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绍兴和议最终落地生效，南北对峙的疆界、名分、岁贡规制彻底敲定，持续十余年的宋金大战终于宣告终结。历经十余年颠沛流离、兵变惊吓、亡国危机、前线战火与朝堂政争的持续煎熬，南宋总算换得江南一隅的喘息之机。
此时的宋高宗赵构，年仅三十九岁，尚未步入中年，却早已被常年的惊惧、焦虑、猜忌与高压政治彻底透支身心。长期以来，外有金军铁骑连年南侵、国祚飘摇不定，内有武将跋扈、兵变隐患、朝野和战两派无休止的纷争，加之诛杀功臣、屈己和戎的巨大政治与心理负担，让他心力交瘁、神形俱疲。史载和议既定之时，赵构发大半白，年少帝王已然鬓生华发，可见十余载乱世流离、治国守局之艰，早已耗尽其早年锐气，使其彻底消磨了恢复中原、雪耻复仇的壮志，只剩下固守江南、保全帝位、苟安余生的唯一诉求。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赵构彻底放弃进取国策，一心固守偏安格局，将维系宋金和平、稳定朝堂秩序、压制主战舆论的全权悉数交付秦桧，长期倚重其总揽朝政、主持外交、制衡朝野，开启了南宋前期长达十余年的权臣专政时代。
绍兴十二年九月，为嘉奖秦桧促成和议、稳定社稷的“功绩”，赵构下诏大举擢升其官爵。彼时秦桧已身兼少保、左相、枢密使，封冀国公，集将相大权于一身，至此再进殊荣，加封太师、魏国公，位极人臣、荣宠无双。面对滔天恩宠，秦桧依惯例上表辞让，以示谦抑。
赵构却执意不许，亲自出面挽留，直言褒奖：“梓宫归葬，慈宁就养，皆卿之功也。此未报百分之一，不必辞。”其言语极具深意，在赵构眼中，秦桧一手促成和议，换得宋徽宗梓宫归葬、生母韦太后自金国南归颐养天年，圆满了他毕生最看重的孝道与名节，是无可替代的社稷功臣。在帝王的价值排序中，故土收复、中原光复皆为次要，帝位安稳、亲人南归、边境无战才是终极所求，这也注定了秦桧主和路线的长期正当性。
自此之后，秦桧权势达到顶峰，独揽军政、外交、人事大权，朝堂百官无人能及，朝野政令尽出其门。绍兴十九年（1149年）九月，时值秦桧六十岁大寿，为彰显自己对这位辅政重臣的无上恩遇，赵构特命画师入宫为秦桧绘制肖像，御笔亲题赞词予以褒扬。御赞之中，赵构精准概括了秦桧十余年执政的核心定位——“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高度肯定其排斥主战言论、压制朝野异议、坚定推行对金和议的国策，公开为秦桧的主和路线、专权行为背书，彻底断绝朝野质疑和议、图谋北伐的声音。
手握帝王绝对信任的秦桧，自此毫无顾忌地巩固私权、经营私党。在内廷之中，他刻意结交赵构身边的近幸亲信，深度绑定宫廷势力：勾结深得帝宠的御医王继先、权倾内廷的大宦官张去为等人，窥探圣意、逢迎君心、遮蔽视听，牢牢把控帝王好恶与内廷话语权，杜绝一切离间君臣、动摇己位的隐患。
在外朝朝堂，秦桧大力结党营私、培植亲信、安插党羽，形成盘根错节的秦桧私党集团，同时对所有主战派大臣、政见不同的异己者展开残酷清算与终身打压。但凡主张抗金北伐、反对屈膝和议、不依附私党的朝臣，尽数遭到贬黜、流放、禁锢。一时之间，曾经力主恢复、名重朝野的主战名臣尽数罹难：赵鼎、张浚、李光、胡铨等中坚人物，无一幸免，皆被远贬蛮荒海南岛，终身废锢、不得复用，主战派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朝堂再无敢言北伐、非议和议之人。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专权十余年的秦桧年迈病重，生命垂危。十月二十二日，自知时日无多的秦桧已然无法视事理政，赵构为感念其“定和安邦”之功、全其终身荣宠，下诏再施殊恩，加封秦桧为建康郡王，同时荫及其养子秦熺，擢升其为少师，父子二人一同以高官爵位致仕，极尽人臣终代之荣耀。
就在当日，秦桧病逝，终年六十六岁。其临终遗表依旧心系南宋对金国策，恳切劝谏赵构**“益固邻国之欢盟，深思宗社之大计”**，叮嘱帝王终身坚守和议、固守宋金盟约，切勿听信主战浮议、重启战火、动摇江南基业，将屈膝苟安的治国路线固化为南宋国策。
秦桧身故、权臣落幕，长期被压制的朝野舆论瞬间松动，压抑十余年的主战声音再度全面爆发。朝中主战官员纷纷上疏，罗列秦桧卖国专权、迫害忠良、闭塞言路的种种罪状，持续弹劾清算秦桧及其私党，同时再度重提北伐恢复、收复中原的国策主张，强烈呼吁朝廷解除对张浚的禁锢，重新起用这位久废永州、威望素著的主战重臣，扭转数十年偏安颓局。
一时间，朝野复议风起，舆论纷纷要求清算和议国策、改弦更张、重启进取，朝堂政局再度暗流涌动。
面对汹涌的主战舆论与朝野改弦更张的呼声，宋高宗赵构内心极为警惕。他深知，一旦全面否定秦桧，便等同于自我否定绍兴和议，极有可能引发朝野翻盘、国策动荡，甚至刺激金国猜忌、重启南北战火，彻底打破来之不易的苟安局面。
为平息朝野浮议、压制主战思潮、向金国明确传递坚守和议、永不背盟的坚定态度，赵构采纳参知政事沈该的建议，刻意定调国策、稳固格局。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二十五日，赵构正式颁布朝堂明诏，对十余年的和议国策进行权威定性。
诏书明确宣告：当年决讲和之策，核心意志出自帝王本人，秦桧不过是秉承圣意、辅助执行、推行国策的臣子而已，和议的终极决策者、主导者是赵构自身，绝非秦桧独断专行。为强化国策正当性，赵构援引北宋真宗年间澶渊之盟的前朝旧例，将宋金绍兴和议与澶渊和约类比，论证以和止战、保国安民是祖宗成法、帝王正道，为自己屈膝称臣、纳币求和的偏安路线正名。
与此同时，诏书严厉警示朝野百官、天下士人，严禁借清算秦桧之名非议国策、妄议和议，公然放出重典威慑：“如敢妄议，当重置典刑”，以皇权铁腕强行压制一切主战异议，杜绝朝堂国策动摇。
虽然赵构至死坚守对金媾和、偏安江南的根本国策，不愿重启战事，但他亦深知秦桧专权十余载，私党遍布朝野、内外勾连、架空皇权、垄断朝政，已然形成尾大不掉的权臣隐患，严重威胁君主集权。
因此，在坚守和议大局、不改国策底色的前提下，赵构借机秦桧之死，顺势启动朝堂政治整顿，开启**“绍兴更化”**。一方面，大规模罢斥、清洗、流放秦桧残余党羽，拆分盘踞朝堂的秦氏私党势力，收回旁落十余年的人事、行政、军政大权；另一方面，适度赦免、平反、起用部分早年被秦桧迫害贬黜的无辜朝臣与异议官员，宽赦朝野人心、疏通朝堂言路、平衡朝堂势力。
此番更化，赵构的核心目的并非否定和议、重启北伐，而是收束皇权、肃清权臣余毒、重塑君主独断的中央集权格局。经此改制，南宋彻底终结秦桧专权局面，皇权重回绝对核心，朝堂格局焕然一新，但坚守宋金和议、偏安江南的基本国策，自始至终未曾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