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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叛军内乱

    第一节暴虐之君——盲眼的帝王

    至德二载的正月,洛阳的雪压得很厚。

    安禄山坐在洛阳宫的暖阁里,却看不见那雪。他的两只眼睛,早已被痈疮的毒气蚀成了两个空洞——那年他在范阳起兵时还只是“目渐昏”,如今过了两个年头,连烛火的光都辨不出了。他成了大燕的盲眼皇帝,坐在自己打下的江山里,一寸山河也看不见。

    安禄山本是个极雄壮的胡人,起兵时体重已近三百斤,肚腹垂过膝头,行坐都要人扶持。如今瞎了眼,那副庞大的身躯更显笨重,像一座生了虫、又失了光的大肉山,每日里只瘫在榻上,靠人搬弄。他常摸着自己塌陷的眼窝,对段夫人苦笑:“朕这双眼睛,是替大唐看尽了繁华,才瞎的。”这话半真半假——他起兵反唐,烧的也是自己看了半生的繁华;如今繁华在叛军的刀下成了灰,他的眼,也跟着灭了。

    眼睛瞎了,脾气却更亮了。安禄山的性情,原就粗豪暴戾,如今病痛日夜煎熬,更是喜怒无常。他浑身长着流脓的疽疮,尤其在肚腹和后背,痛起来便满地打滚,滚完了就拿左右出气。宫人稍有侍候不周,便是一顿鞭笞;言语顶撞,立斩不赦。有一回,一个司膳的宫女端来的羹汤略烫,他竟将整碗泼在她脸上,命人拖出去杖毙——那宫女不过十五六岁,进宫前是洛阳西市卖花人的女儿,连安禄山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过几回,便死在了“大燕皇帝”的一怒之下。他瞎着眼,却能用耳朵辨人——谁脚步重了、谁呼吸急了、谁跪安时衣袖里藏了怯,他隔着几步便听得分明。这听得出千人万马的耳朵,此刻只用来嗅探身边的人,是不是又在算计他。

    “朕是天子,天子该有天子的痛快!”他常拍着御座的扶手这般喊,喊完又疼得龇牙。可这天子的痛快,他实在享得不多。他瞎了眼,胖得走不动路,连上朝都要人扛着抱到殿上;朝堂上的奏对,他听不大清,也懒得听,只由严庄在旁代答。严庄是他起兵以来的第一谋主,河北的文书、洛阳的政务,多半经严庄的手。安禄山信他,又防他——一个瞎子对身边最清楚的人,本是又倚又怕的。他有时当着众臣的面,忽然冷不丁问严庄:“严卿,朕若死了,你待太子如何?”问得严庄汗透重衣,跪答“臣万死不敢”,他却又哈哈大笑,拍拍严庄的肩:“朕逗你呢。”——这“逗”,是暴君最恶的趣味:他要在活人心里,日日悬一把刀,看人发抖,便是他仅剩的“痛快”。严庄那身冷汗,后来化作了弑君的决意;安禄山到死都不知,他最得力的谋主,是被他自己,一句句“逗”反的。

    安禄山还常思念长安。他瞎了,却总记得长安大明宫的气象,记得玄宗赐他的金鱼袋、赐他的宅第。失明了的人,记忆反倒格外亮。他会对着虚空说:“朕当年在长安,出入禁中,天子呼朕为弟。如今朕也是天子了,怎么倒不如从前痛快?”左右不敢答。他们心里都明白:这“痛快”是回不去了——他从一个边将的痛快,走到了一个盲眼暴君的恐惧里。恐惧,才是他此刻唯一的、最忠实的伴当。他有时还会哼起《霓裳羽衣曲》的调子,那是贵妃生前最爱听的;哼到一半,想起贵妃已死在马嵬,便戛然而止,在黑暗里愣半天。一个反了大唐的人,到头来最念念不忘的,竟是那座他亲手颠覆的城、那个他本可共享荣耀的君——这荒诞,连他自己都品不出滋味,只觉得胸口堵着一块化不开的、叫“悔”的硬物。

    他最疼的是段夫人,最爱的儿子是段夫人生的安庆恩。他常摸着安庆恩的头,对左右说:“这孩子像朕,朕的江山,该给他。”那孩子才几岁,被他摸得咯咯直笑,全然不知这笑声,正一下下敲在嫡兄安庆绪的心上。安庆绪是长子,早在圣武元年便受封晋王,可父亲宠爱庶弟、言谈间屡屡露出“易储”的意思,他岂会听不出?他不敢问,只把话咽回去,夜里对着烛火,一遍遍想:父亲从前牵马的人,如今连儿子都要牵着走;这“牵”,是牵向储君之位,还是牵向一刀?他有时远远望着段夫人和安庆恩在廊下说笑,那笑声清脆,像针,扎得他太阳穴突突地跳。他不是恨那孩子,是恨父亲——恨父亲把“父子”二字,当成了可以随手置换的棋子;而他自己,正是那枚随时会被换下的棋子。棋手若瞎了眼、乱了性,最先丢的,往往是手边最旧的那枚。安庆绪懂这个道理,却不敢承认:承认了,便是承认自己,离那“被丢”的时刻,不远了。

    洛阳宫里的日子,于他是一场慢性的凌迟。疽疮烂到深处,脓血沾满了寝衣,他夜里常疼醒,醒了便骂,骂完了又叫人拿酒来灌。酒入愁肠,他有时也哭——一个三百年未有之胡人皇帝,哭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江山。哭完了,第二天照旧鞭人、照旧疑人、照旧在段夫人面前摩挲安庆恩的头顶,把长子安庆绪的心,一下下按进冰窖里。御医们私下说,这疽疮已入了脏腑,便是神仙也救不得;可没人敢把这话奏明——奏明了,便是自己替皇帝,下了那道催命的旨。于是人人瞒着,人人看着他一天天烂下去,像看着一座自己点了火的楼,烧到梁断,也无人去泼那一桶水。这“无人去泼”,才是盛唐坠入藩镇之乱后,最深的寒:当臣子们连国君的死活都懒得管,这国君,早已先死于人心了。

    史思明在河北,听说洛阳皇帝“病目益甚,喜怒无常”,只微微一笑。他与安禄山同岁,只大他一日,却比他清醒。他手握范阳、常山一带的精兵,是叛军里真正能打的。安禄山称帝,他表面称臣,心里却早存了别的算计——一个连自己儿子都镇不住的瞎子,凭什么让他史思明一辈子低头?他二人本是同乡同里,一道在幽州军中发迹,当年是安禄山举荐了他;可举荐者一旦成了暴君,被举荐者便再不愿做那条被牵的“马”。这一笑,史书没记,可河北的风,记下了。那一年的正月,叛军的两大支柱,一根在洛阳烂着,一根在河北冷着,都朝着“散”字,悄然走了一步。

    第二节弑父之谋——严庄与安庆绪

    帐外的耳语,是从腊月就开始的。

    安庆绪找严庄,是私下里的密谈。两人都怕被人听见——怕的不是旁人,是安禄山的耳朵。那双瞎眼虽看不见,耳朵却像长在了别人心口上。于是他们把地点选在严庄的私帐,屏退左右,连灯火都拨到最暗。

    “严公,”安庆绪压着嗓子,“父皇近日,常提易储之事。”

    严庄不语。他何尝不知?安禄山每一次当着他的面夸安庆恩,都是在抽安庆绪的凳子。可严庄的怕,比安庆绪更深一层——他自己,也是安禄山鞭下逃出来的。他因议事偶有不合,被瞎眼的皇帝揪着头发摁在地上,鞭背数十,鞭完还问:“朕的鞭,甜不甜?”那种羞辱,严庄这一生,忘不了。他帮安禄山打下半壁河山,到头来连一条命,都悬在皇帝的一时喜怒上。

    “殿下,”严庄终于开口,声音比帐外的风还冷,“您是圣武皇帝的长子。可圣武皇帝若真立安庆恩为太子,殿下可知下场?”

    安庆绪喉头滚动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历史上废太子有几个善终?更何况他父亲连亲信都杀,何况亲子?他想说“父皇不至于”,可话到嘴边,想起父亲摩挲安庆恩头顶的那只手,便一个字也吐不出。那手,曾拍过他的肩,如今拍在弟弟肩上,凉得像铁。他性子本就懦弱,从小在父亲的威风下长大,连大声回话都不敢;可懦弱的人,一旦被逼到墙角,也会生出一股不要命的狠——那狠,不是勇,是怕,怕到极处,便顾不得父子那层皮了。

    “与其等他动手,不如……”严庄没说完。他不必说完。安庆绪懂了,烛火映着两张苍白的脸,谁都没再出声。有些话,说破了便是死罪;可不说破,死的是自己。

    严庄又补了一句:“还需一个人。一个能近得了陛下身、又恨陛下的人。”

    这人,他们心里都有数——李猪儿。

    李猪儿是安禄山的近侍,自小随他,是被净了身的阉人。安禄山起兵前,李猪儿就跟着,端汤递药、擦脓侍寝,二十年没离过左右。可也正因离得近,他挨的打最多。安禄山病痛时,拿他当出气筒,一脚踹翻、鞭子抽脸是常事;有一回安禄山疼极了,竟把滚汤直接泼在他手上,皮肉一瞬间起了燎泡,李猪儿咬着牙没吭声,只跪着把汤碗捡起来,重新斟满。李猪儿脸上那道旧疤,便是某次被靴尖踢裂的。他不敢恨,只能更恭顺地跪着;可恭顺底下,那点恨,像疽疮里的脓,蓄了很久,只等一个口子。安禄山待他,是主子对一件用惯了的器物——器物旧了、裂了,便随手扔;李猪儿待安禄山,早已不是忠,是二十年的、磨成了习惯的、连自己都分不清是怕还是活的依附。这依附,恰是最易被一把刀割断的。

    严庄去见李猪儿,没绕弯子。他说:“圣人(指安禄山)待你,你是知道的。他若晏驾,新君是安庆恩,你猜你活不活?他若晏驾前先废了东宫,东宫宾天,你这近侍,第一个陪葬。”李猪儿低头,半天,问:“严公要猪儿做什么?”严庄只说了四个字:“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后来被史官写进了《安禄山事迹》;可那天夜里,它只是两个密谋者,递给一个阉人的、一把看不见的刀。

    他们约定在正月里一个风雪夜动手。严庄说:“圣人每夜必饮,饮则熟睡。猪儿你侍寝在侧,最是便当。届时我带亲兵封门,殿下在外接应——三步走,干净利落。”李猪儿点头,没再多问。他问多了,便是心虚;他不问,反显得天经地义。走出严庄的帐,雪打在脸上,凉得他一个激灵。他摸了摸怀里的短刃——那是严庄早备下的,刃薄而利,専为这胖大的身躯、那层厚膘准备的。他忽然笑了,笑得无声:他一个被净了身的阉人,这世上本无儿无女、无牵无挂,连“怕死”都淡;如今要杀的,又是日日折辱他的人。这桩事,于他,竟像是替自己,也替这满宫的冤魂,出一口气。风雪更大了,把他的脚印,瞬间抹平,像这世间,本就不该留下他来过的痕迹。

    安庆绪在帐外等。他不敢进去,怕看见李猪儿那张脸——那张脸若有一丝犹豫,他便要改主意;可若那脸全然麻木,他又怕得发抖。他只在帐外踱步,踩碎了地上的薄冰,像踩碎了自己做儿子的那点天良。北风卷着雪沫子扑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父亲把他扛在肩上看灯——那灯,是范阳上元节的灯,亮得他眯起了眼。如今他睁着眼,却比父亲还瞎:他看不见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向那桩弑父的、回不了头的业。他想起母亲死得早,父亲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也是唯一让他发抖的人;如今他要亲手斩断这发抖的来处,斩完了,这世上便再没有谁,能让他既想靠近、又想逃了。这念头让他心里一空,空得像被挖走了什么——可那“什么”,他不敢细想,只在雪地里一圈圈地走,把脚印踩成了乱麻。

    事毕之后,安庆绪曾私下问过严庄:“若天下人皆知是孤……为之,孤该如何?”严庄淡然答:“殿下多虑。史书是胜者写的。待殿下收复两京、迎回太上皇,谁还敢提今夜一字?”这话是宽慰,也是画饼——严庄心里清楚,弑父这种事,捂得了一时,捂不了一世;可此刻,他必须让这个新君,把那颗悬着的心,暂时按回肚里。安庆绪信了,或者说,他选择信。一个弑了父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真相,是一个能让他睡得着觉的谎。那夜之后,他果然睡得更沉了——只是梦里,总有一只摸着刀刃的手,伸过来,要牵他。

    第三节李猪儿之夜——刀入腹中

    至德二载正月的那一夜,洛阳宫落了大雪。

    安禄山白日里又疼了一阵,灌了酒,早早歇下。他睡着了有个习惯——枕边必放一把短刀,防身,也防人。瞎子睡不安稳,刀在手里才敢合眼。李猪儿熟知这个习惯,比谁都熟。

    夜半,宫漏声残。李猪儿端着一盏温汤,轻步进帐。帐里烛火将熄,安禄山仰在榻上,肚子上的疽疮敞着,脓血把寝衣浸成了暗红。他睡得沉,鼾声里带着疼的**。李猪儿站在榻边,手里的汤碗微微发抖——他本该把汤放下就走,可今日不同。他想起严庄的话,想起自己脸上的疤,想起这二十年,他连一声“疼”都不敢喊。

    他放下汤碗,手探向枕畔。

    刀还在。安禄山的手指,正虚虚搭在刀柄上。

    李猪儿咬了咬牙,攥住刀柄,猛地抽出——刀刃划过安禄山的手背,瞎眼的皇帝在梦中一惊,喉咙里“嗬”了一声。李猪儿不再犹豫,双手举刀,朝着那硕大、垂到膝上的肚腹,狠狠斫了下去。

    安禄山的身子弹了起来。他看不见,只觉腹中一阵撕裂的凉,伸手去抓,抓到的竟是自己的肠子——温热的、滑腻的,从指缝里漏下去。他瞎着眼在榻上乱摸,摸到了枕边那把刀的刀刃,手被割破,血混着脓,他这才明白:那把防身的刀,今夜成了要他命的刀。天道轮回,竟连这把刀,都改了主。他肥胖的躯体压在榻沿,脓血混着肠腹的污物,把那身明黄的寝衣彻底染透了——这身黄,原是他反唐时梦寐以求的颜色,如今成了裹尸的殓布。

    “猪儿——是猪儿!”他嘶喊,声音却弱得像漏了气的皮囊。帐外,严庄早已率人封住了门;安庆绪在更远处的廊下,听见那一声,身子晃了晃,没敢上前。弑父这种事,主谋可以躲在暗处,动手的却必须面对面——李猪儿,就是那张脸。

    安禄山在血泊里摸索,抓到了李猪儿的衣角。李猪儿本可挣脱,可他忽然停住了。他想起多少回,这衣角被安禄山揪着,往地上摁;如今反过来,是他被抓着,却不再跪了。他蹲下来,对着那张看不见的脸,低声说了一句:“圣人,猪儿侍奉您二十年。今日,猪儿送您最后一程。”

    说罢,他把手覆上安禄山抓着刀刃的手,轻轻一送。

    盲眼的帝王,最后摸到的是自己刀上的刃。他到死都不明白:他防了一辈子的人,正是他最离不开的人;他鞭了一辈子的人,正是替他合眼的人。这一刀的因果,不是李猪儿的恨,是他自己种了二十年的、每一天都在浇的、那盆名为“暴虐”的毒。安禄山这一生,从营州的杂胡到范阳的节度使,从玄宗跟前的“贵妃养儿”到洛阳宫里的盲眼皇帝,走的每一步,都踩着别人的血;如今最后一步,踩的是自己的肠。史书后来记这一笔,只淡淡一句“严庄与庆绪谋,使猪儿入帐杀之”——可那“淡淡”底下,是整整一个盛世的崩裂声:当一个王朝的敌人,开始从内部自己咬死自己,这敌人,便已经赢了一半。

    帐外雪落无声。严庄掀帘进来时,安禄山已经不动了。他验了脉,朝廊下喊了一声:“殿下,可以进来了。”安庆绪挪着步子进来,借着残烛,看了父亲最后一眼——那张脸不再暴怒,不再疑惧,只是空了,像一只被倒空了的酒囊。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朕的江山,该给安庆恩。”如今江山还在,父亲却先空了。他跪下,不是哭父,是哭自己:从今往后,他背上这弑父二字,便是洗到黄河清,也洗不净了。殿外的雪还在下,把血迹一点点盖住,可那腥气,钻进他的鼻腔,一辈子都没散。严庄在旁看着这新君落泪,心里却一片冷——他扶起来的,是一个连眼泪都压不住的庸主;而自己这把“定策”的刀,已然沾了弑君的血,从此与这新朝,绑上了同一条船。

    那一夜的洛阳,多数人睡得很安稳。街市上的燕军还在饮酒划拳,坊门外的更夫照旧敲着梆子,谁也不知道,这座城的最高处,一个王朝的“皇帝”,已经变成了一具温热的尸。只有宫墙内的几个人,一夜未眠:李猪儿在雪里站成了雪人,严庄在灯下擦拭手上的血,安庆绪在空荡的寝殿外,跪到膝盖失去知觉。一个政权的崩裂,往往不在刀兵相见的那刻,而在它最核心的那间屋子里,几个人心照不宣地,把“忠”字,悄悄改成了“弑”字。这一改,改掉的何止一个安禄山——它改掉了叛军全部的“正统”伪装,让这支大军,从此只剩“武力”二字,再无半分“名分”可言。

    李猪儿没能在洛阳久留。安庆绪即位后,怕这把“动手的刀”说出不该说的,暗中使人去寻他的错处,意欲灭口。李猪儿何等机敏,早料到有这一天,趁一个雪夜,携了那柄沾血的短刃,悄然出城,投奔了河北的史思明。史思明见他来,只问了一句:“安禄山,真是你杀的?”李猪儿点头。史思明哈哈大笑,留他在帐前听用——他留的,不是李猪儿的忠,是李猪儿这“弑主”的先例:今日你能杀安禄山,来日我史思明,便能理直气壮地,不把任何主子放在眼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李猪儿这把刀,先送走了安禄山,后来,又成了史思明割据自立的一句无声的宣言。

    那一夜的洛阳宫,雪盖住了所有的脚印,却盖不住那摊血。李猪儿提着刀,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直到东方泛白。他想起二十年前,安禄山牵着他的手,说“跟着我,有你的富贵”;如今富贵有了,主人却死在他手里。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生,从被净身那日起,便是个没有归处的鬼——如今连这鬼,都背了条人命。他把刀在雪里擦了擦,刀刃映着雪光,亮得刺眼,像一句谁也没说出口的判词。

    第四节子承父逆——“大燕”的内耗

    安庆绪即位,第一件事,是秘不发丧。

    他对外只说圣武皇帝“偶染微恙,静养不出”,宫门加了双岗,御医进进出出,演得煞有介事。他甚至命几名心腹内侍,每日照旧去那间紧闭的寝殿“问安”,在门外跪拜、高声奏事,仿佛帐内真有个皇帝在听——这出戏,演给宫人看,也演给可能存在的耳目看。他改元“载初”,自称“大燕皇帝”,又把安禄山的遗体草草收殓,藏入洛阳城外的荒冢,连碑都不敢立——怕风声漏出去,河北的史思明、各地的守将,会借“弑父”二字,把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新君,一口吞了。

    可纸包不住火。宫里那么多人,见过李猪儿夜半端汤进帐、见过严庄封门、见过安庆绪天明才出帐的,岂会都闭嘴?消息像洛阳正月里的裂缝,从宫墙根下,一道道爬了出来。先是在阉寺之间暗传,继而传到将领耳中,再传到河北——史思明接到密报时,正坐在范阳的军帐里擦剑。他听完,把剑往案上一拍,冷笑:“一个杀父的儿,也配让我称臣?”他没立刻翻脸,却把安禄山那道“听调不听宣”的旧令,悄悄攥紧了几分。他早看安庆绪不上眼:这公子哥儿,连马都骑不稳,凭什么坐御座?大燕的两根柱子,一根刚倒,另一根已准备抽身——只等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便要自己,立起另一面旗。

    安庆绪的日子,并不比他父亲好过。他既没有父亲起兵时的威望,也没有史思明的兵权,连严庄都渐渐不听使唤——严庄立了新君,自以为“定策之功”该封王拜相,可安庆绪忌他功高,也怕他知道的太多。主谋与傀儡,从来互相提防;这出弑父的戏,落幕时,台上的人谁也不信谁。安庆绪登位后,非但没能安抚住安庆恩一系,反倒为了斩草,悄悄将段夫人与幼弟处置了——他怕的是弟弟长大,重演今日之戏。可他不知,他今日杀弟,明日便有人杀他;这“大燕”的御座,是用骨肉垫的,坐上去的人,夜夜都听见底下咯吱作响的骨头。

    叛军的人心,自此散了。从前安禄山在,诸将不论服不服,至少有个“圣武皇帝”的名分压着;如今名分是弑父得来的,谁心里都打鼓:今日你能杀父,明日能不能杀我?史思明在河北按兵不动,安庆绪调不动他;各地守将观望风向,军令渐成空文。一个靠叛乱起家的集团,最怕的不是敌人的刀,是自己的内讧——而内讧,恰恰在它最“成功”、坐进洛阳皇宫的那一刻,自己咬住了自己的喉咙。

    涟漪,终于传到了唐军那头。

    洛阳宫里有个老宦官,姓什么已不可考,只知他本是玄宗朝的旧人,被掳入燕廷,日夜想着归唐。他不知从哪条缝里,听全了那一夜的详情,便冒死买通了出城的脚夫,将消息裹在棉衣的夹层里,昼伏夜行,绕过关卡,一路设法送到了唐军大营。这一路数百里,他装过乞丐、扮过商贩,鞋底磨穿了两双,脚上的血痂结了又裂。当他终于把那封沾着血气的信递到帅案上时,人已瘦得脱了形——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宦官,用一双脚,把叛军的天机,送到了唐室的手里。

    唐军主帅——是郭子仪还是李光弼,史书未细载此人名姓,只记下他接到密报时的沉默——拆开那封信,读完,久久没有说话。他帐外风雪正紧,亲兵们望着主帅的背影,不敢出声。他们以为主帅是在盘算怎样趁叛军无首、挥师直取洛阳;可主帅心里想的,却是另一笔账:安禄山一死,叛军失了那个“圣武皇帝”的魂,可史思明、安庆绪、各路守将,手里都攥着实打实的兵。乱军易散,乱将难收;这盘棋,安禄山死了,不过换了个开局,远没到收官的时候。

    信上只有一行字:“安禄山死,安庆绪弑父自立,大燕将散。”

    主帅把信按在案上,望向西方洛阳的方向。他本该高兴:叛军的首恶死了,天平该向唐室倾斜了。可他高兴不起来。他打了一年多的仗,太知道这群叛将的脾性——他们反叛,本不为安禄山一人,为的是劫来的富贵、抢来的地盘、杀出来的前程。安禄山死了,史思明还在,安庆绪还在,十万叛军还在。这把火,不会因为烧死了点火的人,就自己熄灭。

    “传令,”他终于开口,声音很平,“加强戒备。叛军不会散——只会换个名字,接着打。”

    他抬眼望向帐外,雪光映着一张法令深沉的脸。他想起去年今日,叛军势如破竹,长安、洛阳接连易主,满朝文武都道“大唐要亡了”;可这一年打下来,他看清了:叛军看似铁板一块,里头早蛀空了——安禄山一死,那蛀空便见了天日。可这“见天日”,并不意味着唐室能松口气:蛀空的敌人,往往比完整的敌人更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提笔,在军报的空白处写下一行小字:“贼内自溃,然其势未衰;宜持重,勿轻进。”这行字,后来被幕僚传抄,成了至德二年唐军“先稳后攻”的方略之始。而那个冒死送信的老宦官,被他悄悄接入营中,赐了衣食——一个无名的人,用一条命,换来了一支军队的清醒。这清醒,比一万甲兵,都金贵。

    那老宦官临走前,又磕了一个头,说:“奴婢在燕廷这许多年,见他们夜夜宴饮,却夜夜不安;见他们抢来的金银堆成山,却没一个人睡得踏实。圣人(安禄山)在时,尚有一股凶悍的气;圣人一死,那气便散了,剩下的,只是一群抢了东西、不知往哪儿去的人。”主帅听完,久久不语。他懂这话——一支靠劫掠起家的军队,失了首领,便只剩“抢”这一个本能;而这本能,正是唐军最该利用的破绽:叛军越乱,越会内吞,越会自相猜忌,等到史思明与安庆绪撕破脸的那天,便是收复两京的曙光。可这曙光之前,还有漫长的血战。他望向窗外,东方未白,雪原苍茫——这一年的正月,唐与燕,都在等一个时机;而历史,正悄悄把笔,蘸饱了墨,准备写下“至德二载”最惊心动魄的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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