标准。对于新世纪的诗歌创作来说，面对社会对女性诗歌的狭隘评价和自身的艺术探索，其眼中的“性别意识”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超越桎梏的自觉价值追求。
基于女性视角的性别意识探索贯穿于翟永明诗歌创作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打破原有桎梏、超越原有自我的过程。在1980年代，性别意识往往表现为强烈、极端、反思和批判的状态。《女人·独白》 (1983-1984)在《疯狂、充满深深魅力的女人》中，面对一个男性世界早就注定了一个“巨大的夜晚”和“灾难性的态度”，表现出充分的性别意识。在《女人·母亲》年(1983-1984)，母亲“教我在贪婪的日出中捕捉古老的悲伤”。母亲让“我和不幸构成了这个世界上可怕的双胞胎”，最后“死于出生”。这显示了潜艇
祖母和孩子们坐在歌剧院花园里/半红楼懒洋洋的坐着位置/楼上楼下唱着各种各样的抽泣/青衣放开歌喉获得/一种古老的节奏
祖母“懒散地坐着”、“古老的节奏”和“温柔地倾听”这时，不难看出诗人的女性写作有意与两性对抗的写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告别了过去的个人激情和肆意的忏悔， 转向平静平和的日常叙事，走向一个更广阔、更真实的女性世界，置于女性视角之上。
新世纪以来，女性“全性别的命运”和“个人在公共体验中的特殊性”的书写有了进一步的飞跃。诗人从女性的角度进入了生活写作的状态。在《祖母的时光》年(2002年4月)，诗人写道:“她12岁又瘦，穿着脏衣服/她的眼睛能容纳一个世界/甚至一滴眼泪都容纳不下。她的父亲是一个年轻的农民/但是他的头发是灰色的/他的父亲已经花了三个月/一步一步来寻找她/失踪的婴儿”。这首诗的语气温和，语言简单，但每一句都刺痛了人们的心，让人深思。翟永明基于性别意识的创作，从直接的“自我”表达(《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颠覆世界女性丰富的道德光环带来的内部困境(《女人》)，到贴近生活本质的写作和对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冷静写作(《母亲》)，已经成为一种积极自觉的生活方式。
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坛以来，翟永明以女性意识为基础的创作为当代诗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翟永明在无数关于“完成后会发生什么”的询问中完成了自我更新和超越。正是在翟永明、陆益民、海南、王小妮等众多女性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她们在质疑批评和困境中的探索为奈叶、蓝蓝、翔宇、易慧等诗人开辟了一条向历史学习的道路。
正如诗人郑敏所说，“女性诗歌不应该只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拥有世界和宇宙时，她们才能真正拥有女性的自我。”[7]翟永明对自我女性世界的感性认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广大女性世界的理性关怀始于90年代。进入新世纪后，翟永明的诗歌开始走向人们所面临的普遍生活状态，翟永明的诗歌创作站在了生活写作的更高位置。也正是通过诗歌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翟永明见证了当代中国诗歌中女性意识在不断超越和崛起的过程中的崛起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