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宪法写在那儿。”
华莱士靠在椅背上，
“可你让我拿什么去打？巴顿那边要增援，我上哪儿找增援去？
西线在打巷战，东线在退，我连个像样的作战计划都看不懂。
我接过来，不过是签字、盖章、发慰问电，然后看着华盛顿陷落。”
霍普金斯没说话。
他知道华莱士说的是实话。
罗斯福在的时候，好歹还能靠他的政治手腕和威望撑一撑，跟各方势力周旋。
华莱士没有这个威望。
他在政界的人脉远不如罗斯福，军方对他更是阳奉阴违——巴顿那种人，连罗斯福的话都敢打折扣，何况华莱士。
“那你打算怎么办？”
霍普金斯问。
华莱士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简报，翻到最后一页。
“我先做三件事。
第一，按宪法程序宣誓就职，把‘代行总统职权’这个名分定下来。
名不正则言不顺，我顶着‘副总统’的帽子指挥打仗，没人听我的。”
他把简报放下。
“第二，我马上召集内阁和军方开联席会议。我不懂打仗，但我可以听。
让巴顿和西线的指挥官把情况讲清楚，能守就守，守不住就撤，别硬撑着送死。”
“第三，”
华莱士顿了顿，
“我去医院看罗斯福。他要是能醒，哪怕醒过来一天，跟我说说这仗该怎么打，我也好心里有数。”
霍普金斯点了点头。
“前两件我可以帮你安排。第三件——医生说探视可以，但时间不能长，而且他现在说不了话。”
“说不了话也行。我去看看他。”
当天上午九点，内阁会议在白宫召开。
华莱士站在长条桌一头，面前摊着那份简报，屋里坐着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长、海军部长、财政部长，还有几个军方代表。
没人脸上有笑模样。
“诸位，总统昏迷，无法履职。按宪法，我代行总统职权。”
华莱士的声音不高，但清楚，
“我不瞒大家——我不懂军事。但仗在打，不能没人拍板。
所以从今天起，军事上的事，巴顿和西线指挥官直接向我汇报，我签字。
签错了，我负责。签对了，是他们的功劳。”
他转向陆军部长：
“给巴顿发电报，让他把东线能守多久、需要什么、如果撤的话往哪儿撤，三个问题，一天之内给我答复。”
他又转向海军部长：
“海军那边——共军的喷气式飞机在波托马克河上空飞，我们的船还能不能从巴尔的摩往华盛顿运东西？能运多少？运什么？算清楚报上来。”
最后他把简报合上。
“还有一件事——总统还在医院里。只要他醒过来，能履职，我马上把职权交回去。
在此期间，白宫的日常事务，霍普金斯先生继续负责，一切照旧。
散会。”
会散了之后，华莱士一个人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把巴顿那份请求增援的电报又看了一遍。
增援，增援。他上哪儿找增援去？
西线在打巷战，东线在退，预备队马上就拼光了。
他拿起铅笔，在电报空白处写了几行字：
“巴顿将军：
增援暂无。东线须自行调整部署。
若华盛顿外围不可守，可向西北撤退，依托山地继续抵抗。
政府这边，我正在想办法。”
写完了，他把电报稿递给秘书：
“发出去吧。”
秘书走了之后，华莱士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忽然想起罗斯福在的时候，这间办公室总是热闹的——顾问进进出出，电话响个不停，罗斯福坐在轮椅上，一边抽烟一边跟人开玩笑，好像天塌下来他也能用一根手指头顶住。
现在罗斯福不在，办公室里安静得吓人，连暖气片里的水流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谁接谁难受。”
他自言自语了一句，站起来，拿起外套，
“备车吧。我们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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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陆军总医院，1940年12月23日，中午。
华莱士的车停在医院门口的时候，门口已经站了岗哨。
两个宪兵端着枪，看了看他的证件，敬了个礼，放行。他沿着走廊往里走，走廊两边挂着白布帘子，帘子后面是病房，一楼有的门开着，能看见里头躺着的伤兵，腿上的绷带渗着黄水，脸色灰白。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混着伤口腐烂的气味，呛得华莱士皱了一下鼻子。
走廊尽头是抢救室。
门外长椅上坐着霍普金斯、赫尔，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人，大概是白宫的工作人员。
几个人看见他来，站起来点了点头。
华莱士在长椅上坐下来，问霍普金斯：
“罗斯福先生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昏迷。医生刚进去，说要做一次检查。”
霍普金斯把声音压低，
“昨晚又发了一次烧，三十九度。医生说脑部的出血点吸收了一部分，但周围的组织有水肿，压迫了神经，所以醒不过来。”
华莱士靠在椅背上，看着抢救室的门。
门关着，里头偶尔传来医生低声说话的声音和器械碰撞的轻响。
他忽然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四年多以前，也是这间医院，也是这条走廊，也是抢救室门口坐着一排等消息的人。
那是1936年6月，罗斯福遇刺的那天。
华莱士当时是农业部长，接到消息连夜从华盛顿赶来，到医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坐满了人——当时的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还有白宫的几个核心幕僚。
那会儿华莱士坐在靠墙的位置上，跟旁边的人不怎么说话，心里想的是：
总统要是挺不过来，这国家怎么办？
幸好的是，那年罗斯福挺过来了。
手术做了四个多钟头，医生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说“子弹取出来了，没伤到要害，但失血太多，得看今晚”。
那天晚上走廊里没人走，全坐在长椅上等。
天亮的时候护士出来说“总统醒了”，走廊里一片松气的声音，有人拍巴掌，有人蹲在地上捂着脸。
现在，四年多之后，同一间医院，同一条走廊，抢救室里躺着的还是罗斯福。
但走廊里坐着的人换了——国务卿还是赫尔，但陆军部长换了，海军部长换了，白宫的核心幕僚也换了好几个。
华莱士自己也换了位置——当年他是农业部长，坐在走廊靠墙的位置上等消息；现在他是副总统，坐在走廊正中间的位置上，等着医生出来告诉他：
总统还能不能醒。
就在这个时候，抢救室的门开了。
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
他走到华莱士面前，声音放得很低：
“副总统先生，总统的情况——不太好。”
华莱士站起来。
“你说。”
“总统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高压一百九，低压一百一。
我们用了药，效果不明显。
脑部的出血点比昨天扩大了一点，周围的水肿压迫了运动神经和语言中枢。
就算醒过来，恐怕也很难说话、很难行动。”
医生顿了顿，
“还有，总统的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好。
1936年那次遇刺，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腔，伤到了胸膜，后来虽然愈合了，但留下了粘连的毛病，呼吸功能一直受影响。
这些年他工作太拼，熬夜、抽烟、饮食不规律，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一直很重。
这次脑溢血，跟这些年的积劳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