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圣人的话不是圭臬，只不过他的书被朝廷奉为圭臬而已。
你说不合理，其实也是这个阶段下，朝廷能做到的最好选择了。
从古至今，学说百万千万，朝廷总要拿出一个相对标准来给考试作为衡量标准。
朱熹的言论正好符合上层的利益，自然也就受到青睐。
但朝廷用他的学说来作为衡绳，读书人将他塑造为“圣人”，久而久之，就连朝廷本身都觉得他可以与孔孟比肩的朱圣人了。
这是典型的说谎说到自己都相信了的地步。
陈凡作为穿越者，当然不可能跟这个时代的人一样，将某种学说当成万古不变的至真之理。
事实上，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对朱熹的言论发出质疑。
陈凡环顾四周，淡淡道：“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于失者，或有万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则其势必穷。于是法语之言不得不巽以与之言；而言之者之心，亦大非获已矣。”
什么意思？
翻译过来就是，言语这东西是用来纠正、挽救人的过失的。
人堕落犯错，过失的原因有千种万种；可是如果我去规劝挽救别人，只死守单一一种劝解的方法，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所以，当要用道理规劝别人的时候，又不得不改用委婉谦和的话语去开导他；说实话，那也是实在迫不得已才会如此变通。
听完解释，是不是觉得说了好像没说？
但在更正《四书集注》中，朱熹对“法语之言”、“巽与之言”的关系这一点，陈凡几乎是完全驳斥了朱熹的观点。
之前说了，法语之言是严肃正直、合乎礼法的规劝批评。
而巽与之言这是委婉谦逊的劝导话语。
在朱熹看来，这两者是并列的对举概念，把两者看做两种独立的话语类型。
但陈凡却不这么认为。
在陈凡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严肃的话”和“委婉的话”这两类。
很多时候，严肃和委婉都是变通而来的。
规劝者本想直接讲严肃的大道理，但硬着来，完全讲不通，对方不接受，那迫不得已才会将正直的道理包装成委婉谦和的言语，去开导对方。
劝导者本身还是想匡正他人，不是一位去讨好献媚，只是为了达到规劝的目的，从而改变了说话的方式方法而已。
听到这，屋子里的学生们都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说白了，陈凡将《论语》原文的深层次逻辑挖掘了出来，把劝诫者的处境、心理讲得通透，这一点解读，其实说不上多了不起，但就是比朱熹的旧注更加周全。
至于有没有人反对？
完全没有。
因为陈凡的解释，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情景。
谁没有用软话劝诫过别人？
难道都是天天给别人讲大道理？
所以，所有人都明白，陈凡在这一点上小小的“全新解释”，还真的比朱熹的旧注更加合适。
陈凡看向周围微笑道：“你们认为，我的解释是否有道理？”
程舒和舒应龙全都心悦诚服地躬身长揖道：“先生于义理发人所未能发，学生等心悦诚服。”
“学生等心悦诚服！”
陈凡点了点头继续道：“从前我教授弟子，因为他们刚学八股，都还在起步阶段，所以我教他们要写出自己的八股文风，或糜艳、或峭深、或圆融，但他们都流于形式，无法发人所未发。”
“为什么我刚刚给你们讲丨法语之言和巽与之言？”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唐璣道：“先生是想让我的多读书，多思考，不拾人牙慧。”
陈凡点了点头：“很好！”
“那能不能请老师写一篇八股时文，让我等开开眼界？”唐璣双眼放光，期待地看向陈凡。
陈凡想了想，看了看屋外的天色，最终点了点头道：“可以。你们谁来出题？”
众人你推我，我推你，最终选了苗世文来出题。
苗世文想了想后开口道：“请夫子用《布缕之征》为题。让我等观摩先生作法。”
“布缕之征”出自《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孟子说：“税赋分成三种，征收布帛丝麻、征收粮食、征发徭役。有德的君主，只行其中一样，其余两项暂缓。如果同时征收两项，百姓就会有饿死的；三样一齐征敛，百姓便会父子离散，家破人亡。”
现在写这种文章，其实对于陈凡来说，有很多种写法，但为了给学生们一个“发人所未发”的榜眼，陈凡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想了片刻，陈凡提起笔开始书写。
众学生好奇地围拢在陈凡身边，唐璣看着陈凡笔走龙蛇，忍不住读出声来：
“夫民也，财力皆愿自效，拮据亦所不辞。尽而征之，讵敢言怨？所最苦矣，既已殍、既已离矣。”
“有司课民而不应，罪乃在民；司农课吏而不应，罪又在吏。朝廷以为此故额也，官府亦曰此故额也。”
“指饥寒为不谋朝夕之愚夫，坐流亡为不事生业之游手，孰悉其故而痛其伤者哉！由是观之，缓不缓之际亦危矣。”
看到这，众人不禁咋舌，这陈先生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
陈凡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百姓们本是愿意拿出财力为国效力，就算日子窘迫艰难，也不会推辞。可若是把他们的财力全部搜刮一空，百姓纵然不敢口出怨言，却已经苦到极点，有人饿死、骨肉离散了。
地方官吏向百姓督征税赋，若是征收不上来，罪责就归给百姓；户部（司农）督责地方官吏，赋税完不成，罪责又落到官吏头上。朝廷觉得这是历来固定的税额，地方官府也说这是旧有的定额。
（于是）把饥寒交迫的百姓，说成是不会谋划生计的蠢人；把流离逃亡的百姓，判定成不务本业的游惰之徒。又有谁能知晓其中实情，怜悯他们遭受的苦难呢！
陈凡写这里时，其实满脑子都是明末乱世的情状。
崇祯年间，天下百姓起初是愿意为国承担辽饷，抵御外寇的；就算家境拮据，也愿意勉力缴纳。
但是后来又增加剿饷和炼饷，三饷叠加，是在田赋正额之外反复加派，竭泽而渔。
而且这还不是一次性征一次，是连年叠增。
百姓财力被搜刮殆尽，不敢公开抱怨官府，但是大量百姓破产，饿殍遍地、家庭破碎、骨肉流离。
朝廷定好了三饷的征收总额，视作必须完成的固定定额，年年要足额上缴，不能少。朝廷认定：这是国家军国所需的 “故额”。
户部向下压任务，严责府县官吏必须征齐，完不成就要参劾、降职、治罪。
地方官没有办法，只能逼迫百姓；百姓实在无粮无钱交不上，罪责就归于百姓，视为顽抗拖欠。
这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链条：朝廷压户部 → 户部压地方官 → 地方官压榨小民。
上下都拿 “军饷定额、国事紧急” 作为理由，不去看百姓实际还有没有余力。
百姓田地遭灾、连年加派，无力缴税，只能弃田逃亡。
官府文书、上报的奏疏里面，往往把流民的成因简单归为百姓懒惰、不事本业、不愿耕种，而不肯承认是赋税太重逼得人活不下去。
地方官为了脱责，不会向上禀报是加派过重，只把逃亡百姓定性为游惰无赖。
朝堂之上很多身居高位的士大夫，远在京师，不知民间实情，很多人还真采信这套说辞，全然看不到赋税重压才是问题的根源。
越征饷，百姓越破产，流民越多；流民越多，叛乱越盛，朝廷又需要更多饷银剿贼，于是继续加派，这样就自然而然陷入了恶性循环。
大梁因为倭乱，这些年摊派也不少。
只不过老天爷还算帮忙，烈度也没有明末那么恐怖。
所以大面上朝廷还是能支应下去的，但说实话，很多事情已经露出了苗头。
在场的很多人都是官宦子弟，他们的社会生活多多少少能接触到这个话题。
当陈凡用布缕之征这个话题，讲清楚加征、摊派后的恶性循环，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在他们看来，朝廷加征、摊派，这确实有问题，但还从来没有深入考虑过陈凡所描述的恶性循环，更别提，他们压根不会想到，可以在制义中，将实际的社会问题，切入到考题之中。
可想而知，这种新鲜感和震撼感，真得让在场之人对陈凡佩服的五体投地。
见到众人的反应，陈凡也不继续往下写了，他缓缓搁笔，抬头道：“尔等今日所学，应该懂两件事，若是能学去了，便能有大收获。”
他竖起一根手指：“其一，朱熹集注，是宋儒一家之见，是彼时治国劝学的权衡之道，并非孔孟流传千古的唯一定论。朝廷取其为科考圭臬，是取其规整、统一、便于取士，而非其字字句句皆是万古不易的真理。读书之人，若只会死守旧注、拾人牙慧，被前人说辞框死眼界，便永远读不透经文，更看不透世道。”
“其二，世人皆以为八股是雕琢字句、空谈义理的浮华文字，只会搬弄圣贤旧言，不敢论当世利弊。实则不然，圣贤经书，字字皆是为治世、为生民而立。我让你们重读经典，不是真叫你们死记硬背，而是要你们学会一个道理……”
说罢，他抽出一张新纸来，在上面写道：
“学而不思则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