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车间的灯亮到半夜。
小龙把自家那台封口机拆开了，零件摊了一工作台。他拿着卡尺，一个一个量，量完一个，在图纸上记一个数。老孙头坐在旁边的马扎上，叼着一根没点的烟，眯着眼看。
老孙头是红旗机械厂的老师傅，去年小龙在厂里改设备的时候，他还不信服，说“娃娃懂什么“。后来小龙把废耗从一成五降到半成，他才闭了嘴。这回小龙去找他，他没二话，拎着工具箱就来了。
“你量它干啥？“老孙头看着小龙量压轮，“压轮间隙，你上回不是调过了？“
“上回是午餐肉。“小龙头也没抬，“红烧肉块大，汁多，压轮松了漏汁，紧了硌罐。得重调。“
“重调？“老孙头把没点的烟从嘴里拿出来，“你打算调多少？“
“先试。“小龙说，“试出来才算数。“
老孙头“哼“了一声，不说话了。可李享知在门口看见——老孙头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游标卡尺，递了过去。
第一天，换了灌装嘴。大口径的，块状的肉能顺畅地灌进去。小龙又调了压轮间隙，换了加厚的皮垫，封口压力往上调了两档。傍晚，他试封了十罐——红烧肉是上午炒好的，酱色浓亮，装进罐里，压上盖，过机。
“开。“小龙说。
机器响起来。十罐从传送带上滚过去，依次封口。他拿起第一罐，翻过来，对着灯光看——罐口一圈，干干净净。第二罐，也干净。第三罐——他停住了。
罐口右下角，渗出一道酱色的印子。漏液。
十罐，漏了三罐。
老孙头凑过来，拿指头抹了一下那道印子，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压轮右边间隙大了一毫。“
小龙没说话。他把三罐漏的放到一边，拿起扳手，重新调压轮。
这天夜里，车间没熄灯。
小龙把压轮拆了装、装了拆，试了四回。每回都封十来罐，每回都有漏的——不是右边渗，就是左边溢，要么罐口压出毛边。地上摆了一排废罐。
李享知十点多钟去了一趟。他端着两碗面——白水煮的，卧了个荷包蛋，碗底搁了一勺猪油。他把面放在工作台角上：“吃了再干。“
小龙头也没抬：“不饿。“
“不饿也吃。“李享知说，“你饿着肚子，手上没准头。“
小龙顿了一下，把扳手放下，端过碗，呼噜呼噜把面吃了，汤都喝了。吃完，把碗往台角一推，又拿起扳手。
李享知把碗收走。走到门口，他听见小龙在背后说：“爹。“
“嗯。“
“明天章处长来，要是机器没改好——“
“没改好就没改好。“李享知说，“章处长看的是人，不是机器。机器今天不行，明天行，就是行。“
门在身后合上。车间里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
第二天，李享知去了肉联厂。
他到的早，屠宰车间刚开工。他在门口等了小半个钟头，管事的师傅才出来，领他进去。冷库的门一开，一股凉气扑出来——半边冻猪肉挂着，白花花的一片。
“前腿两百斤，五花两百斤。“师傅拿刀比划着，“要剔骨不要？“
“要。“李享知说，“净肉。回去好下锅。“
师傅手快，刀起刀落，剔下来的骨头扔进旁边的铁筐。李享知在旁边看着，一块一块过目——肉色新鲜，肥瘦匀称，没有注水的样子。他做了一辈子吃食生意，肉好不好，眼睛一搭就看得出来。
过秤。四百斤整，一块不差。管事的开了票，李享知掏出钱包，一张一张数钱。一千零八十块——票子递过去，换回来一张白条收据。
小芳跟着去的。她把收据夹进账本，又掏出小本子记了一笔：肉钱一千零八十，运费二十。
“爹，“往回走的路上，小芳忽然说，“我算了算，这四百斤肉做一千罐，一罐净肉得合四两。红烧肉是带汁的，下锅一炖缩水，四两净肉出一罐，正经够数。“
“嗯。“李享知说，“你算得比我细。“
“我是管账的。“小芳说，“不细不行。“
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他进了车间，看见小龙还在调机器。工作台上多了一排试封的罐子——今天的成果。小龙拿手电筒一罐一罐照着看，看到第五罐，顿了顿。
“漏了一罐。“他说，“压轮右边，还是偏。“
老孙头蹲在旁边，嘴里那根烟已经换了一根，还是没点：“你左边紧右边松，光调右边不顶用。得两边一起松，再一起紧。“
小龙想了想，把压轮整个拆下来，重新装。
下午四点，川航的车到了。
章处长五十来岁，穿一件深灰中山装，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一看就是坐机关坐出来的气派。郑主任陪着他，后面还跟了一个拎包的年轻人。章处长进了院子，没急着看罐头，先站在院里，把整个院子看了一圈——车间、库房、堂屋、那块匾、墙上的省优奖状。
“这块匾，哪年挂的？“他问。
“去年。“李享知说，“集团挂牌那天挂的。“
章处长“嗯“了一声，迈步进了车间。他在封口机前站住了——机器刚停，传送带上还码着几罐没来得及收的罐头，地上摊着工具，工作台上铺着图纸。小龙站在机器旁边，满手油污，围裙上沾着酱色的印子。
“这是——“章处长看了看机器，又看了看小龙。
“红烧肉罐头线。“李享知说，“联营厂排不上单，我们自家改的机器。昨天刚试成，今天正式开。“
章处长没接话。他拿起一罐刚封好的罐头，翻过来，看了看罐口，又看了看底部打的生产日期。他放下罐头，在车间里走了一圈，最后停在库房门口，看着那一排一排码到房梁的纸箱。
“杀菌呢？“章处长问，“罐头封了口，不进杀菌釜，放三天就得胀罐。“
“杀菌釜在后头。“李享知领他过去。
杀菌釜是去年添的——一台立式的大铁家伙，漆皮掉了大半，露着锈。旁边支着一块小黑板，上头用粉笔写着当天的杀菌时间：121度，20分钟。写字的笔迹端正，是小芳的。
“谁管这个？“
“我女儿。“李享知说，“每一批都记。哪天杀的、杀多少、多少度、多少分钟，都上黑板，进了账本。“
章处长弯腰看了看黑板，又看了看杀菌釜上的温度表，直起身，没再问。
他走回院子里，站在那台封口机旁边，看了一会儿传送带上的罐头。“你这台机器，“他说，“看着不像买的。“
“改的。“李享知说，“我儿子改的。联营厂排不上单，自家改了一台顶上。“
“改的机器，封口封得住？“
“封得住。“李享知说，“试的时候漏了三罐，扔了。正式封的，一罐一罐照过，没有漏的。“
章处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弯下腰，拿起一罐刚封好的罐头，翻过来，对着太阳看了看罐口，又掂了掂分量。
“这些，都是换飞机的？“
“第一批，十一个品种。九个在库里，一个在北海的路上，一个——“李享知指了指车间，“正在生产。“
章处长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身，看了看小龙，又看了看李享知。
“飞机到了，维修谁做？“
“俄方派工程师跟机。“李享知说，“备件走俄方航空工业处。飞行员培训，俄方负责。“
“图-154，俄方的机子。“章处长点了点头，像是自言自语，“咱们川航，前年就琢磨过引进这机子。外汇紧张，一直没谈成。你倒好——罐头换。“他笑了一下，那笑意很淡，“行，李老板。后天，带齐材料，到办事处来。郑主任——“他转头，“把会议室订好。“
郑主任应了一声。章处长抬脚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回头看了车间一眼。
“你儿子，会改机器？“
“会。“李享知说。
“好。“章处长说，“会改机器的人，我信他爹做不了骗子。“
车开走了。院子里安静下来。
章处长的车刚走，郑主任留了一步。
他站在大门口，看着那辆车的影子拐过街角，才转头对李享知说：“李老板，章处长这人，在部里管了半辈子机务。他看厂，不看人嘴皮子，看的是东西实不实。今天这一趟——他话不多，可他看杀菌釜、看黑板、看生产日期，说明他上心了。“
“上心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好事。“郑主任说，“他要是看不上，早走了，话都懒得说。他问得多，说明他想办。后天，材料带齐——原件，别拿复印件糊弄他。“
李享知点了下头：“原件我都锁着。“
“还有一样。“郑主任压低了声音，“章处长回总部，要打报告。你这边要是能让俄方先把供货合同的正本传真过来，或者让伊万诺夫给川航发一份正式函——章处长报告里就能写上'俄方已确认供货'。他写报告，得有东西可写。“
李享知把这句话记下了。他送走郑主任，回身进了院子。
小军从库房探出头：“爹，后天真要签了？“
“后天，“李享知说，“该签就签。“
李享知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那台重新响起来的机器。传送带上，一罐一罐红烧肉罐头排着队滚过去，封口，杀菌，装箱。小军在库房那边喊：“爹！这箱满了！“
小芳在堂屋里，对着账本，一笔一笔记。她记到“红烧肉，一千罐“的时候，停了一下笔，在那行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圈——不是对号，也不是叉，是一个圈。像把一个缺口，圈起来，填上了。
傍晚，第一批红烧肉罐头封箱。
三十箱，一千二百罐——多出两百，是余量。小军把最后一只箱子码上去，跳下来，拍掉手上的灰，冲车间里喊：“齐了！十一个品种，全齐了！“
小军把最后一箱码好，拍掉手上的灰，忽然想起什么：“爹，这些罐头，后天签完约，是不是就装车往满洲里发了？“
“签完约先发第一批。“李享知说，“鱼罐头九月底到，凑齐了一起走。“
“那——“小军挠了挠头，“我听说，火车皮难要？“
“难要。“李享知说，“回头拿着经贸委的批件去要。有了批件，车皮的事好商量。“
小军“哦“了一声，心里踏实了一些。他跳下货堆，弯腰把散在地上的麻绳归拢好，又踮脚看了看那排纸箱上“红烧肉“三个字——小芳写的，端端正正。
“爹，“他说，“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罐头这玩意儿，真能换飞机。“
机器的轰鸣声里，李享知站在门口，没进去。他看着那一排封好的纸箱，心里过的是后天的事——签约。章处长说“带齐材料到办事处“，伊万诺夫那边等着“飞机买家的协议“。
两件事，撞在后天上午。
他站在门口，没进去。机器的轰鸣声里，他想起来谭厂长那句“加单得等半个月“——半个月，他没等，自己改出来了。
小龙从车间里出来，手里拎着两个空碗——是昨晚那两碗面的碗。他把碗递给他爹，没说话，转身又进去了。
李享知端着碗，站在院子里。碗底还残留着一点猪油的亮光。
后天。签约。
他低头看了看表。表针走得稳稳的，不快不慢。机器还在响，一罐一罐的红烧肉从传送带上滚过去，封口的声音笃笃的，一声接一声，像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