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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0章 柏林对目前局势的对话2

    韦格纳点了点头。

    “给里昂同志的电报里加上这段。措辞要客气——是建议,不是命令。

    美共的事,美共自己定。我们只提建议,供他们参考。”

    他把三份电报叠好,放进文件夹。

    “还有一件事——给海伍德和东线部队发一封嘉奖电。就写:

    东线部队在二十四天内突破波托马克河防线,推进五十公里,兵临华盛顿城下,打出了美共部队的军威。

    德国同志向你们表示祝贺。炮弹管够,接着打。”

    施密特笑了一声。

    “炮弹管够——这话海伍德爱听。”

    “他爱听,咱们就多说几遍。”

    韦格纳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雪。

    “美国那边打完了,接下来就是重建。重建比打仗难。打仗靠炮弹,重建靠干部。咱们得提前准备。”

    他转过身。

    “施密特,你回头跟托勒商量一下——从德国技工学校抽调一批教员,准备去美国办培训班。教什么?教电工、教机修、教会计、教市政管理。美共那边战争打完了,这些人都用得上。”

    “行。我这就去办。”

    施密特站起来往外走。韦格纳又叫住他:

    “还有——给贝克尔的报告写封回信。他在贺家湾干得好,让他再蹲一年,把贺家湾的经验写成小册子,印出来发全边区。

    东大那边的事,跟美国那边的事,道理是一样的——仗打完了,干部得跟上。贝克尔在贺家湾蹲出来的经验,美国人用得上。”

    施密特点了点头,出了办公室。

    韦格纳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雪。远处勃兰登堡门的轮廓在暮色里模模糊糊的,街上的电车亮着灯,慢悠悠地驶过去。

    他把手插进口袋,自言自语了一句:

    “美国打完了,下一个是谁?”

    没人回答。窗外只有雪落的声音。

    柏林,潘科区,中央干部培训学院,1941年1月。

    这所学院战前是柏林大学的一个分部,几栋灰砖楼围着一个长满冬青的院子。

    革命后改成了中央干部培训学院,专门培训来自各国的政工干部。

    学制半年到一年不等,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党建理论、群众工作方法、行政管理、合作社组织,还有一门德国人特有的课——“战后社会重建案例分析”,拿德国1918年革命之后的经验当教材,一条一条掰开讲。

    正月里的柏林冷得厉害,院子里的冬青蒙着一层霜。

    主楼二楼的教室里正在上课,讲课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德国人,叫赫尔曼·韦伯,退休前是鲁尔区工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退下来之后被返聘到学院当教员。

    他站在黑板前面,拿粉笔写了三个词:所有制、分配、积极性。

    “今天讲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韦伯把粉笔搁下,扫了一眼教室。底下坐着三十来个学员,肤色各异,有东大的、朝鲜的、日本的、东欧的、拉美的,还有两个从美国美共控制区来的——一男一女,男的叫杰克·汉密尔顿,女的叫安娜·帕夫洛夫娜,都是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来的基层政工干部。

    “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合作社是干什么的?”

    底下有人答“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人说“提高生产效率”,杰克·汉密尔顿用带着美国口音的德语说:

    “把散户组织起来,别让中间商赚差价。”

    韦伯笑了一下。

    “都对,但都不全。合作社首先是一种所有制形式。

    土地是谁的?工具是谁的?分配怎么定?

    这三条不定清楚,合作社就是空架子。德国1923年搞第一批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三条没定清楚,出了不少乱子——有的合作社成了富农的联合体,穷人进不去;

    有的合作社搞平均分配,干多干少一个样,积极性全没了。

    后来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才把章程理顺。”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三角:

    “三条边——第一条,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第二条,按劳分配为主,按股分红为辅。

    第三条,民主管理,一人一票。三条缺一条,合作社就站不住。”

    底下学员刷刷记笔记。杰克·汉密尔顿写得最快,他俄亥俄口音的德语不太标准,但韦伯讲的每一句他都能听懂。

    他在美共东线打了两年仗,从列兵打到营政委,现在被选送到柏林来学半年,学完了回美国搞战后重建。

    安娜·帕夫洛夫娜坐在他旁边,她是政治指导员出身,管过妇女工作和后勤,笔记记得比杰克还细。

    下课之后,杰克和安娜在走廊里碰见了贝克尔的同学——埃里希·瓦格纳,就是之前被派到东大晋南、后来调整到区上去的那个瓦格纳。

    他刚从东大回来述职,顺便来学院看老同学。

    “杰克,安娜,课上得怎么样?”

    瓦格纳问。

    “韦伯同志讲得十分细致。”

    杰克把笔记本晃了晃,

    “他在鲁尔区干了二十年,讲的全是实打实的东西。合作社怎么记账、怎么评工分、怎么处理纠纷——这些东西,我在俄亥俄的时候没人教过。”

    瓦格纳点了点头。

    “我刚去东大的时候,也觉得这些东西用不上——晋南那个地方连合作社的架子都没有。

    后来蹲到区里去了,才发现韦伯讲的这一套,稍微改改就能用。

    东大那边管合作社叫‘记工分’,德国这边叫‘按劳分配’,意思一样,就是记账的方式得按当地的习惯改。”

    安娜问:

    “你从东大回来——那边怎么样?”

    瓦格纳想了想。

    “比美国那边苦。东大刚解放不久,底子薄,物资缺,干部少。但群众起来了,修渠、修路、办识字班,热火朝天的。

    我在晋南一个区蹲了半年,跟当地干部一起修了一段渠,水泥是德国和苏联给的,石料是当地采的,人工是群众出的。

    修完了渠,下游几个村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来感谢——不是感谢我,是感谢政府。那种场面,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

    杰克听着,没说话。

    他在美共东线打了两年仗,见过联邦军投降,见过解放区老百姓分田地,但还没见过修渠这种“建设”的场面。

    瓦格纳说的这些,对他来说还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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