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三制度崩坏与忠义前夜（752—755）
第90章林甫之死·国忠拜相
第一节身后之祸——“林甫未死，狱已成矣”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长安落了一场大雪。
雪落在平康坊，落在皇城的琉璃瓦上，也落在政事堂前的石阶上。政事堂的灯，已经连亮了十九年——那是李林甫的灯。十九年前，他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还是宗室里的一个远支，论亲疏，排不到御座跟前；十九年后，他从这间屋子里走出去，身后是一副棺材。
雪下到第三天，平康坊的李宅里，传出话来：右相病笃。
李林甫的病，是从这年秋天开始的。起初只是咳嗽，后来痰中带血，再后来，连床也起不来了。太医院换了一帖又一帖方子，都不见效。李宅的门槛，被来探病的人踏得发亮——长安城里所有够得着的人，都来过了。
来的都是客。可这十九年来，李林甫见过的人里，没有一个是真心盼他好的。他自己心里清楚。
病榻上，他问儿子李岫：“政事堂的灯，还亮着吗？”
李岫不敢回答。
他当然知道政事堂的灯还亮着——只是换了主人。自从父亲病倒，朝中的奏章，就都送去了杨国忠的案头。那个蜀中来的赌徒，如今是御史大夫、京兆尹，是朝中最红的人。半年前，杨国忠来探病，父亲拉着他的手，流着泪说：“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杨国忠的脸上没有半分喜色——他看见杨国忠的汗，顺着鬓角流下来，湿了衣领。
杨国忠怕他。怕他临死还留着后手。
李林甫心里笑了一下：你怕得对。可我确实没有后手了。我这一辈子，算计了所有人，最后算漏了天。
他让李岫把案头那只果篮端过来。
那是安禄山派人送来的。范阳的鲜果，用冰镇着，一路换马不换人，送到长安，果子上的露珠还没干。送果的使者跪在床前，说安将军问相公安。
李林甫望着那篮果子，忽然想起自己对妻子说过的话：“他送的不是果，是我的死期。”
如今，死期到了。
他又问了一句：“范阳那边，可有什么消息？”
李岫迟疑了一下，说：“安禄山……三月里，讨了阿布思。”
李林甫的手，在锦被上微微一顿。
阿布思。同罗部的酋长，大唐的朔方节度副使。三年前，李林甫与他约为父子，倚为臂膀——那时候，他需要一个能制衡安禄山的胡将。可阿布思性子暴烈，与安禄山结怨，安禄山屡次奏他谋反。今年三月，阿布思叛归漠北，玄宗诏安禄山讨之。安禄山收编了他的部众，阿布思本人，却遁入了漠北深处。
李林甫闭着眼，把这件事在脑子里过了三遍。
阿布思败了。他帐下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如今都落在了安禄山手里。
他忽然感到一阵寒意，比窗外的雪还冷。
“林甫未死，狱已成矣。”他喃喃地说。
李岫没听清：“父亲说什么？”
李林甫没有回答。他望着那只果篮，望着满屋的灯火，望着窗外的雪，忽然笑了一下。他笑的是自己——十九年权倾天下，到死的那一天，才知道自己身后，连一座坟都保不住。
第二天，玄宗从华清宫回来了。
銮驾没有直接回宫。有人看见，天子登上了兴庆宫的降圣阁，久久地望着平康坊的方向。望了许久，他问左右：“李林甫的病，怎么样了？”
内侍说：“右相已经三日水米不进了。”
玄宗沉默了一会儿，说：“朕想亲自去看看他。”
左右都劝：天子不宜临丧，且大雪路滑。
玄宗没有再坚持。他派内侍，送了一匣珍膳、一副御用药方过去，嘱咐道：“告诉李林甫，朕记着他这十九年。”
那一匣珍膳送到平康坊的时候，李林甫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只是望着那只果篮，望着那副御赐的药方，又望了望窗外。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二十四日，长安的雪，下得正紧。
入夜，政事堂的灯，熄了。
李林甫薨于平康坊，年七十一。天子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赐班剑、西园秘器，丧事办得隆重体面。
可棺木还没入土，狱，已经成了。
李林甫停灵在家的第三天，一队御史冲进了平康坊，领头的是杨国忠的人。他们翻遍李宅的书房，取走了所有与阿布思往来的书信。次日早朝，左相陈希烈捧着一封奏章，当殿宣读：李林甫生前与阿布思约为父子，招纳叛亡，图谋不轨——人证、物证、口供，一应俱全。
“李林甫身为宰相，潜通叛将，欲危社稷，罪在不赦！”
满殿鸦雀无声。
没有人提出异议。十九年来，敢在李林甫面前说话的人，都被他亲手埋了；如今轮到他自己的头上，满朝朱紫，竟没有一个人替他说一句话。
玄宗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个字：“办。”
于是，追削李林甫生前一切官爵。诸子除名，流放岭南、黔中。家产籍没，妻妾遣散。那座平康坊的宅邸贴上封条，十九年的灯火，从此断了。
最狠的一道诏书，是开棺。
有人奉命打开李林甫的棺木，取出口中含的玉蝉，剥去身上的紫袍金带，换了一具又薄又小的棺材，以庶人的礼数，草草葬在长安城外的一处荒坡上。
一代权相，十九年独掌朝纲，死后连一件紫袍都没能带走。
李林甫生前，为子孙计，把家业打理得滴水不漏：良田、宅邸、金帛，一样一样，都安顿得妥帖。他常说，只要子孙不惹祸，这份家业，够吃三辈子。可他没算到，最狠的祸，是他自己招来的。他死之后，诸子除名，流放岭南、黔中；那座他经营了一辈子的宅邸，一夜间换了锁。长安人说，李林甫算了一辈子，算天算地算人心，唯独没算到，自己身后，连个送终的儿子都留不住。
那天下葬的时候，雪已经停了。送葬的只有几个僮仆，和一辆牛车。荒坡上新土未干，远处传来西市的叫卖声，热闹得像是另一个世界。
史书上，后来给李林甫写了这样一段话——
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
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
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
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
“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资治通鉴》的记载，只到这八个字为止。
可李林甫躺在荒坡下的那具小棺里，听不见了。
他听不见的，是政事堂里，已经有人坐上了他的位子，正把手伸向那盏还亮着的灯。
第二节国忠拜相——“聚敛之臣当国”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杨国忠拜右相兼文部尚书。
政事堂换了主人。
拜相的那一日，长安是热闹的。天子御笔制书，命人送到杨府，车马仪仗，从皇城一路排到平康坊——不是去李府，是去杨府。百官朝贺，贵妃的兄弟姊妹，都来了。韩、虢、秦三夫人坐在屏风后，笑盈盈地看着；杨锜、杨锷兄弟，在前厅替国忠挡酒。有人说，杨家如今是真的“姊妹弟兄皆列土”了；也有人说，这朝堂，从今天起，一半姓李，一半姓杨。
杨国忠拜相，还兼着原来的差事：判度支，领剑南节度使，山南西道采访使，租庸使……一身挂了几十副担子，公文在他案头，摞得比人还高。他不识字，可账算得清；他不读史，可记性好——哪笔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闭着眼都能说出来。有人笑他“以聚敛为相”，他不以为意，反而笑着说：“聚敛怎么了？没有聚敛，拿什么养那二十万边军？拿什么修那千里漕运？”
那天早晨，杨国忠走进政事堂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他站在门口，看了那间屋子很久——十九年前，李林甫走进来；十九年后，他走进来。屋里的一切都没变：那张长案，那排书架，案头那盏灯，甚至墙上挂的那幅字。变的，只是坐在灯下的人。
杨国忠坐在李林甫的位子上，把屁股底下那方锦垫拍了拍，笑了。
“这御座，也没传说中那么烫人嘛。”
跟在身后的陈希烈，赔着笑，没有接话。
杨国忠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人，是贵妃娘娘的从祖兄——论辈分，他是天子的远房大舅哥。他年轻的时候，是蜀中出了名的浪荡子：好酒，好赌，好美人，把钱输光就躲债，乡里没人瞧得起他。他当过兵，混过市井，在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门下当过几年小吏——就是那时候，他攀上了贵妃这条线。章仇兼琼派他入京献贡，他带着蜀锦和珍宝，挨个拜访杨氏姐妹，用一副赌桌上的好口才，把几位夫人哄得眉开眼笑。
贵妃在玄宗面前提了他几次。玄宗召见，见他应对机敏，又会算账，就把他留在了身边。
从此，杨钊的官，像坐上了顺风船。天宝七载，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天宝九载，赐名国忠；天宝十一载四月，王鉷案发，他代王鉷为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聚敛二十年，一朝身死，他的家产，一半进了杨国忠的口袋。到十一月李林甫死，他已经是朝中炙手可热的第一人。
如今，他成了右相。
杨国忠当国，第一件事，是翻账本。
他把户部的卷宗搬进政事堂，一摞一摞，堆得像小山。他看的第一本，是剑南道的盐铁案——就是当初他在蜀中时，那一桩差点让他吃官司的旧案。他提起笔，在卷宗上批了四个字：“事出有因。”然后合上卷宗，丢进火盆。
看着卷宗在火里卷曲、发黑、成灰，杨国忠满意地笑了。
政事堂从此成了账房。
杨国忠不读书，也不讲什么治国的大道理。他治国，靠的是一本账：哪道欠税，哪州缺粮，哪条漕运该修，哪笔军费该拨——他算得清清楚楚。天下在他眼里，就是一家大买卖：收入、支出、结余，一清二楚。
“聚敛之臣当国。”长安城里，有人这样偷偷地说。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杨国忠从度支起家，聚财的本事，比李林甫大得多。他掌度支这几年，户部的账面一年比一年好看；他拜相之后，更是把天下财赋，都归入天子私库——大盈库。
大盈库的钥匙，挂在他的腰带上。
天子的钱，臣子的权，都系在这条腰带上了。
《资治通鉴》记杨国忠拜相，用了这样的话——
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
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
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
四十余使。吏部、度支、盐铁、漕运、御史、京兆、剑南——天下的权柄，一半在他手里，一半在他杨家手里。
朝堂上，杨国忠坐主位，陈希烈坐副位。李林甫在时，陈希烈是个画诺的；杨国忠当了国，陈希烈连画诺都省了——杨国忠说什么，他就点头；杨国忠看他一眼，他就笑。
“陈相公，你倒是说句话呀。”有人私下问他。
陈希烈只是摇头：“有什么好说的？说了，有用吗？”
他也怕。他见过李林甫怎么收拾人，也见过杨国忠怎么收拾人——这两个人，一个用蜜，一个用算盘，杀起人来，一样干净利落。
杨国忠当国没几天，就有人撞在他手里。
一个御史弹劾他任人唯亲，说他把剑南老家的人，都提拔进了三省六部。杨国忠也不恼，笑着把弹章递给玄宗看：“陛下，臣的亲戚多，这是实情。可臣的亲戚，都替陛下管着钱——钱管好了，天下就稳了。至于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让他们说去。”
玄宗看了他一会儿，笑了：“国忠啊，你比李林甫强。李林甫嘴上说得好听，心里弯弯绕绕；你心里想什么，都在脸上。”
“臣是个粗人，不会藏。”杨国忠笑着说。
他不会藏，也懒得藏。他要的，从来都是明明白白摆在桌面上的东西：钱、权，和天子的信任。
可天子的信任，从来是这世上最难守住的东西。
杨国忠不知道的是，在他忙着算账、忙着安插亲信的时候，范阳方向，有一双眼睛，正冷冷地看着他。
那双眼睛的主人，是安禄山。
第三节安禄山畏之——“此人非李林甫可比”
安禄山怕李林甫，怕了十几年。
这种怕，长安城里没几个人知道。安禄山在玄宗面前，是那个三百斤的憨胖子，笑得像个孩子；在公卿面前，是那个粗鲁的胡人将军，谁的账都不买。可一见到李林甫，他就换了个人——恭恭敬敬，大气都不敢出。
他怕李林甫，是因为李林甫能看穿他。
安禄山每次派人进京奏事，李林甫都能先说出他要说什么；安禄山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李林甫好像一清二楚。有一回，安禄山在长安与李林甫说话，说了一半，忽然发现后背凉飕飕的——那是十一月的冬天，他出了一身冷汗。
“虽盛冬，常汗沾衣。”史书上这样记。
安禄山自己也承认，他这辈子怕过的人不多，李林甫算一个。他在范阳，养了二十万兵马，谁都不放在眼里，可只要京城传来消息，说“李十郎问将军安”，他就要在屋里来回走半天，琢磨这句话里的意思。
李林甫排行第十，安禄山唤他“十郎”，比唤自己的亲爹还恭敬。
安禄山在长安，养着一个眼线，叫刘骆谷。刘骆谷每月往范阳送一封密信，信里没有军报，没有朝政，只有一件事：李十郎说了什么，见了谁，笑了几回。安禄山读信，比读兵书还仔细。有一回，刘骆谷信里说，李林甫在朝会上夸了安禄山一句“此胡儿知进退”，安禄山拿着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又让史思明看了一遍，琢磨了整整一夜——他怕的，不是李林甫骂他，是李林甫夸他。夸，就是看穿了；看穿了，就是防备了。
如今，十郎死了。
消息传到范阳的那天，安禄山正在校场上看兵。他接过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忽然仰天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史思明在旁边，问：“大帅，什么事这么高兴？”
安禄山把信递给他：“李林甫，死了。”
史思明看罢信，却没有笑。他沉吟道：“李林甫死了，右相换成了杨国忠。大帅以为，是福是祸？”
“福！”安禄山斩钉截铁，“杨国忠？一个开赌场的，他会什么？他连兵都没带过！李林甫在，我见了他，冬天都出汗；杨国忠——我见了他，只想笑。”
史思明想了想，说：“可杨国忠是贵妃的从祖兄，天子信他。”
“天子信他，那是天子的事。”安禄山眯起眼睛，“只要天子信我，他杨国忠，就动不了我一根汗毛。”
安禄山的自信，是有来由的。
这些年，他在玄宗面前，把自己演成了一个笑话：三百斤的胖子，只会吃，只会笑，只会跳胡旋舞，连字都不认识。玄宗问他：“卿腹中何物，如此其大？”他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一颗忠心，比什么都值钱。
李林甫看穿了他。李林甫知道，那颗“赤心”底下，藏着别的东西。
所以安禄山怕李林甫——怕他哪一天，把那层皮揭下来。
可杨国忠看不穿他。杨国忠只看账本：安禄山每年上贡多少，领了多少军费，账面上清清楚楚——账面上，安禄山是个忠臣。
“他连账都看不懂。”安禄山轻蔑地说。
不过，杨国忠也给他递过橄榄枝。
扳倒李林甫那桩案子，杨国忠找过安禄山：让他派人进京，作证李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安禄山二话没说，就派人去了——他恨李林甫压了他十几年，落井下石的事，他干得比谁都痛快。
“李十郎啊李十郎，”安禄山在范阳，对着京城的方向，遥遥地敬了一杯酒，“你压了我十几年，如今，我在你的坟上，踩了一脚。”
那一脚踩下去，安禄山心里那根绷了十几年的弦，断了。
从此，天底下，再没有人让他出汗了。
天宝十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
这一次入朝，是安禄山自己讨来的——李林甫一死，朝局要变，他要亲自来掂一掂，新宰相的分量。玄宗准了，下诏召安禄山入朝。
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半分犹豫。他当天就启程，昼夜兼程，快马加鞭，比朝廷催他赶路的速度还快。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急，他笑道：“天子召我，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还等什么？”
到了长安，玄宗大喜。
正月里，玄宗命高力士在城东设宴，让安禄山与哥舒翰同桌——玄宗的意思，是让这两位手握重兵的边帅，和和气气地见一面。
哥舒翰是突骑施人，陇右节度使，半段枪使得出神入化，是安禄山之外，边镇最耀眼的一颗将星。他坐在安禄山对面，一个黑塔似的胡人将军，一个山一样的突厥汉子，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先开口。
还是安禄山先打破沉默。他端起酒杯，对哥舒翰笑道：“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胡类相亲，何相疏也？”
——你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咱们俩的爹娘，正好换了个个儿。既是同类，何必生分？
哥舒翰听了，却不高兴。他放下酒杯，淡淡地说：“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敢不尽心。”
——狐狸朝着自己的洞嚎叫，是不祥的，因为它忘了自己的根本。
这句话，是骂安禄山忘了本。
安禄山的脸色，刷地变了。他猛地站起来，指着哥舒翰的鼻子，破口大骂：“突厥敢尔！”
哥舒翰的胡子都气炸了，手已经按上了刀柄。
高力士坐在上首，连连向哥舒翰使眼色，又打圆场：“二位将军，都是为陛下守边的人，何必为一句玩笑伤了和气？喝酒，喝酒。”
安禄山拂袖而去。
这件事传遍了长安。有人说安禄山跋扈，有人说哥舒翰刻薄，可真正看懂的人，心里都明白一件事：安禄山连哥舒翰都敢骂，这朝堂上，他已经谁都不放在眼里了。
“李林甫在的时候，他敢这样？”老吏们摇头叹息。
“李林甫在的时候，他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政事堂的新主人杨国忠，听说了这件事，只是冷笑：“一个胡儿，也敢如此张狂。总有一天，我要让他知道，这朝堂上，不是他说了算。”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不知道，范阳的那位胡儿，也已经盯上了他。
安禄山回范阳的路上，对送行的亲信说了一句话：
“李林甫，是个人物。可惜，死了。杨国忠？——此人非李林甫可比。”
他把“非李林甫可比”六个字，咬得很轻，像在说一个笑话。
第四节猜忌日深——杨国忠与安禄山的死结
杨国忠和安禄山的梁子，是从一顿饭结下的。
天宝十二载正月那次入朝，杨国忠以右相之尊，设宴为安禄山接风。满座公卿，安禄山却连正眼都没看他。酒过三巡，杨国忠举杯敬他，他端坐着，只抬了抬眼皮，说：“末将不敢当。”——连杯子都没端。
满座皆惊。
杨国忠的脸，当时就挂不住了。他把酒杯往桌上一顿，笑道：“安将军好大的架子。”
“末将是个粗人，不懂礼数。”安禄山慢吞吞地说，“杨相公是读书人，宰相肚里能撑船，想必不会跟末将计较。”
这话说得客气，可那口气，分明是在说：你杨国忠，还不配让我起身。
杨国忠这辈子，从没受过这种气。
他回到府里，越想越气。第二天，他就让人去查安禄山的底——这一查，查出了让他心惊的东西：范阳的军马，远超兵部册上的数目；范阳的兵甲，比账上多出三成；安禄山在范阳、平卢、河东，收拢了无数降胡，编成亲兵，日夜操练。他还有个名字，叫“曳落河”——同罗、奚、契丹的壮士，个个以一当十。
杨国忠捧着这些密报，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他做了一件聪明人不会做的事——他决定，把安禄山扳倒。
从此，杨国忠见玄宗，三句话不离安禄山。
“陛下，安禄山必反！”
“陛下，安禄山在范阳养了二十万兵！”
“陛下，安禄山收拢降卒，号为‘曳落河’，日夜操练，其志不小！”
玄宗听第一遍，皱眉；听第二遍，摆手；听第三遍，笑了。
“国忠啊，你多虑了。”玄宗放下手中的笔，慢悠悠地说，“禄山那个胖子，见了朕，笑得像个孩子。他要反，早反了，何必等到今天？”
“陛下——”
“朕与他君臣二十年，他是什么人，朕还不清楚？”玄宗打断他，“他连字都不认识，能有什么心思？倒是你，国忠，你是他的长辈，该多提携他才是。”
杨国忠气得胡子发抖，却不敢再说。
他知道，玄宗是彻底被那个胡儿骗住了。
可杨国忠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他换了个法子。
这一天，他再次求见玄宗，正色道：“陛下，臣有一计，可以试出安禄山的真心。”
玄宗问：“什么计？”
“陛下下诏，召安禄山入朝。”杨国忠说，“他若心虚，必推脱不来；他若来了，就说明他胸无城府，无反心。”
“朕召他，他怎么会不来？朕是天子，他敢抗旨？”
“陛下听臣说完。”杨国忠压低了声音，“安禄山若敢来，则臣从此不再说一个‘反’字，甘愿认输；他若不来——”
他停住了。玄宗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他若不来，”杨国忠一字一顿，“臣请陛下，先下手为强。”
玄宗沉吟良久。
他看着杨国忠，又看了看案头那摞奏章，终于点了头：“好。朕就召他入朝。若他真的来了——朕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诏书从长安发出，八百里加急，送往范阳。
杨国忠坐在政事堂里，等着范阳的回音。他料定，安禄山不敢来——一个真要谋反的人，怎么会自投罗网？
政事堂的灯，亮了整整一夜。
杨国忠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等消息的时候，范阳城外，安禄山已经跨上了马。
他接诏的当天就启程了。一队亲兵，从范阳出发，昼夜兼程，一日数百里，跑得比驿马还快。沿途的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上，他逢人便说：“天子召我，这是天大的恩典，我怎么敢耽搁？”
杨国忠等来的，是安禄山已经到京的消息。
他算错了一件事：他以为安禄山会怕，可他忘了——安禄山从来就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
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再次入朝。
这一次，他来得飞快，快得连长安城里准备看热闹的人，都没来得及摆好姿势。
御前，安禄山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陛下！臣是胡人，陛下宠臣，杨国忠妒臣。臣在朝，反遭祸！陛下若不信臣，臣这条命，就搁在长安——臣不回去了！”
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三百斤的身子趴在地上，抖成一团。
玄宗看着这个跟了自己二十年的胖子，忽然有些心疼。他走下御座，亲手把安禄山扶起来，拍了拍他圆滚滚的肩膀，笑道：“好了好了，朕知道你的心。有朕在，谁敢动你？”
安禄山抬起头，泪眼汪汪地看着玄宗：“陛下——”
“朕保你。”玄宗说，“朕保你一辈子。”
满殿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幕。
杨国忠站在阶下，脸色铁青。他的手，在袖子里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掐出血来。
他忽然明白了：这一局，他输了。他本想用一纸诏书，试出安禄山的反心；可安禄山用一个“快”字，把“必反”两个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忠心”。
高力士站在御座之后，垂着眼，一动不动。六年前，他曾在龙池边，劝陛下收回权柄；那句“老奴此后再不敢言了”，他说到做到。如今他看着这个三百斤的胡人跪在御前哭诉，心里忽然明白——有些话，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说了。
他哭得像个孩子。
玄宗笑了。
杨国忠的脸色，在那一刻，比哭还难看。
安禄山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玄宗赏了他无数珍宝，加封了他的儿子，又亲自设宴，为他饯行。安禄山临走那天，玄宗解下自己的御衣，披在他身上，说：“禄山，好好替朕守着北边。”
安禄山跪拜，叩首，眼泪汪汪：“臣死，也不敢负陛下。”
他出长安的时候，没有回头。
他知道，他这一走，再回来的时候，就不是跪着了。
史书上，把这一场君臣戏，记得很清楚。史家说，杨国忠屡奏安禄山必反，玄宗皆不信；史家说，玄宗这一信，信掉了整个大唐的平安。
“禄山自入朝，归范阳，疾行出关，一日数百里。”——《资治通鉴》记，安禄山出了长安，就再也不回头了。
一年多之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安禄山于范阳起兵，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到那时，长安的人才明白：杨国忠的账，算对了这一次——可已经晚了。
兴庆宫的灯，还亮着。
政事堂的灯，也还亮着。
范阳的灯，越燃越亮。
同一个天下，两片灯火：一盏照着“不信反”，一盏照着“必反”。大唐就悬在这两盏灯之间，等一个答案。灯下的人，一个笑着，一个哭着，还有一个，脸色比哭还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