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曲江赐宴——盛世的仪轨
天宝二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二月初，长安城外的柳树就抽了芽。曲江池边的水，解了冻，泛着粼粼的光。池畔的杏花、桃花，赶着趟儿地开，一夜之间，把整座池子围成了花环。
曲江，在长安城东南，是皇家园林，也是天下最热闹的水。这池水，是汉武帝时凿的，原名“曲池”；隋文帝嫌它名字不雅，改名“芙蓉池”；到了大唐，又改回“曲江”，把池畔的芙蓉园、杏园、紫云楼连成一片。每年三月三日上巳节，天子在此赐宴百官，梨园奏乐，百官簪花，万民围观。这一日，是曲江一年里最盛大的日子：曲江赐宴。
天宝二年的这场赐宴，是天宝年间第一次大规模赐宴，也是开元以来的老例。内廷传旨：百官毕集，不得缺席。于是三月三日的清晨，天还没亮，长安城的各坊门就开了。官员们穿着簇新的公服，戴着新簪的花，从四面八方，朝曲江涌来。朱雀大街上，车马络绎，冠盖如云；曲江池畔，彩棚连片，锦帐如林。
曲江赐宴的仪程，是有老例的：百官到齐，先由礼部官员按品级排定座次；天子驾临，百官簪花——御赐的花，用红绸系着，插在幞头上，是这一年里最体面的饰物；然后赐酒、赐食、奏乐、起舞，午后方散。从贞观年间起，这个老例就定了下来；高宗、武后、中宗、睿宗，一代一代，传到玄宗手里，规矩没变过，排场却一年比一年大。开元年间，曲江赐宴是长安城最热闹的日子：池边搭起百丈彩棚，水面上浮着画舫，乐工们奏着新曲，百戏杂耍一应俱全，连外国的使节，都被请来观礼——那些金发碧眼的拂菻人、裹着白头巾的大食人、穿着皮袍的回纥人，挤在人群里，睁大了眼睛，看着这座天下第一城，最盛大的庆典。
梨园弟子早在池边候着了。乐工们调弦试音，歌伎们理鬓整妆。教坊的乐师李龟年，站在水榭里，远远看着池面——他看见了什么，没人知道；他只在心里，把待会儿要唱的那支曲子，又过了一遍。
李龟年是开元天宝年间最负盛名的乐工。他善歌，能吹筚篥，会作曲；王公贵族请他去唱堂会，要提前三个月下帖子。可在曲江赐宴上，他只是一个乐工，和所有乐工一样，等着天子的车驾到来，等着那一支熟悉的曲子响起。
辰时三刻，銮驾到了。
玄宗的车驾，从兴庆宫出来，过春明门，沿着曲江北岸，缓缓行来。天子不坐辇，骑一匹御马，着常服，戴幞头，精神矍铄——他五十九岁了，可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的样子。身后跟着高力士，再后面，是太子李亨的车驾，和满朝文武的车马。
玄宗在池边的御帐里坐定。百官山呼万岁，声震池水。玄宗抬手，示意平身。他环视一圈，看着池畔的彩棚、衣香鬓影的百官、盛开的桃李，脸上浮起一个满意的笑。
赐宴开始了。
御厨的菜，一道道端上来：蒸羊、炙鹅、鱼脍、汤饼……按品级，菜的数目不一样；可人人有酒，人人有菜，没有人空着肚子。酒过三巡，梨园奏乐。李龟年站在水榭中央，开口一唱，满池皆静。他唱的是开元年间传下来的老曲子，唱到高亢处，声遏行云，池边的鸟雀都惊飞起来。百官纷纷停箸，侧耳倾听；有人听得入神，手里的酒杯，举在半空，忘了放下。
赐宴行的仍是古礼：不设合案，一人一席，一席一案；矮足的黑漆食案上，各人的馔各人吃——蒸羊几脔、汤饼几碗，按品级定数，礼官唱一声，才动一箸。这套从汉魏传下来的分食旧制，到天宝年间还没有变。变了的，只是案上的碗盏一年比一年精，殿前的乐一年比一年新。
很多年后，有一位诗人路过曲江，写下过这样的句子——那一年，曲江边上的繁华，已经过了顶点，可诗里写的，还是那一片池水，那一岸衣香：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那两句诗，写的是天宝年间曲江的盛景；可天宝二年的春天，曲江边上，已经能看见那样的影子了。
玄宗端着酒杯，听着李龟年的歌，忽然有些恍惚。这曲子，他听过多少回了？开元九年、开元十五年、开元二十三年……每年赐宴，都是这支曲子，都是这片池水。水还是那水，曲子还是那曲子；只是池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他问身边的高力士：“今年来的人，齐不齐？”
高力士躬身道：“回陛下，在京五品以上，皆已到齐。”
“哦。”玄宗应了一声，目光却越过人群，望向池水尽头。那里，往年总坐着几个鹤发老者，白发簪花，笑得满脸褶子——如今，那几个位子，空着。
第二节座次之变——敢言者已不在席间
曲江赐宴的座次，是有讲究的。
宰相坐第一排，紧挨御帐；三省六部的长官，坐第二排；九卿、监、台、寺的正官，坐第三排；再往后，是各道的朝集使、外放的刺史，以及来京述职的边将。座次即官阶，官阶即尊卑——这是盛世的秩序，也是盛世的体面。
可天宝二年的这一排座次，看在一些老臣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第一排，坐着两个人：李林甫，陈希烈。
李林甫，中书令，百官之首。他坐在御帐右侧第一席，穿着紫袍，戴着金鱼袋，面带微笑，气度雍容。他今年快六十了，可保养得好，面白无须，容光焕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席间有人敬酒，他举杯相应，笑得和蔼可亲——没有人能从这个笑容里，看出半分“口蜜腹剑”的影子。
陈希烈，坐在李林甫下首。他是天宝元年拜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民间都笑称他是“讲老庄的宰相”。他精通老庄之学，给玄宗讲过《道德经》，讲得玄妙高深，玄宗龙颜大悦，一路把他讲进了政事堂。席间，他很少说话，只偶尔跟李林甫交换一个眼神——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一切妥当，无事发生。
再往后看，第三排、第四排……坐着的人，都那么眼熟：御史大夫、大理卿、太常卿、国子祭酒……都是些安静的人。他们吃菜，饮酒，听歌，簪花，得体地笑，得体地行礼，得体地什么也不说。
有一位白发的老臣，坐在靠后的席位上，看着这一幕。他叫贺知章，今年八十五岁了。
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他诗写得好，酒喝得多，性格旷达不羁，自号“四明狂客”。开元十三年，太子宾客；开元二十六年，秘书监。他在朝五十余年，是开元年间硕果仅存的老臣之一——当年和他同榜的进士，早已一个不剩；当年和他同席饮酒的诗人，也大多作了古。只有他，还活着，还坐在曲江池边，参加赐宴。
天宝二年春天，他已经是第二次上表请求致仕了。玄宗不许，说：“卿年虽高，精神矍铄，朕舍不得放你走。”贺知章没有坚持。他只在心里盘算：明年，后年，总要回去的。回越州去，看看镜湖的水，是不是还和年轻时候一样绿。
他坐在席间，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张九龄。
张九龄，开元二十二年拜相，开元二十四年罢相，开元二十八年病逝于曲江——他本来就是曲江人，死后，也葬在曲江畔。他在相位的时候，每一次曲江赐宴，他都坐在第一排，紧挨御帐；每一次，他都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玄宗要加封安禄山，他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要废太子，他说“父子之道，天性也”；玄宗要重用牛仙客，他说“仙客目不知书，岂堪大任”。他说的话，玄宗十句里听不进三句；可只要有他在，朝堂上就还有一种声音，叫作“反对”。
张九龄死后，第一排的那个位子，换过几个人。先是李林甫独坐，后来陈希烈坐到了旁边。那个“敢言”的位子，再也没有人坐过。
老臣又把目光，往更远处移。他想起的人，越来越多：姚崇，开元元年拜相，开元九年病逝，临终前，还在给子孙讲“十事要说”；宋璟，开元四年拜相，开元二十五年病逝，为相时刚正不阿，连玄宗的亲信犯了法，他都敢依律处置；张说，开元九年拜相，开元十八年病逝，一代文宗，边功赫赫；宇文融，括户八十万，死于贬途；裴耀卿，漕运改制，罢相后默默无闻……
这些人，都曾是曲江赐宴上的常客。他们有的坐在第一排，有的坐在第二排，有的争得面红耳赤，有的被玄宗当庭斥责。可他们都说过话。他们都敢说话。
如今，敢说话的人，一个都不在了。
姚崇殁于开元九年，宋璟殁于开元二十五年，张说殁于开元十八年，张九龄殁于开元二十八年。宇文融死于贬所，裴耀卿也已老病家居。满座朱紫，竟无一人，是当年那些敢拍案而起的人。
贺知章端起酒杯，敬了那个空座一杯。他想起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出京那天下着雪，他去送行。张九龄拉着他，只说了一句话：“季真，往后这朝堂上，就靠你这样的老人，多看顾着些了。”他点点头，说“放心”。可张九龄走了以后，他才发现，他什么也看顾不了——他老了，耳朵背了，说话的声音也小了，朝堂上的事，他越来越插不上嘴。他只能写诗。他写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像一盏快要燃尽的灯。
他还想起一个年轻人。那是天宝元年，有个叫李白的诗人，奉诏来到长安，带着一卷诗稿，求他品评。他读了那卷诗稿，读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拍案叫绝，拉着李白就去酒肆喝酒。喝到尽兴，一摸腰间，忘了带钱——他解下腰间的金龟，往柜台上一放：“拿这个换酒！”金龟是官员的佩饰，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有；可贺知章不在乎。他只看重诗。后来，他到处向人推荐李白，说这是“谪仙人”下凡；玄宗知道了，召李白入宫，供奉翰林。一个布衣诗人，因为一位八十四岁老人的一句夸奖，一步登天。
贺知章想到这里，嘴角浮起一丝笑。可那笑，很快又淡了下去。李白进宫了，可他也只做了一个“供奉翰林”——陪陛下写诗，陪陛下游宴，写的好诗，被谱成曲子，在梨园里传唱；写得不好，连看都不让看。听说李白最近又喝醉了，在长安市上纵酒放歌……这孩子，怕是待不久了。
他把酒杯放下，忽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老的，不只是他这个人——还有这个朝堂，这池曲江，这座长安城。
他没有把那个念头说出口。他只在心里，给那个空着的位子，敬了一杯酒。
第三节胡儿入席——安禄山的第一次长安盛宴
宴席正酣时，御帐外传来一阵动静。
一个魁梧的身影，被内侍引着，从池畔的石阶上走上来。那身影极胖，足有三百斤，走起路来，像一座移动的小山；可脚步却轻，落地无声，显然是练过功夫的。他穿着新赐的锦袍，腰束玉带，头上戴着胡人的皮帽，帽檐下，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把整个池畔的场面，尽收眼底。那条玉带是新赐的，白玉的銙，銙面上浮雕着胡人伎乐——抱琵琶的，按羌笛的，击羯鼓的，一张张胡人脸，在玉上笑得热闹。三品以上方能服用的玉带，束在一个胡儿的腰上；满座朱紫都看见了，没有人说什么。
来人正是安禄山。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人，母阿史德氏，父死母嫁，自幼混迹边地。他通六蕃语，骁勇善战，早年做过互市牙郎，替各族商人牵线搭桥，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什么人的话能信，什么人的话不能信，谁心里想要什么，他一眼就能看穿。这份本事，是他在马市上，跟一个又一个胡商、一个又一个牧主，讨价还价练出来的；也是他这一生安身立命的本钱。
后来他投了军。先做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因骁勇善战，被张守珪收为养子；一次作战，他贪功冒进，几乎全军覆没，张守珪要按军法斩他，他大呼：“将军不是要灭奚、契丹吗？何不留下我，让我戴罪立功，以战功赎罪！”张守珪看他是块料，饶了他一命。从此他收敛了轻狂，打仗越打越精：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身上挨过的箭，比头发还多。开元二十八年，拜平卢兵马使；开元二十九年，升营州都督；天宝元年，拜平卢节度使——这一年，他四十出头，从一个无父无母的胡儿，做到了大唐最东边的方面大员。
他的官，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可他的宠，却是一步一步演出来的。他知道，在长安的天子面前，战功不如嘴甜，骁勇不如忠厚。于是他入朝以后，把自己演成了一个憨厚、忠诚、没有心机的胖子——这个角色，他一演就是十几年，演到最后，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演的，哪个是真的。
天宝二年春，他以平卢节度使的身份，入京述职。这是他第一次，以边将的身份，踏进长安的曲江赐宴。
玄宗看见他，眼睛一亮：“安卿来了！快，给安卿设座——就设在朕的御帐边上。”
内侍领命，在御帐右侧、紧挨宰相席的地方，给安禄山加了一席。这个位置，比许多三品大员的位子都靠前。李林甫不动声色，端着酒杯，朝安禄山微微颔首；陈希烈眯着眼睛，打量着这个胖子，没有说话。
安禄山落座，先端起一杯酒，恭恭敬敬地走到李林甫面前：“李相公，末将久仰相公大名。相公是中书令，百官之首，末将往后在朝中，还要请相公多提携。”
李林甫笑了笑，举杯与他碰了一下：“安将军客气。将军镇守东边，朝廷倚重，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承相公吉言。”安禄山一饮而尽，又压低声音，笑道，“末将是个粗人，不懂什么朝堂规矩。往后若有什么做得不妥的，还请相公点拨——相公说什么，末将听什么。”
李林甫的眼皮，微微跳了一下。他见过太多人对他表忠心了；可像眼前这个胖子这样，把“相公说什么，末将听什么”说得如此自然、如此诚恳的，还是头一个。他打量着安禄山：胖脸上堆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破绽。
“将军言重了。”李林甫淡淡道，“陛下面前，多尽忠，就是最好的规矩。”
“是，是，末将记住了。”安禄山连连点头，退回了自己的席位。
两个人都笑得滴水不漏。一个在心里想：这个胖子，不简单；一个在心里想：这个宰相，果然和传闻中一样，难对付。
安禄山受宠若惊，扑通一声跪下去，磕头如捣蒜：“臣一个胡儿，何德何能，敢坐陛下御帐之侧！臣不敢，臣不敢！”
玄宗笑呵呵地说：“起来起来。你是朕的干儿子，坐得。”
“干儿子”三个字一出口，池畔的空气，微微一凝。
原来，安禄山入朝后，玄宗见他肥胖可爱，又善解人意，竟认了他做义子——史书上记着：安禄山后来认杨贵妃为母，玄宗为父，出入宫禁，毫无避忌。天宝二年的这场宴会上，玄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亲口称他“干儿子”，等于把这份恩宠，昭告天下。
安禄山爬起来，抹了一把脸，憨憨地笑了：“陛下认臣做儿子，是臣八辈子修来的福分。臣这一身肉，都是给陛下长的——陛下要臣往东，臣绝不往西！”
满座百官，有人跟着笑，有人低下头，假装没听见。李林甫举杯，遮住了嘴角一丝玩味的笑；高力士站在御帐后，垂下眼帘，脸上的皱纹，又深了几分。
酒过几巡，玄宗兴致越来越高。他忽然对安禄山说：“朕听说你胡旋舞跳得好，今日曲江赐宴，满朝同乐，你给大家舞一个，如何？”
胡旋舞，是胡人的舞蹈，舞者急速旋转，如陀螺一般，须臾不停。安禄山三百斤的身躯，在平地舞起来，居然轻灵如燕，旋转如飞——史书上说，他舞起来“疾如风焉”。
安禄山也不推辞。他脱了锦袍，只穿一件胡服，在池畔的空地上站定。梨园的鼓声一起，他猛地旋转起来。三百斤的身体，像一枚陀螺，越转越快；衣袂翻飞，尘土扬起，池畔的彩棚，都被他带起的风，吹得哗哗作响。百官看呆了，有人忘了饮酒，有人忘了鼓掌，只张着嘴，看着那团旋转的肉山。
玄宗抚掌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好！朕的干儿子，果然是天生神力！”
一曲舞罢，安禄山收势站定，脸不红，气不喘，只是额上微微见汗。他跪下来，喘着气说：“臣这一身肉，转起来，就想起小时候在草原上追马的日子。多谢陛下，让臣又当了一回草原上的胡儿！”
玄宗哈哈大笑，亲自赏了他一樽酒。
池畔的百官，也跟着笑。笑声里，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御帐后的高力士，眉头轻轻皱了一下——那一下，皱得极快，像水面上一闪而过的涟漪，转瞬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很多年前，他在华清宫的汤池边，看见另一个胡人跳舞的时候，也这样皱过一下眉。那时候，他以为是错觉；如今，他看着这个笑得憨厚、舞得飞快的胖子，忽然觉得，那似乎不是错觉。
第四节曲水东流——卷末收束
日头偏西，赐宴渐近尾声。
百官依次起身，向御帐行礼，山呼万岁，然后依序退去。车马声、笑语声、靴声、环佩声，混成一片，渐渐远去。池畔的彩棚，一顶一顶地拆；锦帐，一卷一卷地收。梨园的乐工们，收拾着乐器，三三两两地散开。李龟年走在最后，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水榭，忽然想起年轻时学艺的光景——那时候，教他唱歌的老乐师常说：“唱曲子，要唱到人心里去。”他唱了半辈子，今天这支老曲子，他唱得最用心。可唱完他才发现，满池的人，都在喝酒，都在笑，没有人真的在听。
他叹了口气，也走了。
很多年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陷落，梨园子弟四散流亡。李龟年流落到江南，靠卖唱度日，每唱起开元年间那些旧曲子，座中无不掩泣。有一位诗人，在江南遇见他，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那是很多年后的事了。天宝二年的春天，李龟年还不知道，他唱的这支老曲子，会成为一代人再也回不去的乡愁。他只知道，曲江的水，还是那样流；可他唱完这支曲子，池边的人，已经渐渐散了。
池畔，只剩下玄宗和几个近侍。
玄宗没有立刻回宫。他扶着栏杆，站在池边，看着曲江的水。春日的池水，碧沉沉的，映着天光云影，缓缓向东流去。远处的终南山，罩着一层薄雾；近处的桃李，落了满池，随水漂流，像一片片彩色的舟。
他站了很久。三十年的往事，像曲江的水一样，在他眼前流过：开元元年，他除掉太平公主，独揽大权，改元开元；开元二年，他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百官噤声，他扬眉吐气；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万国来朝，他站在泰山之巅，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太宗第二；开元二十一年，他梦见自己骑着一匹白马，飞过黄河……那一桩桩、一件件，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有些事，他记不清了——比如，从哪一年起，朝会上不再有人争辩；从哪一年起，他批复奏章，只画一个“可”字；从哪一年起，他不再想见那些总爱说“不”的人。
他忽然问：“力士，你说，朕为天子，何以人言渐少？”
高力士站在他身后半步，垂着手，没有说话。
玄宗也不催他，自顾自地说：“开元初年，朕坐在御座上，满朝都是说话的人。姚崇说，宋璟说，张说说，张九龄说——他们说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说得头头是道，说得朕有时候恨不得把他们轰出去。可如今……”
他顿了顿：“如今，朕想听人说话，都听不到了。”
池水无声。春风拂过，吹皱一池碎金。
高力士依旧垂着头。他知道答案。他知道陛下为什么听不到人说话——因为敢说话的人，要么死了，要么走了，要么，被“立仗马”吓哑了。可这些话，他不能说。他只能沉默。
玄宗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回答，也不以为意。他望着流水，忽然像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满池的水听：“开元元年，朕二十八岁，改元开元，立志做第二个太宗。那时候，朕以为，大唐的盛世，能传一百年、一千年。”
“如今，开元结束了。天宝开始了。”
“朕五十九岁了。”
他忽然笑了，笑声很轻，像风掠过水面：“朕老了。水还是那水，人已不是那人。”
水还是那水，人已不是那人。
这句话，被春风卷着，飘过曲江，飘过长安城，飘向远方。没有人接这句话。御帐的帘子，在风里轻轻摆动；高力士的背，弯得更低了。
玄宗最后看了一眼曲江，转身，走向车驾。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回头，又说了一句：“力士，明年这时候，还在这儿摆宴。”
高力士终于开口了。他低声道：“是，陛下。年年都摆。”
“年年都摆。”玄宗重复了一遍，上了车。
车驾远去。曲江池畔，暮色四合。最后一缕斜阳，把池水染成一片金黄，又渐渐暗下去。
史笔在此，记下了一段话：
开元之盛，盛在君臣相戒；天宝之衰，衰在无人敢言。
从开元元年到天宝二年，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大唐的疆域，从东到西一万余里，户口从六百万户，涨到八百五十余万；这三十年里，长安城成了天下的中心，胡商云集，万国来朝，诗人的诗，画家的画，乐工的曲，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这三十年，是“开元盛世”——是后来无数诗人追忆、无数史家赞叹、无数后人神往的黄金时代。
可这三十年，也埋下了所有的种子：府兵制瓦解了，边将坐大了，言路断绝了，皇帝倦怠了。开元盛世的一切辉煌，都成了天宝裂变的养料。那些埋在地下的种子，会在天宝十四载，随着安禄山范阳起兵的那一声号角，破土而出，把整个盛世，掀翻在地。
曲江的水，还在向东流。
水还是那水，人已不是那人。
宴罢人散，夜色渐浓。曲江池畔，只剩下一名老宫人。
老宫人姓什么，没有人记得。他是曲江的洒扫宫人，从开元初年起，就在这池边当差——三十年，扫了三十年的落花，捞了三十年的败叶，也看了三十年的赐宴。今天这场宴，他也在角落里，远远地看着。
现在，人都走了。他弯下腰，借着月光，在席间的地上，一颗一颗地，拾捡那些遗落的果核。
枣核、杏核、桃核、李核——都是宾客们吃剩下的，随手丢在席间。老宫人把它们拾起来，拢在手心里，走到池边，一颗一颗，抛回水里。
扑通。扑通。扑通。
果核落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月光照着水面，一圈一圈的涟漪，慢慢散开，又慢慢消失。
老宫人抛完最后一颗果核，直起腰，望着黑沉沉的水面，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开元年间，这池边坐的，都是会说话的人。”
“那时候，赐宴散了，池边还有人吵架——宰相跟宰相吵，御史跟宰相吵，为了朝廷的事，在池边争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让谁。有人气得把酒杯摔了，有人追着人骂到御帐前……那才叫热闹。”
“如今……如今这池边，坐的都是听话的人了。”
他抬起头，望向远处。夜色里，宫阙的轮廓，黑黢黢地立着；宫殿楼阁上的灯火，正一盏，一盏，熄下去。
先是勤政务本楼的灯灭了。然后是含元殿的灯灭了。然后是兴庆宫的灯，一盏一盏地，暗了下去。
老宫人看着那些熄灭的灯火，又看回手里的空。他忽然想：三十年前，他刚来曲江的时候，这池边的灯火，亮得能照见水里的鱼。那时候，他年轻，手脚麻利，赐宴散了，他还能跟同伴们偷偷喝两杯御酒的余沥，在池边的柳树下，说一宿的话。那时候，池边坐的人，也跟现在不一样——他记得有一年，两个宰相在池边争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他记得有一个老臣，喝了酒，站在池边，指着水里的月亮，念了两句诗，念完自己先哭了；他还记得，有一年上巳节，池边的树上，挂满了诗笺，风吹过来，哗啦啦地响，像一片会说话的林子。那时候，曲江的水，是活的。如今，水还是那水；可池边的人，都变成了同一个样子：低头，吃菜，饮酒，笑。
他弯下腰，又拾起一颗滚到脚边的果核，掂了掂，轻轻一扬手，把它抛进水里。
扑通。
池水一圈一圈地荡开。夜风从终南山方向吹来，带着杏花的残香。
远处的灯火，又熄了几盏。
曲江的水，还在流。没有人知道，水要流到哪里去；也没有人知道，这一夜的曲江，是大唐最后一个还能听见人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