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义和团的真相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美国[]作者:柯文。

杜季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27元。什么是历史？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人们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和神话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以义和团运动为例，本书以这种方式讨论和解释了上述问题。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描述的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事实，主要是叙述性的。第二部分考察了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外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与后来改造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相径庭。第三部分回顾了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各种义和团神话。作者认为，就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历史的方式而言，后两种方式对普通读者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一个时间拳击手，它代表了对过去的特殊诠释。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神话，代表了以过去为载体的对现在的特殊解读，对现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谁的女孩

凯文，美国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教授，《中国与基督教:教会活动与中国排外情绪的增长》，《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等作者。

谁的女孩

历史是一个被任何人装扮的女孩；今天，许多人用这个比喻来说，发明的力量属于胡适。事实上，胡适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冯友兰“栽赃”的。1955年，冯友兰发表《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称“实用主义者胡适最初认为历史可以随便操纵。历史就像一个“什么都服从的女孩”，可以随意穿着”(收入《古史考》第二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冯小刚的“理论”是建立在胡适《新青年》年《实验哲学导论》的“基础”上的，而:“确实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女孩，她顺从地让我们给她涂抹和打扮。就像我们手中的一块大理石，被我们雕刻成什么形象”。由此可见，冯友兰从胡适手中抢走了“女孩”，原来称之为“现实”，后来又改名为“历史”。

“女孩”曾经被重新命名为“历史”，胡适和冯友兰都不能继续独自追寻“金屋藏娇”的故事，也不能自己“装扮”它。从那以后(事实上，以前)，这个“女孩”不仅单方面“服从”，而且对那些试图接近她并控制她的人提出了要求。如果你能“诽谤”她，她会“装扮”你，就像玛丽亚·罗宾逊说的那样，“我们塑造历史，而历史反过来又影响我们。”

更有趣的是，由于价值观、时代和影响的不同，试图捉弄“女孩”的人往往在如何“打扮”上有所不同，甚至分成不同的群体互相攻击。作为宝拉。科恩说:“文化是反映某一群体思想和行为的棱镜，但它也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疏远，从而对另一个群体进行典型化、嘲笑和神话化”(中山大学演讲《变动中的中国研究视角》，2002年12月)。

义和团运动是中西、传统主义-现代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群体”用来“代表、搞笑和神话化”彼此的工具。柯文的《历史三调》试图解构神话，重建义和团作为工具的历史。《未完成的第一首曲子》的副标题是“拳击手是事件、经验和神话”。从这本书在史学界的影响来看，“神话”是最引人注目的。从书的结构和长度来看，“经验”占了最大的比例。从作者的自我期望——”来判断，对义和团事件“——”给出一个简明但高度可靠的叙述，“该事件”应被视为一部忠实的历史。然而，科恩所描述的“事件”，无论是对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还是篇幅(约为该书的十分之一)，都过于单薄，不足以支持或介绍“经验”和“神话”这两个主题。

对此，他没有否认:“在本章重塑义和团运动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地利用了二手资料”。根据他的书，不难发现，在描述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时，柯文几乎完全采纳了周锡瑞(Joseph W)的研究成果。Esherick) 《历史三调》 (1987) ——，包括文本研究和历史解释。甚至“一和”这个词的英文翻译和“九头蛇”的比喻也用得很尴尬。虽然偶尔会有争论，但总的原则没有改变。此外，还使用了路遥、程潇等中国历史学家收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以及中国各研究机构出版的史料。换句话说，柯文对义和团运动历史事实的发现和历史意义的创造没有贡献。他的布局，甚至单词和句子的选择，长期以来都受到其他人的限制，没有什么新东西。

在描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过程时，他甚至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清廷在“废政”问题上没有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甚至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受到威胁。——西方人发了一张便条，命令慈禧太后返回光绪。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这并非毫无根据。这是义和团运动从国内暴乱发展为国际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国内宗教冲突、华北干旱和朝廷政治纷争除外。第二，义和团战争爆发前后的关键事件。例如，在大使馆警卫在“黑色星期五”(1900年6月13日)开始“搜寻拳击手”——之前，拳击手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教区居民，而不是外国人。清廷对各国“宣战”(6月21日)，晚于盟军夺取大沽河炮台的未宣战(6月17日)。毫无疑问，这些事实对于“做一个简洁但高度可靠的陈述”非常重要，柯文不应该忽视它们。这样，《湘蓝欣》的作者——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只会说:“柯文的讨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然而，他的第一首曲子，即历史事件本身的起源和发展，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

本书第二个关键的意思是解释“我们(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概念往往与那些直接创造历史的人大相径庭，其结果必然是对真实历史的曲解”；这个意思可以用文学语言理解，比如霍夫曼在《云:》一书中引用的诗，“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令人难忘！那些不同头脑的人在说什么？”

永无止境的神话

冉·柯文的书集中在第三个关键点，即“拳击手就是神话”。已经改变主意的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留人民币的人后来说什么。那么，义和团神话是什么？科恩将此定义为:“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而被憎恨，因其积累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被钦佩。因此，攻击西方侵略及其现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受到高度赞扬，有时受到谴责。”

义和团盲目排斥是不可取的，但“攻击西方侵略”(即爱国主义)不应“受到谴责”；然而，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五四运动之前)，义和团没有受到这样的赞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义和团不过是迷信和无知、野蛮和盲目排外。此外，义和团运动也被视为一种象征，它代表了旧中国和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现代中国建设的所有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走得更远，将义和团直接等同于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复仇心重”，这显然是尚未痊愈的“义和团后遗症”的表现。

然而，当《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签署(1919年)，5月30日大屠杀发生(1925年)，国共联盟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成为时代潮流，义和团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迷信、无知、野蛮等消极特征，当然没人能洗

“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从工具升级为武器，在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孔子、反对“苏修”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义和团运动的所有负面特征都被忽视了，只留下英勇斗争的光辉形象。

出现在上述三个时期的义和团不再是1900年的义和团。义和团兄弟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在反对什么，但他们使用的是封建主义。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被神所拥有，并且不受子弹伤害。他们只知道当他们杀死“洋鬼子”时，事情会进展顺利。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会变成“女孩”，她们会被“打扮”成“神话”。

“五四”已经结束，“五月三十日”已经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义和团”神话仍然没有结束。只要中西边界不能消除，只要传统和现代化仍然充满紧张，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神话永远不会成为历史。就深层意义而言，中国、西方、传统和现代，难道不是神话吗？正如年轻的蒋梦麟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当你看到他光明的一面时，他是一个天使；当他看到黑暗的一面时，他就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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