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三天，早上七点四十。
采买的车停在后厨那扇铁门外头。
车斗上盖着一块蓝色的帆布，帆布上一层土。开车的是一个瘦子，四十来岁，光着一只脚踩在车门框上，另一只脚上是拖鞋。
陈九斤蹲在门里头那一块阴凉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韭菜在择。
这是他今天早上给自己找的活。
老邵从后厨里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
他走到车尾，把帆布掀开一角，往里头看了一眼。
“今天怎么少了一筐。”
不是普通话。
陈九斤择菜的手停住了。
那不是这边的话。
那是南岭那边的话。
南岭县在山那头，县城不大，县底下十几个镇。那边说话有一样别处没有的东西——句子说完，末了要拖一个字出来。
一个“咧”。
今天怎么少了一筐咧。
这个字不带意思。它就是那边人说话的尾巴。
一个南岭人跟另一个南岭人说话，一天里要甩出去几十回。
不带这个字，句子也通。可南岭人不会不带。
老邵刚才那句话，没有这个字。
陈九斤把手里那把韭菜放下了。
车上那个瘦子答了一句。
“市场上没有了。明天补。”
也是南岭话。
他那句话末了，有那个字。
“明天补咧。”
老邵“嗯”了一声。
他把帆布放下，转身往回走。
走了三步他又回过头。
“下礼拜三我要两筐姜。”
还是南岭话。
还是没有那个字。
瘦子把拖鞋往脚上一磕，跳下车。
“两筐咧。”
陈九斤蹲在门里头那一块阴凉地上，手里的韭菜散了一地。
晚上七点五十，四层楼梯口。
这一层的楼梯口有一扇窗，窗外头是一号楼那面墙。这个点墙上没有灯，风从窗口过来的时候能听见楼下食堂在收桌子。
高凯站在窗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你今天一天没说话。”
“我在数。”陈九斤说。
“数什么。”
“数一个人说了多少句本地话。”
“谁。”
“老邵。”
高凯把缸子放到窗台上。
“他不是本地的。”
“他是南岭那边的口音。”
“对。”陈九斤说。
“南岭那边的话，说完一句要甩一个字，一个‘咧’。”
高凯笑了一下。
“我知道，我们那儿也这么说。”
“你哪儿的。”
“南岭底下，庙前镇。”
陈九斤看了他一眼。
“你今天说了多少个‘咧’。”
高凯愣住了。
“我……”
他想了一下。
“我不知道。”
“你刚才说‘我们那儿也这么说’，你没甩。”
“我这几年不在家。”
“你昨天晚上在屋里跟隋满堂说话，说了七个。”陈九斤说。
“你自己数不着。这个字是甩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你放松的时候它就出来。你紧的时候它不出来。”
高凯拿起缸子，喝了一口。
“那老邵呢。”
“老邵今天早上跟送菜的说了四句南岭话。”
“四句里，一个没有。”
高凯的手停在半空。
“送菜那个人呢。”
“三句，三个都有。”
楼梯口安静了一会儿。
“也许他也出来久了。”高凯说。
“他今天早上跟人讨价钱。”陈九斤说。
“一个人讨价钱的时候是紧的还是松的。”
高凯没有答。
“讨价钱是松的。”陈九斤说。
“讨价钱那会儿人不装。一个南岭人在讨价钱的时候，那个字是压不住的。”
“所以他不是南岭的。”
“他会说南岭话。说得很顺，四句里一个疙瘩都没有。”陈九斤说。
“可他不是在南岭长大的。”
“他是在南岭待过很久的人。”
“待到会说，待不到甩那个字。”
高凯把缸子搁到窗台上。
“待多久。”
“十几年也行，二十年也行。”陈九斤说。
“反正是长大以后去的。”
窗外头有人在楼底下推桌子。
“还有一样。”陈九斤说。
“他说普通话的时候，说话的样子不对。”
“怎么不对。”
“他一句话里没有多余的字。”
高凯看着他。
“这不是好事吗。”
“这是干过一样活的人才有的毛病。”陈九斤说。
“我干催收的时候，一天要跟三十几个人打交道。什么人都有。”
“大部分人说话是一坨一坨的。前头铺垫，中间跑题，末了才说他要说的那一样。”
“有一种人不这样。”
“你问他一句，他先答‘是’或者‘不是’，再说为什么。”
“他说数目的时候一定带单位——不说‘两筐’，说‘两筐姜’。”
“他说时间的时候一定给个准头——不说‘过两天’，说‘下礼拜三’。”
“他不用‘大概’‘差不多’‘应该’这三个词。”
高凯把手在窗台上放平了。
“他今天早上那三句，全是这样。”陈九斤说。
“‘今天怎么少了一筐’——他没说‘怎么好像少了点’。他说的是一筐。”
“‘下礼拜三我要两筐姜’——不是‘过两天送点姜来’。”
“这是什么人。”高凯说。
“这是一个说出去的话要被人记下来的人。”陈九斤说。
“他说一句，别人要照着办；办错了要回过头来找他。”
“这种人说话就变成这样了。”
“不是他讲究。是他被人找过。”
高凯没有出声。
“这两样跟前头那三条是一路的。”陈九斤说。
他从兜里把本子摸出来，翻到中间那一页。
“盐下得早。土豆削完泡盐水。下米八把，两次都正好。”
“这三条说的是同一样：这个人给几百个人做过很多年饭。”
“不是给一家五口做饭。是给几百人。一口大锅，同一个人数，做过几百上千顿。”
“今天这两样接上去。”
“他在南岭待过很久，长大以后去的。”
“他说话像一个说出去的话要被记下来的人。”
“把这五条摞一块儿。”陈九斤说。
“一个人，在南岭，管过几百号人吃饭，管了很多年，说话要担责任。”
高凯的喉咙动了一下。
“那不就是……”
“南岭那种地方，一个县里能有几个。”陈九斤说。
“几百号人一块儿吃饭，天天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断的地方。”
“不多。”
高凯把这句话咽下去了。
他没有说出来是什么地方。
陈九斤也没有说。
风从窗口进来。
“我不信。”高凯说。
陈九斤看着他。
“你说他管过几百号人吃饭。那他就是个大师傅。”高凯说。
“大师傅哪儿都有。南岭一个县里，学校、厂子、工地，几百人一块儿吃饭的地方多了。你这五条，套哪个都行。”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九斤说。
“我今天一天想的就是这个。我想的是怎么把我自己这个说法弄倒。”
“弄倒了没有。”
“弄了三回。”
他把手指头竖起来。
“第一回，我说他是学校食堂的。学校食堂一年放两回假，一放两个月。一个在学校灶上待了十几年的人，手上没有天天的活。可他削土豆知道要泡多久——一筐一个半钟头，那是天天削才有的数。”
“第二回，我说他是工地上的。工地的灶换地方，人数天天变，今天二百明天四百。变来变去的人抓米一定要看锅。他不看。他抓完就撒手。”
“第三回，我说他是厂子里的。厂子的灶跟着班次走，早中晚三顿人数不一样。厂子里的大师傅是按班算的，他说话会带班。他不带。”
“他说话带的是礼拜。”
“下礼拜三。”
“他脑子里那个东西，是按天排的，一天都不断。”
高凯把靠在窗框上那只手撤了回来。
“还有最后一样。”陈九斤说。
高凯抬起头。
“昨天晚上他问我一句话。”
“他问我，我那三年在哪个县干的。”
“你答了？”
“答了。南岭县。”
高凯的眼睛动了一下。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在打听。”陈九斤说。
“我今天早上听完那四句话，我知道他不是在打听。”
“他是在对。”
“对什么。”
“他本来就在找南岭那边的东西。”陈九斤说。
“我进这个园区一百二十多天。这一百二十多天里，我在他跟前露过多少次面，他一句话没跟我说过。”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整话，问的是县。”
“不是问我叫什么，不是问我干过什么。”
“是问哪个县。”
“他先有那个县，才有的这句话。”
“他手里早就有一样东西，是南岭的。”
“他等着看，谁是从那边来的。”
高凯把窗台上那个缸子端起来，又放下。
“那他是谁。”
陈九斤站在窗口那一块。
楼下食堂的桌子推完了。
一号楼那面墙黑着。
“我不知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