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二文化巅峰（721—742）
第66章诗坛群星
第一节王维进士——“新丰美酒斗十千”
开元九年（721）春，长安杏花初落，曲江池畔柳枝抽芽。
岐王李范的宅邸在安兴坊，与宁王李宪的府邸比邻。两座王府之间的巷道，每逢春日便是长安文士的朝圣之路——不为拜佛，为拜人。岐王好文，宁王善乐，兄弟二人各养了一批诗客乐师，府中终日丝竹不歇。长安城里流传一句话：要出名，先去岐王宅。
这日午后，岐王府中堂大开，琵琶声隐隐透出垣墙。府中管事立在门首，脸上挂着“今日不迎客”的客气。几个早到的文士立在廊下低声说话，不敢高声——不是因为怕岐王，而是厅中正在弹琵琶。那琵琶声清越如泉，却有一种少年人特有的锐气，像春水初融时冲开薄冰的声音。
贺知章倚在廊柱上，手里捏一只空酒杯，舍不得放下。他今年已过花甲，在朝中做着清贵的官，是长安文坛公认的耆宿。年轻时他也狂，“四明狂客”的名号不是白来的——他曾在长安街头醉后骑马，把国子监的祭酒撞了个趔趄，事后写了一首诗赔罪，诗比酒还狂。可此刻听到这琵琶声，竟觉得自己的狂是假的、是装出来的。厅中这少年的狂是真的，是骨子里长出来的。
“这是谁？”贺知章问身旁的岐王府幕僚。
“蒲州王维，字摩诘。今年二十一。”
贺知章“嗯”了一声。王维的名字他听过。此人是太原王氏旁支，家道中落后随母迁居蒲州。王维幼年丧父，母亲崔氏笃信佛，带了他与弟弟王缙礼佛修行。王维的佛心，便是幼时随母亲诵经礼佛时种下的。他十五岁入京，先在宁王府上住了两年，后因通音律、善书画，被岐王请到府中。京城里已有传言说此子诗、画、音律三绝，将来不可限量。有人甚至说，他的画，一笔下去，山便有了魂；他写的诗，一句出口，人便忘了俗。
他闭目听了片刻，等最后一个泛音落下，才睁开眼睛。
厅中走出一个年轻人，约莫二十出头，眉目清秀，一身素色圆领袍，腰间系着一块并不名贵的玉佩。他的气度有一种说不出的干净——不是世家子弟端出来的矜持，而是一种天生的从容，像山间溪水，不急不缓。
“贺公。”王维拱手行礼。
贺知章打量他片刻，忽然大笑：“好小子。你这一曲《郁轮袍》，怕是连玉真公主都要被你弹动了心。”这不是恭维。王维初入京时，确实通过岐王引荐，在玉真公主府上弹奏《郁轮袍》。一曲既罢，满座皆惊。公主爱才，向京兆府试官举荐。王维由此得解元，名动京师。
王维只是笑了笑：“贺公谬赞。前几日偶有所感，改了几个音，尚未定稿。”
贺知章看着他的笑容，心里涌起一种古怪的感觉。这少年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长安城里的人。他将来会在长安待很久，但长安终究不会把他变脏——又或者，不是长安不会，是他不肯。
岐王李范从内堂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乐工。他看见贺知章，拱手笑道：“贺公又来蹭酒喝了？”贺知章大笑：“王爷的酒不蹭白不蹭。何况今日有琵琶听、有才子看，比衙门里的案牍有趣百倍。”岐王转头对王维说：“摩诘，你再来一首。上次你写的那首《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公主读了三遍，说恨不得替你写完后半首。”王维微微欠身：“红豆不过是寻常物，是公主自己多情。”岐王摇头：“你这小子，什么都好，就是太淡了。少年人该有少年人的样子，多喝几杯酒，多写几首意气诗。”王维笑了笑，没有辩驳。贺知章在旁边看着，心想：岐王不懂王维。这少年不是淡，是清。淡是无味，清是有味而不浓。这一层区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三月，礼部放榜。王维状元及第。消息传到岐王府时，府中正在宴客。岐王李范亲自斟了一杯酒递给他，笑道：“摩诘，你这一杯酒，该敬长安城里的少年人——他们从此知道，文章诗词不独能换酒喝，还能换功名。”
王维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席间有人起哄，要他作诗。王维也不推辞，提笔写道：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满座叫好。贺知章拊掌道：“好一个‘意气为君饮’。摩诘此诗，写尽了长安少年的意气。”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是少年意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摩诘今日是少年，他日未必还是。”
有人不服，说贺公此言扫兴。贺知章不辩，只是饮酒。他见过太多少年才子，春风得意时以为天下在握，过几年便被磨平了棱角，变得和长安城里的庸官一样，只知道揣摩圣意、算计俸禄。他不是在咒王维，是在叹——叹这一城的人，包括他自己。
王维听见了，没有接话。他把笔搁下，望了一眼窗外的天色——长安的春日天，蓝得发假，像一块上好的琉璃。他忽然想起蒲州老宅院里那棵枣树，此刻大约也抽了新叶。母亲崔氏从前常在那棵树下给他讲《维摩诘经》。经中说，维摩诘居士在家修行，不离世俗而得清净。他的名字便是母亲从这部经中取的。功名是得了。可这功名到底能换什么？他一时说不清楚。
这一年王维二十一岁。他不知道的是，贺知章那句“他日未必还是”，将在日后一遍一遍地回响——当安史之乱的铁蹄踏碎长安的琉璃天时，当他在辋川别业中独坐听雨时，当他在肃宗朝堂上因“陷贼”之罪低头受审时。但那是三十年后的事了。此刻的春天还是开元九年的春天，杏花照旧落，柳枝照旧绿，新丰的美酒照旧斗十千。
岐王宅里，丝竹不断。
第二节孟浩然——“风流天下闻”
襄阳的鹿门山，离长安一千五百里。
孟浩然在这座山上住了将近二十年。他生于襄阳城中一个薄有田产的人家，少年时也曾读书应试，但屡不得志，索性隐入鹿门山，以诗酒自遣。他今年四十岁，鬓边已有白发。山中的日子清苦而自足——春天耕田，夏天垂钓，秋天采药，冬天围炉煮酒。偶尔有朋友上山来看他，他便宰一只鸡，温一壶酒，对着山月谈诗到天明。
他有一句诗，写在山中：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这两句不知怎地传到了长安，被王维读到。王维对人叹道：“此诗胸次，我不及。”孟浩然的名字由此在长安文坛传开。只是他人在鹿门山，长安城里的名声传到他耳中时，已隔了千山万水，像一封迟到的信。
襄阳的朋友劝他：既然名声都传到长安了，何不去试一试？孟浩然摇头。他隐了二十年，早已习惯了山中的日子。可劝的人多了，他自己也动了心——一个隐士隐了二十年，终究想知道自己到底隐得值不值。他也想看看长安城的月亮，是不是真比襄阳的圆。
这年秋天，他终于启程。临行前，他在鹿门山的院子里站了许久，看满山的松涛如海。他想：此去长安，要么一朝得志，要么落魄而归。无论哪一种，这山总是要回来的。
他到长安时已是初冬。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穿得单薄，却舍不得住客栈，一路借宿在寺院里。有人告诉他，王维在崇义坊的官署当值，可以去寻他。王维此时，掌管朝廷祭祀宴饮的乐舞。孟浩然比王维大十二岁，两人在此之前并未谋面。
两人在崇义坊的官署里见面。王维一揖到底：“浩然兄，久仰。”
孟浩然打量他——年纪轻轻，眉目清秀，一身官服，气度从容。他心里有一丝说不出的滋味：自己隐了二十年，一事无成；此人弱冠之年便状元及第，官居清要。这便是命。但那滋味很快便散了。两人坐下来谈诗，越谈越投机。孟浩然发现王维的山水诗中有一种自己不具备的东西——一种佛家说的“空”，诗中有禅，禅中有画。而王维发现孟浩然的诗中有一种自己不具备的东西——一种不假雕饰的“真”，像山中的泉水，浑然天成，不带一丝人工斧凿的痕迹。
“浩然兄的诗，像山里的泉水，自己流出来，不问去处。”王维说。
“摩诘的诗，像山间的月，照见一切，又不沾一切。”孟浩然答。
两人相视而笑。这个故事本该有一个好的结局。但命运不肯。
某日，王维在官署中邀孟浩然小坐。两人正说话间，忽然外面传来通报：“圣驾到！”皇帝来了。孟浩然大惊。他是白衣，没有官身，出现在官署中本就不合规矩。慌乱之间，他一头钻进了床榻底下。
玄宗进门，一眼便看见榻下的衣角。他不动声色，坐下来，慢悠悠地问王维：“朕听说你近来交了个朋友，襄阳来的？”
王维不敢隐瞒，把孟浩然请出来。孟浩然伏地叩首，满头大汗。
玄宗倒也不恼。他听说过孟浩然的名声——毕竟“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这两句，在长安文坛已传抄多时。皇帝饶有兴致地说：“既然来了，念一首你的诗给朕听听。”
孟浩然从地上爬起来，衣袍上沾着灰。他定了定神，念了一首近作：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玄宗的笑容一点一点凝固。他听见了那一句——“不才明主弃”。
满堂寂静。
玄宗缓缓开口：“卿自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翻译过来便是：是你自己不肯出来做官，朕什么时候抛弃过你？怎么倒赖到朕头上来了？
孟浩然的脸白了。他想解释。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本想说的是“不才”是自己谦称，“明主弃”是命运使然，并非归咎于君王。可这话在此刻说出来，只会更像狡辩。他最终只是磕了一个头：“草民知罪。”
玄宗摆了摆手：“罢了。朕不罪你。只是这长安城，你也待不久。”这话轻飘飘的，却像一把钝刀。
孟浩然出了官署，在街上站了很久。长安的冬天冷得透彻，朔风卷着落叶从脚边滚过。他想：原来这就是天颜。原来这就是命。隐了二十年，只换来一句“卿自不求仕”。
王维追出来，在街口找到他。两人站在寒风里，谁都说不出安慰的话。
“浩然兄——”
“不必说了。”孟浩然拍了拍王维的肩膀，笑了笑，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释然，“我该回襄阳了。长安的月，到底和襄阳的一样。月亮不嫌人，人却自嫌。”
他转身走了。背影在长安的暮色里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终消失在坊墙的转角后面。
长安的文士们听说了这件事，各有各的感慨。有人替孟浩然惋惜，说他不过是一句诗念错了；有人替皇帝开脱，说天下隐士那么多，皇帝哪能个个都顾得上。但更多的人什么也没说——他们只是把“不才明主弃”这首诗抄了一遍又一遍，抄了满长安城都是。一个被皇帝亲口拒绝的人，反而因此成了天下闻名的诗人。这大概就是命运的脾性——它关上门的时候，总会顺手开一扇窗。
后来李白到了襄阳，见了这位传说中的鹿门山人，听他讲起这段往事，长叹一声，写了一首诗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风流天下闻”五个字，从此成了孟浩然的注脚。他再没有回过长安。鹿门山的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看月亮的人，心里多了一道疤。他后来死在襄阳——那年王昌龄自岭南北归，路过襄阳来看他。他背上生了毒疮，本该忌口，却因故人重逢，浪情宴谑，食鲜疾动，就此去了。一场欢宴，成了诀别。席上的酒泼进土里，无声无息。
第三节边塞诗派——高适、岑参、王昌龄
开元年间，大唐的疆域从东海延到葱岭。帝国的边境线上驻军超过四十万，烽燧相望，驿马相连。从长安出发，往北走，过了朔方，便是无边的草原与戈壁；往西走，过了玉门关，便是漫漫的黄沙与雪山。戍边的将士中，有些人不只会挥刀，还会握笔。
他们把刀上的血、塞外的雪、营帐里的乡愁，都写进了诗里。后来的人管这些诗叫“边塞诗”，管写这些诗的人叫“边塞诗派”。
高适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个。他出身渤海高氏，本是名门后裔，但到他这一代早已败落。少年时家贫，客居宋州，靠友人接济度日。他二十岁曾北上蓟门想从军报国，到了边关，却没人理他。他在燕赵之间游荡了几年，一事无成，只得南下。他不是那种一出场便光芒万丈的才子，他的才华像北方的庄稼，长得慢，扎得深。
约开元二十六年，高适再次北上燕赵，亲历边塞。这回他已年过三十，不再是当年那个在边关找不到门路的少年。他在军中见到了一件事：前线将士浴血死战，将帅却在中军帐里饮酒听曲。这件事刺痛了他。
他写了一首《燕歌行》。诗中有两句，后来传遍天下：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他写这首诗时，手是抖的。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那些死在刀锋下的士兵，临死前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家里的妻儿、村口的麦田、再也回不去的长安。而他们的将帅，此刻正在帐中抱着胡姬，听《凉州词》。他在诗中写妻子思念丈夫：“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一个在城南哭，一个在蓟北望，中间隔着万里关山。高适在诗的末尾写道：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李将军是汉代的李广，爱兵如子，戍卒愿为他效死。高适不是在怀旧，他是在质问：为什么李广只有一个？为什么两千年过去了，边关的士兵还在等一个李广？
岑参比高适小十一岁。他是荆州江陵人，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岑文本做过宰相。但岑参没有沾到祖上的光——他在长安考了几次进士，屡屡落第，直到天宝三载才及第。及第之后也不得志，天宝年间两度出塞，赴安西、北庭。
西域的天地和中原全然不同。岑参在安西都护府的幕府里，第一次见到了大漠。他看见黄沙接天，看不见一棵树、一间屋；他看见雪山连绵，白得像骨头；他看见胡人在帐篷前烤羊肉，火星子被风吹得满天飞。他写了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开头便是：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他写的是雪，写的是花，写的是一种悲壮的美。西域的雪不是中原的雪——中原的雪落在屋檐上、落在长安的坊墙间，是温柔的。西域的雪落在刀鞘上、落在战马的鬃毛上，是凛冽的。但岑参在凛冽中看见了温柔，在死亡中看见了花开。这便是盛唐的气魄——即便是写边塞苦寒，也写得花团锦簇、气象万千。
王昌龄又是另一种写法。他是京兆人，开元十五年的进士，做过秘书省校书郎。他不止一次去过边塞，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到过凉州、甘州、肃州。他见过的边关，比高适更辽阔，比岑参更苍凉。他在边关的城墙上站过，看过大漠尽头升起的月亮，也看过城下堆叠的尸骨。
他写了一首《出塞》，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四句诗没有写一场具体的战役，没有写一个具体的人。它写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从秦到汉到唐，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关隘还是那个关隘，出征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回不来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一句把时间拉到了七百年前。七百年间，多少朝代更替，多少将帅枯骨。但月亮不变，关山不变。变的只有那些出征和回不来的人。
这便是盛唐的雄浑。它不哭，不喊，不煽情。它只是站在城墙上，望一眼月亮，说一句“不教胡马度阴山”——够了。
长安城里的人读这些边塞诗，读出的是豪情与壮烈。可只有去过边塞的人才知道，豪情的另一面是死亡，壮烈的背后是枯骨。高适写完《燕歌行》的那个夜晚，军帐外的风呜呜地响，像无数个回不了家的魂灵在哭。他把笔放下，喝了一口冷酒，心想：这些诗，后人读起来会觉得痛快。可写诗的人一点也不痛快。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拿命换来的。
在同一片大漠上，王维也写了一首诗。开元二十五年，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凉州，宣慰河西将士。途经大漠时，他写下了《使至塞上》：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十个字，写尽了塞外的苍茫。孤烟是烽燧上的烟，在无风的旷野中笔直升上天空。落日是黄河尽头的落日，浑圆如盘。这两样东西——一缕烟、一轮日——把天地的空旷和孤独，压缩进了十个字里。没有悲，没有喜，只有一种巨大的、沉默的、永恒的存在。
贺知章读到这两句时，把酒杯搁下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才是盛唐的诗。不是哭，不是笑，是天地之间的一口气。这口气，前人没有过，后人怕也难有。”
他不知道自己说得有多准。三十年后，安史之乱起，边塞成了焦土，戍卒成了叛军或难民。那“一口盛唐的气”，终究散了。但此刻，那口气还在。大漠上孤烟还在升，长河边落日还在圆。高适在燕赵的军帐里磨墨，岑参在安西的雪地里写诗，王昌龄在河西的城楼上望月。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边塞诗派”。他们只是在写自己看见的东西——风沙、刀剑、乡愁，和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人。
第四节少年杜甫——“七龄思即壮”
洛阳距长安三百余里，是大唐的东都。开元年间，皇帝常常在洛阳驻跸，百官随行，洛阳便成了第二个长安。若说长安是帝国的心脏，洛阳便是它的另一只手——握着中原的粮仓与运河，也握着半个文坛。
杜甫生在巩县，少年时随父迁居洛阳。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有名的诗人，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此人恃才傲物，曾放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狂得没边。但他的诗确有狂的资本——近体律诗的格律，到他手中才真正定型。杜甫后来回忆自己的童年，写过一句诗：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七岁便能作诗，开口便咏凤凰——这是杜甫自己说的，不算夸张。杜家世代读书，杜甫自幼浸在诗书里，耳濡目染，出口成章不是奇事。但“凤凰”这个意象，却暗含了一种伏笔。凤凰是祥瑞之鸟，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少年杜甫以凤凰自况，是志向，也是宿命。他后来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不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初心——那只凤凰，从未落地。
杜甫十三四岁时，已是洛阳城中颇有名气的少年才子。他常出入洛阳的文人聚会，在那些场合里，他见过一个人。那个人叫李龟年。
洛阳与长安一样，是天子脚下。达官贵人的府邸沿着定鼎门大街一溜排开，朱门绣户，车马如龙。杜甫的父亲杜闲时任奉天令，官阶不高，但杜家的门楣仍在——毕竟祖父杜审言的名头摆在那里，洛阳的文人圈子认这个门第。少年杜甫便凭着这层关系，出入于岐王宅、崔九堂这些达官贵人的府邸，如鱼得水。
李龟年是玄宗朝最负盛名的乐师。他和兄弟李彭年、李鹤年并称“李氏三兄弟”，都是梨园供奉。玄宗精通音律，亲自在梨园教习乐工，李龟年便是其中最得意的弟子。每逢皇帝在洛阳设宴，李龟年必定到场，奏《霓裳》之曲，唱《凉州》之词。他的歌声传遍宫阙，洛阳城中无人不知。有传闻说，李龟年一开口，连鸟雀都会停在檐上不走。
杜甫第一次见到李龟年，是在岐王李范的洛阳宅邸中。岐王不仅在长安有宅邸，在洛阳也有一处。洛阳的岐王宅与长安的岐王宅一样，是文人乐师往来之所。这座宅子的花厅比长安那座小些，却更精致——院子里种了一株老梅，传说是前朝留下来的，每到冬日花开如雪，香飘满巷。少年杜甫站在厅堂角落，看李龟年抱着琵琶从内堂走出，看那些锦衣华服的贵人觥筹交错，看满院的花开得正盛。李龟年弹了一曲《伊州》，满座寂然。杜甫看见一个穿紫袍的老者悄悄抹了抹眼角——他不知道那老人是谁，许多年后才听说，那是曾经三度为相的张说。一曲《伊州》让他落泪，大约是想到了什么往事。
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自己在岐王宅里“寻常见”李龟年，在崔九堂上“几度闻”歌声。崔九是崔涤，玄宗的宠臣，与岐王一样好客爱才。少年杜甫在这些达官贵人的堂前廊下穿行，像一只不知忧愁的鸟，在盛世的花丛中飞来飞去。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岐王宅里的歌声，崔九堂上的丝竹，洛阳城中的太平盛世——这些东西会永远在。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春天每年照常到来。
他没有想到，这一幕会在四十多年后被自己写进一首诗里。也没有想到，那首诗会成为他一生中最苍凉的作品之一：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那是安史之乱后的潭州街头。昔日的宫廷乐师流落江湖，卖唱为生。昔日的少年才子已白发苍苍，颠沛半生。两人在落花时节重逢，“正是江南好风景”七个字，每一个字都是刀——风景越好，刀越锋利。因为风景还在，人已不是那人，盛世已不是那盛世。
但此刻的开元年间，一切尚在鼎盛。杜甫从洛阳出发，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涯——去了吴越，去了齐赵，一路上写诗、交友、看山看水。登单父台、看大野泽，是后来的事——天宝三载，他在梁宋遇上李白和高适，三人同登单父台，看大野泽的苍茫秋色。高适比他大八岁，已去过边塞，满身风尘。三人登台远眺，秋风猎猎，高适指着远处说：“子美你看，那便是大野泽。再往北走三百里，便是边关。”杜甫极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苍茫无际。他忽然觉得天地之大，自己渺小得像一粒沙。但那粒沙里有一团火——一团想要写尽天下苍生的火。
高适对他说：“子美，你的诗里有一种东西，别人没有。”
“什么？”
“一种‘重’。”高适想了想，“别人写诗是给自己写的，你写诗是给天下写的。你的诗太重了，重得不像你这个年纪能写得出来的。”
杜甫笑了。他不知道高适说得有多准。四十多年后，他写的诗将被后人称为“诗史”——因为他写的不是自己，是一个王朝的兴衰。但此刻，他只是一个少年。一个在开元盛世的阳光下漫游天下、胸怀大志的少年。他的头发还没有白，他的眼睛还没有浊，他的诗里还没有血和泪。
他还有大把的时间。——至少他以为他有。
开元末年，王昌龄被贬为江宁丞。贬谪的原因，史书语焉不详，大约是得罪了权贵——在那个李林甫日渐得势、张九龄已然罢相的年头，得罪权贵实在太容易了，一句话、一首诗、甚至一个眼神，都足以让人从京城滚到天涯。从京城的校书郎到江宁的县丞，是从云端跌到了泥里。但王昌龄没有抱怨。他在润州芙蓉楼设了一席酒，送别友人辛渐。
那夜寒雨连江，楚山隐在雨幕之后，只剩一道模糊的轮廓。辛渐明日便要北归洛阳，王昌龄为他饯行。两人喝到夜深，王昌龄忽然放下酒杯，说：“辛渐，我有一首诗，你替我带回洛阳。”
酒尽，他提笔写道：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辛渐带着这首诗走了。王昌龄站在芙蓉楼上，看楚山孤影，看江水东流。他不知道，这首诗会在十余年后的安史之乱中被无数人传抄。那些在乱世中流离失所的人，在烽火连天的夜里，反复念着“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七个字。他们念的不是王昌龄——他们念的是自己。在天地翻覆之际，还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是碰不脏的、是可以留在玉壶里不忍碎的？
那是一个王朝最后的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