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小年。武陵山的雪停了，但化雪时的寒气比下雪时更刺骨，车间房檐挂下两尺长的冰凌，在晨光里闪着剔透的冷光。而三号车间门前，比冰凌更冷的是那台刚从上海港运抵的德国磨床——德马克公司1982年产的精密数控磨床，型号DG-300，通体机床灰的漆面在雪后初晴的阳光下泛着金属特有的冷峻光泽。
机器是昨天深夜运到的。两台解放卡车，十二个木箱，最大的那个装主轴箱的木箱要四个壮汉才能勉强挪动。德国克劳斯公司派来的安装指导工程师叫施密特，四十多岁，秃顶，戴一副玳瑁框眼镜，说话时习惯性推镜框，每天早晨准时七点出现在车间门口，手里永远拿着那个黑色硬壳笔记本。
“温度。”施密特进车间的第一句话永远是这个词，今天也不例外，“DG-300要求的环境温度是20±0.5摄氏度。你们现在——”他看了眼墙上的温度计，“16度。不行。”
“暖气已经开到最大了。”陈德海搓着手，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白雾，“车间太大，老式暖气片升温慢。”
施密特摇头，在笔记本上记录：“环境温度不达标，设备不能通电。这是第一原则。”
王有才蹲在新磨床旁边，用手掌贴着机床底座——冷得像冰。他抬头看施密特：“能不能先通低压电，让机器自己热身？机床运转起来，内部发热，也能帮助升温。”
“理论上可以。”施密特推了推眼镜，“但需要修改启动程序，绕过温度自检。这不符合操作规范。”
“规范是死的，人是活的。”王有才站起来，“您把程序调出来，我看看能不能改。”
这话让施密特愣住了。在他的经验里，中国工人应该是听从指令、按部就班的。但眼前这个老工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上全是老茧，却说要“改德国设备的程序”。
“您……懂数控编程？”施密特问得谨慎。
“不懂。”王有才实话实说，“但我懂机器。机器跟人一样，天冷了要活动筋骨，不然关节是僵的。”
施密特犹豫了几秒，最终打开了控制柜。DG-300的数控系统是西门子最新款的SINUMERIK 810，蓝色屏幕，绿色字符，全是德文菜单。他调出启动自检程序，密密麻麻的代码滚动。
王有才凑过去看。他一个德文字母都不认识，但他认识数字，认识那些温度、压力、流量的参数设定值。“这里，”他指着其中一行，“温度下限设定是20度。能不能暂时改成15度？等机器运转起来，内部温度上去了，再改回来。”
“可以改，但需要密码。”施密特输入一串字符，进入工程师模式。修改，保存，重启。
自检通过。主轴启动预热，低沉的嗡鸣声在车间里响起。这声音和那台老斯图特完全不同——更平稳，更安静，像一头沉睡的猛兽在深呼吸。
温度果然开始上升。半小时后，车间环境温度升到18度，机床内部温度显示22度。
“可以开始安装了。”施密特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王先生，您的方法……很实用。”
这只是第一个关卡。接下来的三天，安装过程像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每拆开一个木箱，施密特都要先拍照，记录零件编号和原始状态，然后用德国带来的专用工具拆卸包装。那些工具闪着冷光，材质、精度、手感，都和“701”厂工具箱里的国产工具完全不同。
“这套内六角扳手，”王有才拿起其中一把，在手里掂了掂，“材质是钒钢，硬度比我们的高30%，但韧性更好。不容易拧秃。”
“您怎么知道是钒钢？”施密特惊讶。
“手感。”王有才把扳手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轻轻弯曲，“普通铬钼钢回弹没这么柔。我以前修过一批东德进口的设备，工具就是这种感觉。”
施密特在本子上记录：“中国工人，具备通过手感判断材料的能力。值得进一步研究。”
安装到主轴单元时，问题出现了。DG-300的主轴采用油雾润滑，需要先建立油压，再启动主轴。但试运行时，油压始终达不到设定值。
“油路有堵塞。”施密特判断，“可能是运输过程中进了杂质。”
拆开油路过滤器，果然，滤芯上有细小的金属碎屑——不是机床本身的，是包装材料在运输中摩擦产生的铝粉。
清洗需要专用清洗液，德国带来的只够用一次。施密特正要动手，王有才拦住了。
“用这个。”他拿出一瓶无色透明的液体，“航空煤油，加5%的仪表油。我们洗精密零件都用这个，比专用清洗液便宜，效果一样好。”
“但是……”施密特想说这不规范，但看到王有才笃定的眼神，他让步了，“您来操作，我记录。”
清洗，组装，试压。油压达标。
主轴启动的瞬间，整个车间都安静了——不是真的安静，是那种高质量机械运转时特有的、平稳到让人忽略其存在的安静。主轴转速从零上升到每分钟五千转，只用了三秒，几乎听不到加速过程。监控屏幕上，振动值曲线是一条几乎笔直的横线。
“完美。”施密特轻声说。
但王有才皱起了眉。他走到机床边，弯腰把耳朵贴近主轴箱，闭上眼睛听了半分钟。
“有问题。”他睁开眼，“主轴前轴承，有极细微的‘沙沙’声，像细沙流动。应该是轴承预紧力稍微偏大，滚子与滚道摩擦不均匀。”
施密特赶紧查数据。振动值正常，温度正常，电流正常。所有仪表都显示正常。
“仪器测不出来。”王有才坚持，“但声音不对。我修了四十年机床，这种声音只在预紧力偏差超过5%时才会出现。”
“5%在公差范围内。”施密特指着技术手册，“允许的预紧力偏差是±10%。”
“允许，但不是最佳。”王有才说，“现在调，只需要松半圈锁紧螺母。等运行一百小时后再调，就要拆主轴箱，损失两天工期。”
施密特看着这个固执的中国老工人，又看看手里德国总部的安装规范，陷入两难。最终，他选择相信数据：“按照规范，现在所有指标合格，可以进入下一阶段。”
“那您记下来。”王有才不再坚持，但让徒弟拿来录音机——那是小陈从北京带回来的索尼随身听，用来录机床声音做数据库的，“我把这个声音录下来。等一百小时后，咱们对比。”
安装继续。第四天，机床主体完成，开始调试数控系统。这是小陈的主场。
SINUMERIK 810系统的操作界面全是德文，但好在有英文备选。小陈的英语是自学的，看技术文档没问题，但和施密特交流时，常常需要借助手势和画图。
“这里，G代码的模态调用，和我们的习惯不一样。”小陈指着屏幕，“我们习惯每个程序段都写明G功能，但德国系统默认上一段的G功能持续有效，除非显式取消。”
“这是为了提高编程效率。”施密特解释，“但确实容易出错。我建议你们先全部写明，等熟练后再用模态。”
于是，小陈开始编写第一段测试程序——加工一个简单的圆柱试件。他写得很慢，每个代码都要查手册确认。写完后，施密特检查，改了七个地方。
“编程思路没问题，但细节决定精度。”施密特指着其中一行，“这里的进给速率F值，你用的是每分钟进给（G94），但前面调用了每转进给（G95）。系统不会报错，但实际运行会按最后一个有效的G代码执行。这种隐性错误最危险。”
小陈脸红了一下，认真记下。
测试程序运行。机床的响应精准得让人心悸——刀架移动的轨迹与程序设定的路径，误差在0.001毫米以内，是那台老斯图特的十分之一。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加工出的试件表面，有极其细微的、周期性的振纹。像水面的涟漪，间隔大约0.1毫米。
“这是伺服系统增益不匹配。”施密特判断，“需要调整控制参数。”
他进入系统底层，调出伺服调试界面。密密麻麻的参数：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积分时间、微分时间……每个参数都相互耦合，调整一个，可能影响其他三个。
小陈在旁边记录。他发现，施密特调整参数时，不是靠计算，是靠经验——先给一个估计值，试运行，观察加工效果，再微调。这种方法和王有才调整机床机械部分时的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试错，观察，修正。
“您也是凭手感？”小陈忍不住问。
施密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在德国，我们叫‘工程师直觉’。但本质上，是的。再精确的数学模型，也无法完全描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所以最后那一点调整，永远需要人的判断。”
花了半天时间，参数调好。再次测试，振纹消失。
第五天，进行最终精度检测。施密特从德国带来的检测设备派上用场：激光干涉仪检测导轨直线度，球杆仪检测圆度，动态刚度测试仪检测系统刚性……
每项检测，他都要“701”厂的技术员重复一遍，用厂里自己的设备和方法。然后对比数据。
结果令人惊讶：在关键项目上，两套设备的检测结果偏差不超过0.0002毫米。在次要项目上，国产设备甚至检测出了一些德国设备忽略的微小波动。
“你们的检测方法，”施密特看着那些手写的检测记录，“虽然设备落后，但过程控制非常严谨。比如这个——检测前要让工件在检测室恒温24小时，这个我们在德国都不一定严格执行。”
“因为我们犯过错。”技术科长老周解释，“三年前，一批精密轴承出厂检测合格，但用户装机后发现精度超标。后来查出来，是我们检测时工件温度比用户车间高2度，热膨胀导致测量误差。从那以后，我们就定下了这条死规矩：温度不稳，宁可等。”
施密特认真记下。
最终验收在第六天下午。德国磨床要加工一个标准试件，所有精度指标必须达到出厂标准。试件的图纸是德国带来的，材料是专用的淬火钢，硬度HRC60，极其难加工。
程序由小陈编写，施密特审核。加工由赵建国操作——他是厂里现在对数控系统最熟悉的工人。
启动前，王有才又听了一次主轴声音。“还是有点紧，”他说，“但可以运行了。跑完这个试件，应该能磨合好。”
加工开始。新机床的表现让人震撼：切削速度是老机床的三倍，但振动只有五分之一；表面粗糙度直接达到Ra0.2，不需要后续手工修研；加工时间从原来的六小时缩短到两小时。
但就在最后精磨阶段，突然停电了。
不是全厂停电，是三号车间这个区域。电工班检查后发现，是新机床的功率太大，加上车间老化的供电线路，导致断路器跳闸。
“重新送电，机床要重新回零，工件要重新对刀。”施密特看着中断的加工程序，摇头，“这个试件废了。”
“不一定。”王有才走到机床前，“工件还在卡盘上，位置没动。主轴角度……”他查看主轴编码器的记忆值，“停电瞬间主轴停在153.7度。如果我们能手动把主轴转到这个位置，重新对刀时补偿这个偏移量，也许能接上。”
“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难度太大。”施密特说，“主轴要精确转到0.1度以内，手动几乎不可能。”
“我来试试。”王有才说。
他让徒弟拆下主轴后端的防护罩，露出传动皮带轮。用粉笔在皮带轮和机床上各画一条标记线。然后，他双手握住皮带轮，极其缓慢地转动。眼睛盯着那两条线，一次只转一个齿的距离。
车间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只有皮带轮橡胶与金属摩擦的细微声响，和王有才沉重的呼吸声。
转了十七个齿后，两条线对齐。王有才直起身，擦了把汗：“好了。”
重新送电，机床启动。小陈修改对刀程序，补偿主轴角度偏移。重新运行精磨程序。
一小时后，试件完成。检测结果：所有精度指标达到出厂标准，三项关键指标还优于标准10%。
施密特看着检测报告，久久没有说话。最后，他合上报告，对谢继远说：“谢厂长，这台机床的安装验收，正式通过。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向王有才，看向小陈，看向车间里的工人们，“我看到了比机床更珍贵的东西。在德国，我们靠先进的设备保证质量；在这里，你们靠人的智慧和坚持，弥补设备的不足。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哲学。没有谁更好，但你们的这种，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可能更……坚韧。”
他用了一个词：zäh。德语，意思是坚韧、有嚼劲、不容易断裂。
当晚，厂里办了个简单的庆祝会。食堂加菜，四菜一汤变成六菜一汤，还有一瓶白酒——是谢继远珍藏多年的茅台，原本准备等望城结婚时喝的，今天提前开了。
施密特喝不惯白酒，但还是一口闷了，辣得直咳嗽。王有才给他倒茶，说：“慢慢喝，这酒烈，但暖身子。”
酒后，施密特拿出相机，说要拍张合影。德国磨床做背景，中国工人站在前面。拍照时，他特意让王有才站在机床操作台前，手搭在控制面板上。
“这张照片，”施密特说，“我要带回德国，给总部的人看。让他们知道，在遥远的中国深山里，有这样一群人，用最朴实也最聪明的方式，让德国机器发挥出了超常的性能。”
闪光灯亮起的瞬间，王有才下意识眯了眯眼。他的工装洗得发白，但挺括；手搭在崭新的德国控制面板上，粗糙的皮肤和光亮的按钮形成鲜明对比。
这张照片后来真的挂在了德国克劳斯公司总部的走廊里，标题是：“在中国山区的安装现场——两种工业文明的相遇与融合。”
但此刻，在武陵山的深夜里，照片还没洗出来。车间里，新机床已经关机，但似乎还在微微嗡鸣，像一头刚刚驯服的野兽，在黑暗中喘息。
王有才最后一个离开车间。他走到那台老斯图特磨床前，拍了拍床身。“老伙计，”他轻声说，“你可以歇歇了。但别担心，我不会忘了你。你的那些脾气，那些毛病，那些只有我知道的‘穴位’，我都记着呢。都教给那台新家伙了。”
机床沉默。但王有才觉得，它听懂了。
走出车间，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雪粒在夜空中飞舞，被车间的灯光照得晶莹剔透。
远处，谢继远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正在给望城写信，报告新机床安装成功，也问北京那边，那个“经验数字化系统”什么时候能正式运行。
两代人，两座城市，两种任务。但在这个雪夜里，因为一台德国机床的安装完成，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些。
新齿轮已经咬合。接下来，整个系统要开始加速运转了。
而武陵山的冬天还很长。但有了这台新机器，有了这群人，这个冬天，似乎不再那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