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十年长安——朝扣富儿门
天宝五载秋，杜甫到长安的时候，才三十三岁。
他从洛阳来。几年前，他在这座城里，遇见了李白——那位名满天下的“谪仙人”。李白拉着他的手，说“杜二，跟我去梁宋走一走”。他们一起看了梁园的月，一起喝了酒垆的酒，一起在高适的帐子里，听他说边地的风沙。那时候，他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要这样开始了：遇见最好的朋友，写最好的诗，然后，进长安，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他骑着一头驴，进了春明门。
驴背上的褡裢里，装着几卷诗稿，一包干粮，和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那是他最好的衣裳了——他对着护城河的水照了照，觉得自己的样子，还算体面。
长安城在欢迎他：满街的车马，满楼的灯火，满城的人，都穿着鲜亮的衣裳，说着响亮的话。他牵驴走过西市，看见胡商们用各种腔调叫卖，看见波斯铺子里的琉璃灯，看见酒楼上有人唱他朋友的歌。他抬起头，望见远处那座高高的大雁塔，心里想：这就是长安了。天下最大的城，装得下所有人的梦。
他也在心里，念了一遍自己的名字：杜甫，字子美。杜家的子孙，十三世祖是西晋名将杜预；祖父杜审言，是则天朝的修文馆直学士，一首诗能传遍天下。这样的家世，这样的才学，长安，怎么会装不下他呢？
他先住在城南的少陵原。
那地方离城不远，是个清静的去处。他租了两间旧屋，院子里的枣树，比房顶还高。他每日读书，写诗，等着命运的召唤。他等来的第一件事，是四年后的一场雨。
天宝六载冬，长安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
雨是夜里开始下的。杜甫伏在灯下，正誊写一卷诗稿——明天，他要把它投到一位贵人的门下。那人姓王，是驸马都尉，诗名、权柄、门第，样样俱全。只要他肯在谁面前提一句杜甫的名字，杜甫就有路了。
“会写诗的人太多了，”他对自己说，“可是能见到贵人的人，太少了。”
雨打在屋瓦上，又顺着墙缝渗进来，在墙角积成一汪。他看了看那汪水，把脚边的一只旧瓦盆踢过去，接住。瓦盆很快就满了，水溢出来，漫到地上。他叹了口气，起身，把诗稿揣进怀里，披上那件旧袍子，推开门，走进了雨里。
他要去的地方，在安仁坊。
安仁坊的灯火，是长安城里最亮的。王府门前，两盏琉璃大灯，把门楣上“驸马都尉”四个字照得雪亮。杜甫站在雨里，整了整衣冠，把诗稿从怀里掏出来——已经湿了半边。他用袖子小心地拭了拭，走上台阶，叩响了门环。
门开了条缝。
一个门房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两眼：“做什么的？”
“晚生杜甫，洛阳人，有诗稿一卷，烦请呈递——”
“又是献诗的。”门房不耐烦地摆摆手，“主人今日不在。明日再来吧。”
门关上了。
杜甫在门前站了一会儿。雨水顺着帽檐流下来，流进脖子里。他转身要走，一队车马却在这时从巷口驰来，车轮碾过积水，溅了他一身的泥。车帘掀开一角，露出一张醉醺醺的脸，扫了他一眼，又放下了。车马扬长而去，蹄声得得，在雨夜里格外清脆。
杜甫站在雨里，望着那队车马远去的方向，忽然想起两句诗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他低声念完，苦笑了一下。这诗是他写给韦济韦左丞的——那位曾经赏识过他的长辈，如今也调走了。诗里写的，是他这四年的日子。
四年了。
天宝六载，天子下诏，说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到京师来，天子要亲自考校。诏书里的话，写得多么恳切：“朕闻自古帝王，皆以怀远为务……其有文学、政理，兼通一艺，皆诣京师。”杜甫看到了诏书，激动得一夜没睡。他收拾了诗稿，进京应制举。
那一场试，长安的士子们，考了整整一天。
放榜那天，榜前挤满了人。杜甫挤到前面，从头到尾，把自己的名字，找了三遍。没有。
他以为是自己学问不够。后来他才知道：那一榜，从头到尾，一个贤才也没有中。宰相李林甫，在贺表上写了四个字——“野无遗贤”。天下贤才，都在圣明的陛下治下各得其所了，所以京师的考场上，才无贤可拔。
“野无遗贤。”
杜甫在榜前，把这四个字，又念了一遍。他忽然觉得，长安城的秋天，比洛阳冷得多。
后来，他投诗给张垍张驸马——那位当朝天子的女婿。张驸马读过他的诗，说“甚好”，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他又投给韦左丞韦济，韦济是真心赏识他的，说他“才力素大，词气迈往”，可韦济也救不了他——韦济自己，也要走了。
他就这样，在长安城里，一年一年地等下去。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夜晚了。雨夜叩门，雪夜投诗，在权贵的客厅里站着等一个时辰，只为递上一卷诗稿。有人问他：“子美，你学问那么好，怎么不去考进士？”他苦笑：“考过了。天宝六载，考过了。”有人又问：“那怎么……”他不答，只举起杯来：“喝酒。”
这一年，他在长安，遇见了李龟年。
李龟年是梨园的供奉，天子的乐师。开元年间，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洛阳见过李龟年——那时候，岐王李范的宅子里，每逢宴集，李龟年总要来唱一曲。岐王家的牡丹，开得满院都是；李龟年的嗓子，亮得像银铃。满座的王孙公子，屏息凝神，听一个歌者，把大唐唱成一首歌。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如今，李龟年老了。嗓子哑了，眼也花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像一座瘦下去的山。他看见杜甫，愣了半晌，忽然笑了：“杜公子？是你？”
“李供奉，是我。”
两人在酒肆里坐下。李龟年给他斟了一杯酒，自己先喝了，眯着眼，半天不说话。
“我还记得，”他终于开口，“岐王宅里，你坐在最后一排。满座的人都在听我唱，只有你，一边听，一边用手指在桌上写写画画。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就是杜家的公子，会写诗。”
杜甫笑道：“我那时候，在学您的唱腔。”
李龟年摇了摇头：“我那时候，嗓子真好。好到连我自己都信了，这大唐的富贵，能唱一万年。”
他忽然沉默下来。窗外的长安，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车马声、叫卖声、丝竹声，混成一片。可是李龟年听了一会儿，低声道：“杜公子，你听——这满城的声儿，是不是和从前不一样了？”
杜甫没有回答。他听不出来。他只知道，自己到长安四年了，住过客栈，租过旧屋，投过无数诗稿，见过无数冷脸。那个在洛阳城里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已经学会，在叩门之前，先想好如果被拒，该往哪个方向走。
“李供奉，”他问，“您往后，有什么打算？”
李龟年又喝了一杯酒，笑道：“我老了，唱不动了。再过几年，就该回江南去了。江南的水好，养嗓子。”
“那您若是在江南见着我——”
“见着你，”李龟年打断他，“我再给你唱一曲。”
杜甫举起杯来：“一言为定。”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一句“一言为定”，要到很多年后，才会兑现。那时候，长安已经没有了，洛阳也残了，他们一个在江南的街头卖唱，一个在江南的船上写诗。那时候的江南，正是落花时节。
第二节三大礼赋——献赋十年犹未遇
天宝十载正月初一，天子要行三大礼。
太清宫、太庙、南郊——朝献、朝享、有事于南郊。这是天子最隆重的祭祀，十几年也难得行一次。诏书一下，整个长安都动了起来：太常寺备礼，光禄寺备馔，司天台卜吉时，礼部拟仪注。百官们都在盘算，这一场大礼，谁有资格陪祀，谁能在天子面前露脸。
杜甫也动了。
他从床底下，翻出那卷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赋稿——《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三大礼，三篇赋。他花了整整一年的心血，把太清宫的紫气、太庙的香烟、南郊的祭坛，都写进了辞藻里。他写得太清宫的仙乐，仿佛真的从天上飘下来；写得太庙的列祖，仿佛真的在香烟里睁开眼；写到南郊的那一轮冬至的太阳，他自己，都感动得落了泪。
他把三篇赋，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用锦缎裹好，托人送进了集贤院。
那一天，他坐在少陵原的旧屋里，等了一整天。
消息是半个月后传回来的：天子读了他的赋，龙颜大悦，说了一句：“此赋，可以传世。”
杜甫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劈柴。他愣了一会儿，斧头掉在地上，砸了自己的脚背，也不觉得疼。他跑到院子里，对着长安城的方向，深深地拜了下去。
“臣杜甫，谢陛下知遇之恩！”
他以为，自己等了十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集贤院待制。
那是天子给他的名分：在集贤院里挂个名，等候铨选。虽然不是官，却离官只有一步——天子记得他，宰相迟早也会记得他。他想，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来告诉他：杜待制，陛下有旨，着你去做某某官。
他等啊等。
集贤院的日子，是枯坐。每天清晨，他来到院中，在自己的案前坐下，研墨，铺纸，等着有人唤他。案上的墨，研了又干，干了又研。院里的槐树，叶子绿了，又黄了。他写了多少诗，数不清了；他见过多少来来往往的官吏，也数不清了。人人都客客气气地叫他一声“杜待制”，然后，就再也没有别的话了。
有一回，他壮着胆子，去问院里的主事：“敢问，晚生的铨选——”
主事头也不抬：“等着吧。圣上没忘你。”
圣上没忘他。
圣上当然没有忘他——天子的记性，好得很，好到还记得他说过“此赋可以传世”。可是天子的记性，也坏得很，坏到转头就忘了，那三篇赋的作者，还坐在集贤院里，等着一个“下文”。
集贤院里，枯坐的不止他一个。
对面那位，姓郑名虔，是广文馆的博士。郑虔比杜甫大十几岁，会写诗，会画画，会写字，天子亲口赞他“郑虔三绝”。可就是这位“三绝”先生，在长安混了半辈子，还只是个教书的博士，穷得叮当响。两人熟络之后，郑虔常来找杜甫喝酒——不是酒楼，是街边的小铺，一人一碗浊酒，一碟咸豆。
到了盛夏，两人连浊酒也省了。集贤院的老槐树浓荫正盛，郑虔打发书童上街，买两碗槐叶冷淘回来——采嫩槐叶捣汁和进面里，擀细切长，过一遍井水，面丝青碧莹莹，浇一勺醋，撒一撮胡麻。杜甫吃得畅快，说这是穷人的冰盘。郑虔说：杜二，记住这个味儿。往后你富贵了，怕是再也想不起。杜甫说：我一辈子记得。
有一回，郑虔喝多了，拍案说：“杜二，我比你早来长安十年。十年前，我也以为，圣上记得我郑虔的名字，我就有出路了。可圣上记得我的名字，是因为我会画画，会写字，会写诗——圣上从来不想想，郑虔也是要吃饭的！”
“圣上记得你的诗，”他指着杜甫，又指了指自己，“圣上记得我的画。可圣上从来不想想，写诗的人、画画的人，也是要吃饭的！”
杜甫没有接话。他端起酒碗，喝了一口，觉得那酒，又苦又涩。
第一年，他等来了一场春雪。
第二年，他等来了一场秋雨。
第三年，天宝十一载冬，右相李林甫死了。新宰相杨国忠入主政事堂。集贤院换了主事，满院的人，都在忙着巴结新贵，没有人记得，案头还压着三篇赋。
郑虔临走前，来看了杜甫一眼：“杜二，我回不了头了。你还有诗——你还有诗啊。”
杜甫笑了笑：“诗，又不能当饭吃。”
郑虔也笑：“可诗，能让你记得，自己是个活人。”
第三年，他等来了一首诗——不，是等来了一次登塔。
天宝十一载秋，高适从封丘来了，岑参也从安西回来了。三位老朋友，加上储光羲、薛据，一起登上了慈恩寺塔——就是长安城里那座高高的大雁塔。
塔有七层。他们一层一层地爬上去，越爬越高，风越来越大。到得顶层，凭栏远望，整个长安，尽收眼底：南边的终南山，像一道青色的屏风；北边的渭水，像一条银色的带子；城里的宫阙楼台，密密匝匝，一直铺到天边。
高适扶着栏杆，叹道：“登高望远，才知道长安有多大。”
岑参道：“大了，才装得下这么多贵人。咱们几个，都是贵人脚下的草。”
众人都笑。笑着笑着，又不笑了。
高适是封丘县尉——一个从九品的小官，每日里拜迎官长，心都要碎了。岑参从安西回来，满身的风沙味，依旧是一介布衣。储光羲做了个不咸不淡的县尉，薛据更不用说。至于杜甫——集贤院待制，听起来体面，实际上，连俸禄都没有。
“杜二，”高适忽然问，“你的赋，有下文了吗？”
杜甫摇了摇头。
“我就知道。”高适苦笑，“我高适活了四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下文了——没有下文，就是下文。”
众人都沉默了。
夕阳西下，塔影拉得老长。杜甫望着远方那片渐渐暗下去的天色，忽然觉得，脚下这座繁华的长安城，像一艘正在漏水的大船。他不知道这种感觉从哪里来，只觉得，那一片一片的宫阙，那一条一条的街市，在他眼里，忽然都变得不真切起来。
他回到家里，研墨，铺纸，写下了一首诗。题目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里有两句，写的是他登塔时看见的——他其实什么也没看见，他只是觉得，这天色，好像要变了：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这首诗写完之后，他搁下笔，看了很久。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句子。秦山怎么会破碎呢？泾渭怎么会不可求呢？长安的太阳，明明还高高地挂着。他把诗稿收起来，压在箱底，没有给任何人看。
——他怕别人说他，疯了。
第三节幼子饿死——入门闻号啕
天宝十三载秋，长安下了一场大雨。
那雨下了六十多天，把整个长安都下烂了。屋瓦漏了，垣墙塌了，东市的水积了半人深，西市的米价，一天涨一个样。天子在兴庆宫里问宰相：雨这么大，庄稼可还保得住？宰相杨国忠，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好禾苗，说：陛下请看，雨虽大，不害稼也。
长安的百姓，在雨里跪着。
杜甫的屋子，也漏了。他坐在床上，怀里抱着最小的儿子——那孩子还不会走路，瘦得像一只小猫，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他的妻子杨氏，把最后半升米熬成粥，先喂了孩子，又喂了大儿子宗文，最后把锅底刮下来的，端给丈夫。
“长安的米，咱们吃不得了。”杨氏说，“听说奉先那边，有咱们家的几亩田。我带着孩子们，先去奉先住着。你一个人在城里，也好再想想办法。”
杜甫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知道，妻子说得对。长安城里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他一个集贤院待制，连俸禄都没有，靠什么养活一家五口？
“好。”他说，“我送你们去。”
奉先在京兆的东北，隔着一条泾河。送妻儿出城那天，是个阴天。杨氏挎着包袱，宗文牵着她的衣角，那个瘦小的孩子，被裹在杨氏的怀里，只露出一张巴掌大的小脸。
“到了奉先，”杜甫把妻子扶上驴车，又叮嘱，“若有难处，就托人捎信来。”
杨氏点点头：“你在城里，也自己保重。少喝些酒，天冷了，记得加衣。”
驴车走了。走出老远，宗文忽然从车上探出头来，朝杜甫喊：“爹！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杜甫站在城门口，挥着手：“等爹有了下文，就来接你们！”
他喊完这句话，自己先愣住了。
下文。他也不知道，那个下文，什么时候才来。
他站在城门口，看着驴车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官道尽头。他忽然觉得，长安城，空了许多。
这一年冬天，长安的雪，下得特别早。
十一月里，杜甫收到一封家信，是宗文写的，歪歪扭扭的几个字：“爹，弟弟病了。娘说，等你回来。”
杜甫拿着那封信，在集贤院的廊下站了很久。
他去找主事：“晚生家中幼子病重，想告假——”
主事翻了翻名册：“杜待制，你再等等。圣上这几日，正想着铨选的事呢。”
“可是孩子——”
“孩子要紧，还是前程要紧？”主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在集贤院等了三年了，这一走，前功尽弃。”
杜甫攥着那封信，指节发白。
“前程要紧，”他听见自己说，“前程要紧。”
他最终还是告了假。
出城那天，天阴得厉害。他一个人，骑着一头瘦驴，往奉先赶。路过骊山的时候，他勒住了缰绳——山上的华清宫里，灯火通明。隔着几重山，他仿佛都能听见宫墙里的丝竹声、笑闹声。天子的冬天，是在汤泉里过的；他的冬天，是在雪地里赶的。
山道旁，有一具冻死的尸体。不知是谁家的老人，蜷在一棵枯树下，身上的破袄，盖不住一双乌青的脚。雪落在他的脸上，一层又一层。
杜甫从驴背上下来，想替他掩一掩，又不知从何掩起。他站在雪里，看着那具尸体，看了很久。
山上是灯，山下是雪。
宫里有酒，路边有骨。
他忽然想起，前几年，他写过两句诗，写的就是这样的世道——那时候他还以为，那是夸张，那是修辞：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如今，冻死骨就在他脚下，朱门的酒肉，就在他头顶的山上。他才知道，那不是修辞，那是写实。他写诗写了二十年，头一回，恨自己写得这么准。
他赶到奉先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推开院门，他听见了哭声。
那哭声，是他这一辈子，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不是哀嚎，不是恸哭，是一种干干的、细细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风从破了的窗纸里漏过来。是杨氏的声音。他推开房门，看见妻子跪在炕边，怀里抱着那个瘦小的孩子，已经哭不出声音来了。
“回来晚了……”杨氏看见他，只说了一句话，“回来晚了……”
孩子已经死了。
他走的时候，孩子还会笑。他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凉了。短短一个多月，一场秋雨，一场冬雪，孩子的名字，还来不及起，就从这个世界上，悄悄消失了。
杜甫站在门口，动不了。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是宗文跑过来，抱住他的腿，哭着喊“爹”，他才低下头，看见儿子仰着的小脸。他蹲下来，把宗文搂进怀里，觉得自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生生地剜去了一块。
那一夜，他亲手给孩子钉了一具小棺木。
院子里的旧木头，是他在奉先置办家什时剩下的。他借了邻家的刨子，一块板一块板地刨，刨花落了一地。邻家的田父过来帮忙，老田父看了看棺木，又看了看炕上那个小小的身子，叹了口气：“天杀的饥荒啊。这么大的孩子，说没就没了。”
杜甫没有说话。他低着头，刨最后一块板。刨子推过去，木屑卷起来，落在他的鞋面上。他想，这个孩子，跟了他两年多，他抱过他多少次，从来没有觉得，他这么轻过。
入殓的时候，他给孩子换上最好的一件小衣裳——那是杨氏用嫁妆里的绸子，给孩子做的。衣裳大了些，孩子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骨头。
他跪在灵前，想写一首诗。他研了墨，铺了纸，提笔，笔尖悬在纸上，抖了很久，落不下去。他写过的诗，成千上万，从来没有一首，这么难写。
他最终还是写了。那首诗很长，长到后来，读诗的人，都会跳过那些排比和典故，直接读到那一句——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他写完这两句，搁下笔，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写的诗，加起来，也不如这两句重。
第四节兵车行——信知生男恶
孩子入土那天，是个晴天。
奉先的坟地，在村外的坡上。一具小小的棺木，四个人抬着，轻轻松松就上了坡——棺木太小了，太轻了，轻得像抬着一捆柴。杜甫走在前面，手里拎着一把铁锹。他刨坑，一锹一锹地刨，土是冻的，一锹下去，只留下一道白印。他刨了很久，才刨出一个浅浅的坑。
田父说：“杜先生，孩子小，坑浅些就够。”
杜甫“嗯”了一声，把坑又加深了一锹。他把小棺木放进坑里，蹲下身，用手把土，一把一把地填进去。土落在棺木上，发出“噗噗”的声响。
填完土，他没有起身，就那样蹲在坟前，蹲了很久。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想起了一个春天。三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他在咸阳桥头，见过一场比这更大的葬礼——不，那不是葬礼，是出征。
那一年，朝廷又要打南诏了。
第一次打南诏，是几年前的事。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带着八万大军，去打那个叫阁逻凤的云南王——结果，八万人，死者六万，只剩下主帅一个人，骑着马逃了回来。逃回来的人，不敢说败了，只说“小挫”。朝廷也没有追查，因为主持此事的，是御史大夫杨国忠。杨国忠说“小挫”，那就是小挫。
可是仗，还要打下去。
于是，天宝十载的春天，一道诏书传遍天下：募兵再征南诏。
长安城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御史台。杨国忠派的御史们，分赴各州县，挨家挨户地抓人。旧制，家中有功勋的人家，可以免征役；杨国忠奏请，先征有功勋的人家——你祖上立过功？好，那就你上。百姓们被锁着，连枷，一串一串，像赶牲口一样，往京师赶。
杜甫那天，正好在咸阳。
咸阳桥，是长安西面的咽喉，渭水上的第一桥。桥头有座亭子，送别的人，都在那里折柳。杜甫是去送一位同乡的——那同乡家，世袭了祖上的勋位，这一回，被征进了军。
他站在桥头，看见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景象。
新兵们，一排一排，从城里押出来。他们戴着连枷——就是那种锁着双手的木枷，两端用铁链连起来，想跑也跑不了。有人穿着铠甲，有人穿着破袄；有人还年轻，唇上的茸毛都没褪尽；有人已经老了，头发花白，佝偻着背。
桥头，黑压压地，跪满了送行的人。
爷娘妻子，走相送。老母亲追着儿子的枷，喊：“儿啊，你到了云南，记得给家里捎个信——”儿子戴着枷，走两步，回头喊：“娘，回去吧！别送了！”老母亲追不上，跌在尘土里，爬起来，又追。妻子的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孩子被哭声吓醒，哇哇地哭。丈夫戴着枷，隔着人群喊：“照顾好孩子！”妻子张了张嘴，什么也喊不出来，只把头埋进孩子的襁褓里，肩膀一抽一抽地抖。
尘埃飞扬，遮天蔽日，把一座咸阳桥，都罩在黄雾里。
杜甫站在亭子里，看着这一切，一动也动不了。
一个老田父，跪在桥头，死死拽着儿子的枷不放。差役上来，一脚踹开他：“老东西，放手！误了军期，你担得起？”老田父被踹翻在地，又爬起来，膝行着追上儿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儿子手里：“拿着！拿着！这是你娘给你烙的饼——到了云南，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家乡的饼——”
儿子戴着枷，没法接。老田父就把布包，塞进儿子的怀里，又塞，又塞，塞得紧紧的。差役又来拽他。儿子忽然跪下了，戴着枷，跪在父亲面前，磕了三个头：“爹！儿不孝！儿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爹！你替儿，给娘磕个头！”
老田父没接这个头。他反倒跪下了，抱住儿子的枷，放声大哭：“儿啊！爹没用！爹没本事！爹保不住你——你爹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生了你这么个儿子——”
“爹！”
“早知道生儿子是这种下场，爹当年，就该生个女儿！生个女儿，嫁在邻村，爹老了，还有个看处！生了你这么个儿子，打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到这么大——如今，一纸连枷，就要把你送到那个叫云南的地方去送死——”
那老田父哭着哭着，忽然不哭了。他抬起头，望着天，用一种干哑的、苍老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老天爷，你睁睁眼。你让当兵的爹娘，把儿子养这么大，到底图什么？”
杜甫站在亭子里，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眶，热了。
他想起自己。他也是一个父亲。他也曾送别过亲人。他也曾想，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光耀门楣。可是此刻，他听见老田父的哭喊，忽然觉得，那哭声里，藏着一个天大的道理——这天下的父母，生儿育女，到底图什么？
他回到家里，研墨，铺纸，一夜没有睡。
天亮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他写下了那队戴着连枷的新兵，写下了桥头跪着的爷娘妻子，写下了老田父塞进儿子怀里的那块烙饼，写下了差役的呵斥、孩子的哭声、马蹄扬起的黄尘。他写得极快，好像那些字，自己会从笔尖里跳出来。
写到后来，他忽然想起了老田父那句话——“早知道生儿子是这种下场”。
他停下笔，望着窗外发白的天色，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写下了这个天下所有的父母，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这首诗，后来传遍了长安。
有人说它写得好，有人说它写得真，有人说它写的是诗，有人说它写的是哭。还有人，把这首诗抄下来，藏在怀里，不敢让御史台的人看见——因为写这首诗的人，是杜甫；而诗里那个“遣御史分道捕人”的杨大夫，如今，已经当上宰相了。
坟填好了。
杜甫在儿子的坟前，坐了一夜。
那夜的风很大，吹得坟头的土，簌簌地响。他抱着孩子生前穿的那件小衣裳——入殓时换下的旧的那件——坐在田埂上，望着长安城的方向，一直坐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他把那件小衣裳，叠好，放进怀里。
他没有哭。他想哭，可是哭不出来。他的眼泪，好像和那个孩子一起，埋进土里去了。
他把铁锹还给田父，谢过帮忙的人，牵过那头瘦驴，往长安城的方向走。
他要回城。
他还要再去一次集贤院——问问那三篇赋，有没有下文。
驴蹄声在冻土上，咯噔咯噔地响。他走得很慢，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到长安城外的田埂上，他忽然走不动了。他下了驴，在田埂上坐下来，怀里紧紧抱着那件小衣裳，抱了一夜。
城里的钟鼓，正敲得热闹。
长安城不知道，有一个父亲，在它的城墙外面，坐了一夜；长安城也不知道，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它看不见的坡上，躺进了一具小小的棺木。城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一盏一盏地熄下去；城里的钟鼓，敲了一遍，又敲一遍。没有人听见他的脚步声。
天亮的时候，杜甫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牵着驴，走进了春明门。
他走在长安的街上。街还是那条街，楼还是那座楼，卖胡饼的、卖胭脂的、卖琉璃灯的，都照常做着生意。有车马从他身边驰过，溅起的泥点，落在他的旧袍子上。他躲了躲，又继续走。
集贤院的门，还是那道门。
他进了院子，找到那位主事，问：“晚生那三篇赋——有下文了吗？”
主事抬起头，看了看他，又低下头，翻着名册，慢吞吞地说：“杜待制，圣上这几日忙着呢。你再等等吧。”
“等等。”
杜甫站在集贤院的廊下，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又咽了下去。
他转身，走出集贤院。
出了门，他忽然想起什么，站住了。他从怀里，掏出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小衣裳，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小衣裳重新塞回怀里，朝着城南少陵原的方向，慢慢地走去。
他还要活下去。
他还要写诗。
他还要等那个“下文”——哪怕他明知道，这世上，有些下文，是永远等不到的。
长安的钟鼓，还在敲着。敲得那么响，那么热闹。
没有人听见他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