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的星空下，曾有三个诗人。一个以诗酒啸傲，要与天公比高；一个以山水禅寂，把刀兵关在门外；一个以诗为史，替乱世的冤魂立传。他们走的是三条路，守的却是同一种东西——不肯把心，交给这倾覆的世道。
第一节永王之祸——诗仙的至暗时刻
天宝十五载，渔阳鼙鼓惊破霓裳，玄宗奔蜀，太子李亨灵武即位，天下成了两统。乱局之中，永王李璘以玄宗第十六子之身，出镇江陵，节度江南，手握旌旗，俨然东南一霸。肃宗李亨坐在灵武的寒风里，望着江南那片旌旗，眉头拧成了一个结——父皇给弟弟的兵，到底是平叛的，还是割据的？这“兄弟阋于墙”的疑云，从一开始，就为永王幕下所有文士，埋下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陷阱。
李白此时在哪里？在庐山。安史乱起，他携族避居庐山屏风叠，读书、饮酒、望云，做个世外的散人。他这一生，求的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是要“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当年他奉诏入京，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何等得意；赐金放还，浪迹江湖，又是何等孤高。可乱世一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诗人，心里那点“济苍生、安社稷”的火，又悄悄燃了起来。
永王李璘的使者上了庐山。使者带去的，是一封措辞恳切的书信，说大王礼贤下士，欲借先生之笔，为王室张目。李白心动了。他不是不知道山中有虎——永王与肃宗之间的微妙，朝野皆知。可他更信自己那点天真：天下苦乱久矣，只要有心平叛，何分灵武与江陵？他更信自己那支笔：既能写“云想衣裳花想容”，便也能写檄文露布，助永王“扫清万里，席卷八荒”。于是他下了山，入了永王幕，作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他以谢安自许，把这场入幕，当成了东山再起、匡扶社稷的良机。
下山那日，妻子宗氏拉着他的衣袖，眼里有掩不住的忧。“夫君此去，吉凶未卜，何苦蹚这浑水？”李白笑，笑里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虚：“妇人浅见。永王乃王室懿亲，我入其幕，正是报国，何言浑水？”宗氏摇头，声音低了：“我怕的从不是永王，是那灵武的圣心——兄弟同室，尚且相疑，何况一个外人？”李白怔了怔。他何尝没想到这一层？可那点压了半生的功业心，到底盖过了妻子的清醒。他扳开宗氏的手，头也不回地下了山。山风猎猎，吹得他衣袂翻飞，像一面不肯落地的旗。
他心里，还装着一个人——贺知章。当年在长安，贺老读罢《蜀道难》，拍案惊呼“谪仙人”，解下腰间金龟，换酒与他同醉。那句“谪仙”，是贺老给他的冠，也是他一辈子的傲。可贺知章早已作古，再无人替他挡酒、替他扬名、替他在君王面前，说一句“此人有宰相器”。李白忽然觉得，自己这趟下山，像是要去替那个死了的老友，把未竟的“济世”梦，走完。可他忘了，贺知章当年保他，靠的是玄宗的宠；如今玄宗自身难保，谁还来保一个狂生？
狂放者的天真，往往就是他致命的盲区。李白不懂，在权力的棋盘上，诗人那点“济世”的痴念，不过是枚任人摆放的棋子。永王要的，是“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声名，更是借文士之笔，给自己那点野心，镀上一层“奉诏讨贼”的金。而李白要的，是“静胡沙”的功业，却浑然忘了——当灵武的皇帝与江陵的亲王，终有一决时，他这支写檄文的笔，转眼就会变成“附逆”的罪证。
至德二载（757），肃宗的刀落了下来。永王李璘兵败，死于大庾岭下，头颅传献行在。幕府一朝作鸟兽散，李白仓皇逃至彭泽，终究没能逃过——他因“附逆”之罪，锒铛入狱，系于浔阳。
浔阳狱中，诗仙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的滋味。牢房阴湿，霉味钻鼻，铁链碰在石壁上，声声都是冷。他戴着枷，手还痒，想写诗，可连支笔都摸不到。门外狱卒嚼着蒜，吐着沫，拿他取乐：“老东西，听说你诗写得好？给爷写一首，饶你顿打。”李白不答，只把脸扭向墙根那方小窗——窗外一线天光，窄得像谁用刀划的。他想，当年在长安，他醉卧翰林，贵妃磨墨，力士脱靴，何等风流；如今倒在这浔阳牢里，与鼠蚁为邻。命运的翻覆，比安禄山的铁骑还快。
狱中的诗仙，是狂放者的代价。他终于明白，自己那点“平交王侯”的傲气，在帝王的刀俎面前，轻得不如一粒尘。他也终于懂了——这世道里，“从逆”与“平叛”的分界，从来不由诗人定，而由胜者定。永王败了，他便是从逆；永王胜了，他便是功臣。功罪之秤，砝码不在理，在兵。李白在牢里枯坐，把这一生得意失意，翻来覆去地想，想得头痛，想得笑出声来——那笑声又干又涩，惊得狱卒都住了嘴。一个写惯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人，如今连“用”的资格，都被人收走了。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朝廷派出的宣慰大使崔涣、御史中丞宋若思，一路推覆冤狱，为李白甄别。崔涣是名相崔玄暐之孙，心有公道；宋若思更是在李白下狱后，亲自过问，为其陈情。二人查明：李白虽入永王幕，实未参与兵谋，所作歌诗，多是颂美之辞，并无“附逆”实迹。于是为之推覆清雪，释其囚，宋若思且辟李白为幕中参谋，待以宾礼。
释囚那日，崔涣、宋若思亲至狱中。铁锁落地，当啷一声，惊飞了檐下一只麻雀。崔涣扶起李白，见他形容枯槁，叹道：“太白先生，委屈了。朝廷既已明公之冤，自当还公以清白。”宋若思更直：“永王之败，非公之罪。公之笔，可颂明主，亦可罪逆藩——只在用者之心。某不才，愿辟公为参谋，使我幕中，也有一分李太白的文气。”李白整了整破衣，深深一揖，喉头哽咽，只说了句：“二公，是李某的再生父母。”那一揖，拜的不是官，是懂他的人。他这辈子，最怕的不是刀，是世人不信他那一腔忠——此刻，到底有人信了。
出狱那日，李白立在浔阳的江风中，深吸了一口气。他以为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可他不知道，更大的流放，正在身后等着——肃宗终究不肯放过这个“永王幕中第一笔”。崔涣、宋若思的回护，只换得一时之安；待朝议一定，长流夜郎的诏书，还是落到了他头上。狂放者的代价，远不止一场牢狱：它要你跪过尊严，再远逐天涯，把那点“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傲，一寸寸，踩进泥里。
第二节流放夜郎——“朝辞白帝彩云间”
乾元元年（758），诏下：李白长流夜郎。夜郎在黔中，去长安万里，瘴雨蛮烟，去了，多半是有去无回。他自浔阳启程，溯江而上。舟过岳阳，他登楼望洞庭，水天一色，却写不出当年“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的轻快；再过江夏，入三峡，滩险水急，纤夫的号子一声声，像在拽着他这把老骨头，往绝处去。
流放路上的李白，苍老得叫人认不出。须发皆白，衣衫褴褛，昔日“谪仙人”的飘逸，只剩一身风霜。可他骨头里那点狂，到底没折。船过白帝城下，他望着那座浸在云里的孤城，忽然问舟子：“这城，因何叫白帝？”舟子说：“听说刘备托孤于此。”李白笑了：“刘备托孤，托的是江山；我李太白托孤，托的是这腔不肯死的诗。”舟子不懂，只当他疯了。
流放者的苦，不在路远，在望不见头。李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夜郎，更不知道到了夜郎，还有没有命回来。他夜里卧在舱中，听江声浩荡，想起一生：少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中年奉诏入京，醉草吓蛮；晚年本想“静胡沙”，却落得个远流天涯。他想写诗，可笔一提，满纸都是“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一个从不肯哭的人，到底还是哭了。
船过三峡，夜泊滩头，遇一老渔，须发如雪，独坐船头补网。老渔见李白戴枷，问：“先生是官身？”李白苦笑：“是罪身。”老渔打量他半晌：“看你不像作恶的人。这世道，好人戴枷，恶人骑马，老汉见得多了。”李白心里一酸，问：“老丈一生，可曾自由过？”老渔想了想，指了指江：“江鱼最自由，可也逃不过渔人的网；老汉不自由，可这江风、这月、这满舱的鱼，都是我的。自由不自由，在心里头，不在枷上头。”说罢，递过一瓢浊酒。李白接了，一饮而尽——那酒劣得呛喉，却是他流放路上，喝过最暖的一口。他忽然觉得，这老渔，比朝堂上那些锦衣的贵人，更懂他。
轻舟过处，山水无言，却句句都是诗。可诗救不了他——能救他的，只有那纸不知何时会到的赦书。他日日望天，望得眼酸，望得连“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豪，都望成了“孤舟蓑笠翁”的寂。
转机出现在乾元二年（759）的暮春。关中大旱，赤地千里，肃宗下诏大赦——天下死罪，尽除之；流人，尽放还。诏书传至三峡，李白的船，正行至白帝城下。
那一日，云霞满天，白帝城头，彩云如锦。李白在舟中，听得岸边驿使高呼“赦书到”，那“放还”二字，像一道雷，劈开他胸中积压了一年的阴霾。他几乎不敢信——他又自由了。一瞬的呆怔之后，是排山倒海的狂喜。他提笔，就着舱中那点光，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哪里是写舟行？是写一个人的心，终于挣脱了枷锁。彩云是喜，轻舟是畅，万里之途一日而还，是狂喜到了极处，连时间都替他加速。两岸猿声，原是哀音，此刻在他耳里，倒成了送行的鼓点；万重山，原是阻路的天堑，此刻被轻舟一越而过——不是山矮了，是他心里的山，塌了。
白帝城下的轻舟，是诗人绝处逢生的象征。一个被判了“有去无回”的老人，竟在最后一刻，被一纸赦书，从深渊里捞了上来。他立在船头，江风灌满衣袖，白发向后飞扬，对着满江的波光，放声长啸。那啸声惊起沙鸥一片，掠着江面，越飞越远。李白想，这江，这风，这云，这山，哪一个不是自由的？偏是人间，最爱把人关起来。可关不住——你看，赦书一到，万重山，也不过是舟下的一道浪。
轻舟顺流而下，过江陵，过江夏，过浔阳。
至江夏，故人韦良宰出迎，见他形销骨立，红了眼圈，设宴洗尘。酒过三巡，韦良宰叹：“太白犹是当年气，可这身子，到底老了。”李白举杯，杯中映着烛火，也映着他一头霜雪：“气犹在，人已非。当年你我同游，说要‘济沧海、挂云帆’；如今海未济，帆已破，只剩这杯酒，还认得旧人。”韦良宰劝：“既已遇赦，便该回庐山，偕宗氏隐居，莫再想什么功名。”李白默然——他想回，可那点“静胡沙”的执，像根刺，拔不出。他这辈子，成也这份执，败也这份执。
故地重游，人事已非。他在江夏，遇见了老友韦良宰，相对痛饮，哭笑皆有；在浔阳，他又站到了当年系狱的城外，望着那座牢，忽然觉得它小得可笑——关得住一个诗人一时，关不住他一世。他在酒肆里醉了又醒，醒了又醉，逢人便说：“李某，又活过来了。”
可醉里，也有清醒的痛。他想起永王幕中同难的人，有的死了，有的散了；想起崔涣、宋若思的回护，终究没能挡住长流之诏；想起自己这一生，两入长安，两遭放逐，功名二字，像个笑话。他举杯邀月，月不答，只有江声替他说——这江声，从三峡一路跟下来，听了他的狂，他的哭，他的喜，他的叹，到底什么也没说，什么也都说了。
流放夜郎的这一程，是李白离“死”最近的一次，也是他离“活”最近的一次。死，是夜郎的瘴；活，是白帝的赦。一纸诏书，判了他生死之间的一线——而这一线，他居然跨过去了。只是跨过去之后，他才慢慢发觉：跟他一起喝过酒、写过诗、论过道的人，正一个一个，从这世上退场。
第三节王维的沉默——伪职与获赦
与李白的喧嚣入幕不同，王维的至暗，是沉默的。
安禄山陷长安，玄宗已奔蜀，满城王侯，作鸟兽散。王维没能走脱——他其时官居给事中，因病，行动迟缓，被叛军俘获。安禄山素慕王维才名，强授伪职，逼他做“给事中”如故。王维服药取痢，佯狂装病，不肯受禄，可刀架在脖子上，终是就了范。这一段“伪职”的经历，成了他后半生，洗不净的羞。
最刺心的一幕，发生在洛阳凝碧池。安禄山在凝碧池头，大宴伪官，召梨园子弟奏乐。那些当年在长安教坊里供奉的乐工，被迫在叛贼的筵前吹弹，想到故主、故国，悲从中来，有泣下者。叛将大怒，一刀砍了那个哭得最响的乐工，血溅池头。更有乐工雷海青，素善琵琶，当筵忽然掷乐器于地，西向长安，恸哭大骂安禄山逆贼，被缚柱上，肢解而死。满座伪官，噤若寒蝉；被拘在不远处菩提寺里的王维，事后听人说起，指甲掐进掌心，掐出了血，却连一声“住手”都喊不出。那一刻他恨自己——恨自己这双手，只会写诗作画，不会提刀；恨自己这条命，贪生至此，连为一个乐工怒吼的胆，都没有。雷海青的血，溅在凝碧池的水面上，一圈一圈，漾开，像他这辈子，再也洗不掉的耻。
王维其时被拘于菩提寺，闻讯肝胆俱裂，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回到住处，他关上门，就着泪，写下了一首小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二十八个字，是他唯一敢做的反抗。写得极隐忍——表面上写秋槐凝碧的凄凉，骨子里，是“百官何日再朝天”的盼。他不敢明着骂贼，只把那点忠，缩成一声叹息，藏进景里。这首诗，他没敢示人，只悄悄给亲信看，嘱咐：若有一日，大唐复了，此诗，或可证我的心。
两京收复，肃宗还京，清算“附逆”官员。王维下狱。按律，受伪职者，重则死，轻则流。王维自知难逃，在狱中，只求速死，不辩一词。
狱中昏暗，隔壁是另一名“附逆”的官员，夜夜啜泣。王维独坐墙角，把那首《凝碧池》诗，在心里默了千万遍——这是他唯一的盔甲，也是唯一的软肋。他怕诗被人搜去，指为“怨望”；更怕诗随他入了土，再无人证他那点忠。一日，弟弟王缙托人递进来一张字条，只有八个字：“吾已削官，以赎兄罪。”王维捏着那张纸，眼泪砸在“赎”字上，洇开一团墨。他这辈子，最重情，却连累亲弟削官；最惜名，却落得“附逆”之污。王缙的八个字，比任何赦书都重——那是把兄长的耻，扛在自己肩上了。——他羞于辩，因为那“伪职”二字，确是实迹；他也愧于活，因为凝碧池头那一刀，他没能替那乐工挡下。
转机，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弟弟王缙。王缙其时官居刑部侍郎，深得肃宗信重，为救兄长，上表请削自己官职，以赎兄罪。兄弟之情，到了肯拿自己的前程去换，肃宗也为之动容。另一个，便是那首《凝碧池》诗——肃宗读罢，见“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知王维心在唐室，并非甘附逆贼，心下怜之。又有王维在贼中称病不拜、潜通消息的旧迹可查。于是法司从轻，肃宗特赦，责授王维太子中允，旋迁中书舍人，后官至尚书右丞——这“王右丞”的衔，便由此来。
获赦之后，王维变了。那个曾经写“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温润公子，那个曾经“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敏感诗人，忽然就静了、冷了。他不是不感恩，是那份“伪职”的羞，像根刺，扎在心底，拔不出，也化不开。他常常在夜里惊醒，梦见凝碧池头那道血光，惊醒后，一身冷汗，坐到天明。
于是他退。退到蓝田辋川别业，退到山水与佛经里。辋川，是他早年经营的一处庄园，有孟城坳、华子冈、鹿柴、竹里馆诸胜，他曾与裴迪唱和，作《辋川集》二十首。如今他重回此地，不是来赏景的，是来躲的——躲这世道的是非，躲自己心里的愧，躲朝堂上那些或明或暗的眼。
偶有学者裴迪来访，见他案上经卷堆叠，墨痕未干，笑问：“摩诘兄如今，是要做高僧了？”王维摇头：“做不成高僧，只做个‘不敢忘’的人。”裴迪不解。王维指了指窗外鹿柴：“你看这竹，风来便动，风过便静。我如今，便是这竹——朝堂的风吹来，我不敢不动；可风过了，我还是我，根扎在土里，没随风流走。抄经，抄的不是佛，是提醒自己：雷海青的血，我记着；凝碧池的耻，我记着。”裴迪听罢，肃然，不再多言，只陪他坐了一晌，看暮色漫过竹梢，漫过池面，漫过这个把半生愧疚，都化进一笔一画里的老人。
辋川别业中，王维抄经度日。他每日早起，净手，焚香，摊开经卷，一笔一画，抄那《金刚》《法华》。笔锋沉静，像要把一生的慌，都抄进墨里。偶有访客，他便煮茶相待，话不多，只说“近来身子不好，少问世事”。访客走后，他又坐回案前，继续抄。那经卷上的字，端正，疏淡，无一毫火气——一个曾经在朝堂上周旋的人，把最后一点心气，都化进了这无声的抄写里。
他亦官亦隐。朝中有召，他应；事一毕，便归辋川。他不再是那个想“致君尧舜”的王维，而是一个在山水禅寂里，找最后安宁的居士。他在《竹里馆》里写“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那“人不知”，哪里是无人识，是无人懂他心里的重；那“明月来照”，又哪里是月，是他给自己，留的一点清白的光。
王维的沉默，是乱世中另一种坚守。李白用啸傲对抗世道，王维用沉默保全自己；李白的诗是剑，王维的诗是禅。可说到底，王维抄经，抄的何尝不是一份忏悔？他没能像乐工那样，以死明志；他选了活，活成了“伪职”的活靶，又活成了“获赦”的幸臣。这一生，他欠凝碧池头那道血债一个交代，于是用后半辈子的沉默、抄经、退隐，慢慢还。乱世里，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轰轰烈烈；更多的人，是像王维这样，把痛咽下，把头低下，在辋川的月光里，独自清账。
第四节三条道路——抗争、退隐与记录
宝应年间，盛唐的最后一缕余晖，也要散了。天宝旧人，凋零殆尽。就在这凋零里，李白、王维、杜甫，这三个诗人，各自走完了他们的路——三条路，三个活法，却都守着同一种不肯弯的脊梁。
李白走的是“抗争”之路。他的抗争，不是提刀上马，是以诗酒啸傲，跟这不合理的世道，拧着来。你贬我，我笑；你流我，我歌；你关我，我偏要在牢里，把枷当成冠。他到死，都是那个“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狂生。他的自由，不是无拘无束，是心里那点不肯被驯的野——你给他金，他嫌俗；你给他官，他嫌羁；你给他牢，他还你一声笑。这是一种用狂，守住自我的活法。
王维走的是“退隐”之路。他的退，不是懦，是把刀兵关在门外，在山水禅寂里，替自己留一方干净的地。他抄经，他观云，他在鹿柴听风，在竹里馆对月。他不与世争，也不与世同污——他只是退后一步，让出那片喧嚣，守住心里那点“百官何日再朝天”的忠、那点“明月来相照”的清。这是一种用静，守住底线的活法。
杜甫走的是“记录”之路。他陷贼，他逃难，他弃官，他把这乱世的血泪，一行行写进诗里——三吏三别，字字是民间白骨；茅屋秋风，句句是寒士心声。他不做官场的顺风草，只做历史的良心。他的诗，是史；他的笔，是碑。这是一种用真，守住道义的活法。
三人的命运，在乱世里曾短暂交汇，又各自飘散。杜甫弃官入蜀后（其事已见于前章“三吏三别”），困居草堂，始终惦着那个“佯狂”的老友，写下一首《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世人皆欲杀”，道的是李白陷永王之狱时，朝野攻讦、人人欲置其死地；“吾意独怜才”，是杜甫隔着千山万水，替老友喊出的一声不平。可这两位诗坛的双子星，乱中竟未能再见一面，只把彼此，写进了诗里。这便是乱世最无情处：它让相知的人，连见一面，都成了奢望。
更凉的是高适。高适与李白、杜甫，曾同游梁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金兰之契，何等深厚。可永王败后，高适恰升淮南节度使，正是讨伐永王的主将。李白下浔阳狱，曾作书求救，高适终未援手——不是无情，是在“附逆”的罪与“平叛”的功之间，他选了自保。诗人间的盟誓，到底抵不过权力的切割。李白后来偶提此人，只淡淡一句：“高侯归朝廷，我独陷罗网。”语气里没有恨，只有空——一种被人从并肩的行列里，悄悄抹去的空。
三人相较，李白像火，王维像水，杜甫像土。火要烧穿黑暗，水要洗净尘埃，土要托住根脉。火太烈，易焚；水太静，易凝寒；土太厚，易承重。可少了哪一样，盛唐的精神，都不完整。
史笔后议：盛唐之所以为盛唐，不只是贞观开元之治的富庶，更是它曾容得下这三种活法——容得下李白的狂，王维的静，杜甫的真。一个时代的好，不在于所有人都一个模样，而在于不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不肯丢的那点东西。李白守的是“自由”：不被驯服的心；王维守的是“清白”：乱世里不染的底线；杜甫守的是“良知”：替无声者发声的笔。
而这“自由、清白、良知”，恰恰对照着那个时代最刺骨的三个字——权力。安禄山的权力，毁了长安；肃宗的权力，囚了父亲、疑了武将、赦了又流了李白；李辅国的权力，抬太上皇过墙，逼散了开元旧人。当权力成了唯一的尺度，诗人的狂、隐士的静、史家的真，都成了它脚下，随时可碾的尘。可权力终究碾不碎一样东西：人心深处，那点不肯弯的、要自己活成自己的执拗。
再看“财富”。这三人，对金银都看得极淡。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视钱财如流水；王维晚年“万事不关心”，辋川一瓢饮，足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要的从不是自家的富贵，是天下寒士的屋檐。他们求的，从来不是金银堆里的安稳，而是心里的那点东西——自由、清白、良知。而这，恰恰是权力与财富最怕的：当一个人不再被金银收买、不再被权位吓住，他就不肯弯了。盛唐的悲剧，不在它丢了长安，而在它失了这“不肯弯”的底气；盛唐的余晖，也不在它复了两京，而在它留下了这三个，宁可流放、受辱、飘零，也不肯弯的诗人。
李白、王维、杜甫，都没有赢过权力。李白流放，王维受辱，杜甫飘零。可他们赢了另一场——赢了时间。千年以降，提起盛唐，人们想起的，不是肃宗的疑、李辅国的狠，而是李白的月、王维的竹、杜甫的泪。这便是乱世人心最深的告白：你可以夺走一个人的官、一个人的自由、乃至一个人的命，可你夺不走他选择怎样活的权利。三条路，三种活法，殊途同归——都活成了一个“不肯”：不肯把心，交给这倾覆的世道。
自由、财富、权力——这是《盛唐长歌》写给世人的三面镜子。李白照见了自由：人可以被夺走官、夺走财、夺走自由身，唯独夺不走那颗不肯被驯的心；王维照见了清白：人可以在污泥里走一遭，只要在心里替雷海青留一滴泪、替凝碧池留一句诗，他便还是干净的；杜甫照见了良知：人可以在最卑微的贬所、最破的草堂，替最无声的冤魂，立一块碑。当这三人，在乱世的烟尘里各自走完那条路时，他们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世界倾覆，你要怎样，才算没有白活？答案不在功名里，不在金银里，不在御座上——在一个人，到死都还认得自己、还守得住心里那点东西的倔强里。
许多年后，当李白遇赦归来，江边仰天大笑。
有人问他笑什么，他答：“我笑这天下，关不住一个李白。”
江风浩荡，他的白发被吹得凌乱。他忽然安静下来，说：“只是……喝酒的人，又少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