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六诏归一——皮逻阁统一南诏
开元二十六年，洱海边的清晨，蒙舍川的雾气还没有散尽。
蒙舍川在洱海南面，背靠巍山，面向苍山。川里住着六部人，各据一地，各有渠帅，史书上叫他们六诏：蒙舍诏在最南，又称南诏；蒙嶲诏在洱海之北，越析诏在金沙江边，浪穹诏、施浪诏、邆赕诏，都在苍山洱海之间。六诏的土地连成一片，六诏的酋长却各怀心思——今天你并我一村，明天我夺你一寨，洱海边打了上百年，谁也没有服过谁。
南诏的渠帅，叫皮逻阁。
皮逻阁的祖父辈，是蒙舍川的老酋长，传到他这一代，已经三代。他年轻时跟着父亲征战，见过吐蕃的铁骑踏进洱海，也见过大唐的使节从剑南翻山下来。吐蕃人来了要人质、要牛羊，大唐的使节来了，却只带着诏书和锦缎，说一声“归顺朝廷，朝廷护你”。他父亲临死前拉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记住，洱海太小，我们得选一边站。
皮逻阁继位以后，把这句话想了十年。
他年轻时，吐蕃的使者来过蒙舍川，带着刀，也带着礼帛，说：归顺吐蕃，保你部族平安。他父亲没有答应。吐蕃使者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那你们就等着。那几年，蒙舍川的边地，年年有小股吐蕃骑兵来抢掠，抢牛、抢粮、抢人。皮逻阁跟着父亲打过几仗，胜少败多；有一回，他被吐蕃骑兵追进山里，三天三夜，靠着一块生盐和一把野果活了下来。他蹲在山洞里，看着山下吐蕃人的帐篷，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洱海边的部族，单靠自己是活不下去的——要么靠吐蕃，要么靠大唐。吐蕃的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大唐的诏书，还在路上。他那时候就想：若是有一天，大唐的诏书能先一步到，就好了。
他继位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整军，而是派了一个使者，翻山去成都，向剑南的官员献上蒙舍川的地图和户口册，说：南诏愿为大唐守洱海。剑南的官员半信半疑，报到了朝廷。朝廷没有回音。皮逻阁也不急，他让人每年都去成都一趟，带一点方物，说一句“南诏恭候敕旨”。剑南的官员们私下说：这个蒙舍诏主，是六诏里最懂规矩的一个。
他先整顿蒙舍川内务。南诏地小，兵不过万人，他就学大唐的办法，编户籍、修田亩、练亲兵。他把蒙舍川的盐井管起来，盐在洱海一带是硬通货，谁手里有盐，谁就能换来铁器、换来马、换来人心。他还收留六诏里被排挤的失意者——各诏的酋长斗了上百年，总有落败逃亡的，皮逻阁一律收留，给地给房，让他们替自己打仗。老酋长们笑他，说南诏是六诏里最穷的，养这么多闲人做什么。皮逻阁不答。他身边的谋士替他答：这些不是闲人，是六诏各家的仇人。仇人凑在一处，就是刀。
真正让皮逻阁等到机会的，是吐蕃。
这些年，吐蕃的势力伸进洱海以北，占了剑川，又逼着浪穹、施浪、邆赕三诏向它称臣。吐蕃人收三诏的贡赋，还征三诏的兵去打大唐。三诏夹在大唐和吐蕃中间，苦不堪言。剑南的官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若是六诏尽归吐蕃，吐蕃的铁骑就能从洱海直下剑南，直逼成都。剑南节度使王昱连上数道奏报，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六诏之争，实为大唐与吐蕃之争，请朝廷早作决断。
决断，落到了长安的御案上。
玄宗把剑南的奏报看了两遍。朝堂上有人主张出兵，把洱海一带收为州县；也有人主张放任，说蛮夷之地，山高路远，得不偿失。玄宗问当朝宰相：卿以为如何？宰相说：出兵则劳民，放任则资敌。为今之计，不如扶一诏而制余诏——六诏之中，南诏最强，又与我朝无怨，若册封南诏，令其并六诏而守洱海，则吐蕃不得南，剑南无西顾之忧。此所谓以夷制夷。
玄宗抚掌：善。
开元二十六年九月，一队唐使从剑南出发，翻过邛崃山，渡过金沙江，走了近三个月，把一道诏书送到了蒙舍川。
诏书是中书舍人执笔的，措辞极讲究。先说大唐怀柔远人，再说洱海六诏本为一体，然后说：卿皮逻阁，忠勇可嘉，特封为云南王，赐金印一、锦袍一领、玉带一围，统辖六诏，永为藩臣，以屏西南。
使节念诏书的时候，皮逻阁跪在帐前，身后跪着南诏的酋长和头人。他接过金印，捧在手里，久久没有说话。散帐之后，有老酋长低声说：一纸诏书，抵得上一场大战吗？皮逻阁说：抵得上。你们记住，吐蕃的刀，要我们的命；大唐的诏书，要我们的忠。命和忠，我选忠——因为忠字上头，写着大唐的锦绣；而刀字底下，只有血。
那一夜，蒙舍川的篝火燃了一夜。皮逻阁设宴款待唐使，酒至半酣，他起身向东方举杯：请回报天子，南诏从今日起，是大唐的南诏。
此后的两年里，皮逻阁以云南王的名义，先后并了越析诏，收了浪穹、施浪、邆赕三诏。越析诏在金沙江边，多是么些人，兵强马壮，皮逻阁不与他硬拼，先断其盐路，再许以官位，兵不血刃地收了。三诏与吐蕃有勾连，皮逻阁就借大唐的旗号，说三诏“阴附吐蕃，有违王命”，率兵讨之，一战而定。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皮逻阁在蒙舍川建了一座松明楼，以祭祖为名，请五诏的诏主赴宴，楼中预藏火种，夜半纵火，五诏之主俱焚于楼中。传说里还有一个细节：邆赕诏主的妻子慈善夫人，因丈夫臂上戴着一只铁镯，大火之后，各家的尸骨都无法辨认，唯独她，凭那只烧不化的铁镯，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洱海边的老人说，那夜的火光，照亮了半个洱海；次日清晨，人们只看到焦黑的梁柱和灰烬。当然，这终究是传说，史家多不取；可传说流传至今，可见当时吞并之烈。洱海边的人都记得那个秋天：六诏的旗，换成了南诏的旗；洱海的船上，从此只挂大唐赐的那面锦旗。
朝廷没有问皮逻阁是怎么并的六诏。只要洱海不归吐蕃，大唐不在乎洱海由谁说了算。
从长安到洱海，诏书走了三个月；从洱海到长安，捷报也走了三个月。大唐的西南，就这么一纸一纸地，连起来了。
第二节册封之礼——“西南之屏”
开元二十七年春，南诏的使者入朝。
使者是皮逻阁的亲信，带了一队人马，驮着方物，从蒙舍川出发，过姚州、渡泸水、翻邛崃山，走了整整三个月，才望见成都的城楼。再往北，经汉州、绵州，过剑阁，入剑门，又走了一个多月，才到长安。使者在灞桥边洗了脸，换上大唐赐的礼服，由鸿胪寺的官员引着，进了皇城。
方物开箱验看的时候，鸿胪寺的寺丞一样一样地记：滇马十匹，麝香十斤，赤盐两石，犀角一对，象牙四根，毡罽二十张，药材若干。寺丞是见过世面的，七十余国的方物都经他的手，可看到滇马的时候，他还是愣了一下——那马实在太矮了，站在御苑的马厩里，比天竺进贡的象矮下去半截，连旁边的御马都比它高出一头。
玄宗是在兴庆宫的龙池边看的马。
他围着那匹滇马转了一圈，忽然笑了。御马监的官员在旁边说：陛下，此马矮小，不堪乘御，是否拨入下厩？玄宗没有答话，他伸手，摸了摸那马的鬃毛。那马打了个响鼻，蹄子在地上刨了刨，竟一步不动——御马监的人拉它，它也不动。玄宗问使者：这马，能走山路？
使者说：回陛下，滇马个头小，可它走山路，比任何马都稳。我们洱海边的人说，横断山的道，就是给滇马修的——它日行百里，驮盐驮茶，过藤桥、攀栈道，如履平地。陇右的马是战马，大宛的马是神马，我们洱海的马，是路马。路有多长，它就能走多远。
玄宗又摸了一下马背：好一条硬骨头。
使者谢恩，玄宗赐他锦缎、瓷器、茶叶、历书、佛经、乐器，装了满满一驮。使者磕头谢恩，说：臣回去，就把这些献给云南王。
那一驮赏赐，使者当晚在驿馆里打开看过：锦缎二十匹，五色俱备；瓷器十件，是越窑的青瓷；茶叶两斤，是蜀中的蒙顶；还有一部历书、两部佛经、一卷乐谱，都是鸿胪寺的官员特意拣选的。鸿胪寺的官员交代他：历书，是让南诏知道天时；佛经，是让南诏知道慈悲；乐谱，是让南诏知道大唐的雅乐。使者一一记下。他后来回到蒙舍川，把这驮东西摆在皮逻阁面前，说：大唐赐的，不是货，是四个字——礼乐教化。皮逻阁抚过那匹锦缎，说：好。咱们南诏，从今往后，也学着做一个知礼乐的国。那一驮唐物，后来在南诏传了很久：蒙舍川的人学会了喝茶，学会了用瓷器，学会了照着历书种地；南诏的乐工，把那卷乐谱抄了三份，一份留在蒙舍川，一份送去了姚州，一份献给了洱海边的佛寺。
玄宗又问：你们南诏，到大唐的路，是怎么走的？
使者答：从成都南行，过灵关，入邛都，经叶榆，到洱海；从洱海往西，过永昌，出腾越，翻过几座大山，就是骠国；从骠国再往西，渡过几条大江，就是身毒——就是佛经上说的天竺，汉朝人叫它身毒国。
玄宗沉吟：这条路，朕在书上看过。
使者说：陛下看的，是张骞的书吧？臣在路上听老马帮说过一个故事：汉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就是葱岭那边的一个大国——见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邛竹杖，一样是蜀布。大夏人说，这是从身毒国买来的。张骞这才知道，蜀地的货物，不走河西，也能通到西方去。这条路，比河西那条丝路，还早得多。
鸿胪寺的官员在旁边接口：陛下，这条路，蜀中老人叫它“蜀身毒道”。蜀锦、蜀布、茶叶、盐铁，从成都出去，一路南行；洱海的马、麝香、犀角、象牙、宝石、海贝，一路北来。两边的货，在这条路上走了几百年了。
玄宗点头：这么说，朕册封南诏，护的不光是洱海，还有这条路？
使者伏地：陛下明鉴。南诏愿为陛下守住这条路——路通，则南诏富；南诏富，则西南安。
使者入朝之前，这一路的四个月，他像是走了两遍似的记在心上。他见过邛崃山上的栈道——木梁插在崖壁里，上面铺板，下面是千丈深涧，马蹄踏上去，桥身都要晃一晃；他见过泸水边的溜索——人抓着藤索，从江这头滑到江那头，风在耳边呼啦啦地响；他也见过川西坝子的驿站——红墙黑瓦，院子里拴着各路的马，驿卒提着灯笼，一更一换，把朝廷的文书从剑南一站一站传到长安。他在驿站里遇到过一队马帮，领头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走这条路走了四十年。老汉听说他是南诏的使者，递过一瓯茶：后生，路远，慢走。使者问：老丈，这路，好走吗？老汉说：好走。走熟了，哪条路都好走。使者又问：老丈走这条路，图什么？老汉指了指马背上的驮子：图这个。这驮子里头，有蜀地的布，有洱海的盐，有身毒的贝。这条路通着，两边的日子就都过得下去；路一断，什么都完了。使者听了，没有答话。他想起皮逻阁让他看清的那件事——大唐到底把南诏当成什么。老马帮的话，他记了一路。
那是开元二十七年最热闹的一场朝会。满朝文武都看见那匹矮小的、硬骨头的滇马，站在龙池边，蹄下是长安的砖，来处是三千里的山。没有人想到，很多年后，会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西南的边患——那时候的人们回过头来看这一天，才明白：册封之礼，立起的是一面屏风。屏风挡风，是好的；可屏风也挡视线——长安的天子，看不见屏风后面的洱海边，那些渐渐凉下去的心。
使者出宫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长安的宫墙。他忽然想起皮逻阁送他出蒙舍川时说的话：你到了长安，替我看清楚——大唐到底是真把我们当屏风，还是只把我们当一块布。他把这句话放在心里，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
第三节剑南边衅——张虔陀之贪
天宝四载，剑南道，姚州。
姚州是剑南最南边的州，设在洱海东岸，是大唐插在云南诸部之间的一根钉子。州城不大，驻军也不多，可姚州的官，管着云南诸部的贡赋——哪一部该进贡多少，哪一部该来朝觐，都归姚州说了算。大唐的西南之策，一半写在长安的诏书里，一半握在姚州官员的手里。
握在姚州官员手里的那一半，这一年，握在了一个叫张虔陀的人手里。
张虔陀是剑南道姚州都督。他早年从军，打过吐蕃，立过军功，为人精明，也为人贪。他坐镇姚州以后，第一件事，是重新核定了云南诸部的贡赋——往年一部进马十匹，他核成二十匹；往年一部进毡十张，他核成五十张。云南诸部的酋长敢怒不敢言，因为张虔陀手里有一样东西：朝廷的敕书。他说这是朝廷的新规，谁不服，他就上奏朝廷，说谁“阴附吐蕃”。
南诏也不例外。
天宝四载秋天，张虔陀派使者入南诏，说要“查核户口，清点方物”。使者进了蒙舍川，先看马厩，再看库房，然后把一张单子拍在皮逻阁面前——上面列着这一年南诏该进贡的东西：马五十匹，毡二百张，黄金若干，犀角若干，还有……美女十名。
皮逻阁看着那张单子，没有说话。
他身边的酋长们炸了锅：往年十匹马，今年五十匹；往年没有美女，今年要美女——这是贡，还是抢？有人当场就要拔刀：大唐的诏书上写的是“永为藩臣”，不是“永为奴仆”！
皮逻阁按住了拔刀的手。他问使者：这单子，是朝廷的意思，还是都督的意思？
使者说：都督的意思，就是朝廷的意思。
皮逻阁沉默了很久，说：方物，我们备。美女，没有。请转告都督——南诏是大唐的藩臣，不是都督的私产。
使者带着一半方物回去了。没过多久，张虔陀又派使者来，这回不是要方物，是传话：云南王好大的架子。都督说了，南诏既受大唐册封，就该知恩图报；若是连这点东西都舍不得，都督只好上奏朝廷，说南诏有异心。
这一回，皮逻阁连话都没有回。他只是把马厩的门关上，把贡品装好，照数送走，一文不少。他六十岁了，头发已经白了，他比谁都清楚：大唐的刀，还举在剑南；洱海边的火，还不到烧起来的时候。
入冬以后，张虔陀以检阅贡品为名，召南诏使者入姚州。使者带着马匹和方物进城，在都督府门前候了一个时辰，张虔陀才慢悠悠地出来。他围着贡品转了一圈，忽然一脚踢翻了一捆毡子，说：就这些？南诏号称六诏之主，连一匹好马都舍不得进？使者跪下：都督明鉴，这是南诏最好的马了。张虔陀冷笑：最好的马？本都督听说，云南王的马厩里，养着一匹通体雪白的龙马，怎么不见进献？使者说：那匹马是云南王出行所乘，年事已高，不堪长途。张虔陀的脸色沉下来：云南王出行所乘，就骑得；本都督受朝廷之命镇守姚州，就骑不得？来人，去南诏，把那匹马牵来。使者伏在地上，指甲掐进掌心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回到蒙舍川，把这事禀报皮逻阁。皮逻阁听完，沉默了很久，说：马，给他。他老了，骑不了几年了。南诏的酋长们气得直跺脚，皮逻阁却说：你们记住，今天丢的是一匹马，明天丢的，可能是整座蒙舍川。大唐的诏书上写着“永为藩臣”，我们先把“臣”字坐实——等有一天，长安先忘了这个“臣”字，我们再说话。
姚州的都督府里，张虔陀的宴席上，坐着一个人，冷眼看着这一切。
此人叫杨钊，剑南军中一个不入流的从事。他生得白皙，善言辞，也善钻营——他是武则天宠臣张易之的外甥，家道中落，流落剑南，在军中混了十几年，还是个跑腿的小吏。他端着酒杯，看张虔陀在席上骂南诏“蛮子不知好歹”，看满座官员纷纷附和，心里却在盘算另一笔账：姚州的水，要浑了。水浑了，大鱼小鱼都会浮上来——可浮上来的，未必轮得到他这条小鱼。
酒席散后，杨钊去了姚州城里一家酒肆。酒肆的角落里，坐着他的至交好友，鲜于仲通。
鲜于仲通是剑南本地人，家里薄有田产，为人慷慨，好结交。他这些年资助过不少落魄的读书人，也资助过杨钊——杨钊落魄时，衣裳、盘缠、酒钱，多是鲜于仲通给的。两人对坐饮酒，鲜于仲通先开了口：杨兄，张都督这样闹下去，早晚出事。
杨钊说：出事是早晚的事。可出事的，未必是张都督。
鲜于仲通问：那出事的，是谁？
杨钊放下酒杯：是南诏，是洱海，是这剑南的边。南诏王忍得了三年五年，忍不了十年二十年。他若是反了，大唐打得下来，也要耗掉剑南半条命；打不下来，吐蕃就要进来。到那时，姚州这地方，谁都跑不了。
鲜于仲通沉默了一会儿，说：杨兄，你既然看得这么明白，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杨钊笑了笑：我在等。
等什么？
等一匹能驮我出剑南的马。
鲜于仲通没有听懂这句话。他想了想，说：我听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是个识货的人。杨兄若是有心，我替你引荐。
杨钊举杯：那就有劳仲通了。
两人碰杯。窗外，姚州的月色照着洱海，洱海的水，安安静静地，没有声音。
后来史家写到这一段，笔下的说法并不一致。有人说，张虔陀贪得无厌，逼反了南诏，是边患的祸首；也有人说，南诏早有异心，张虔陀不过是被推出来的罪名——史笔在这里留了白，真相埋在边关的风沙里，谁也说不清。只有一件事，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年，姚州与南诏之间的驿道上，使者往来不绝，却再没有一封，是带着善意的。
第四节盛世隐忧——“外强中干”的深患
开元二十九年，大唐的账本上，写着一串好看的数目：天下户口八百余万，仓廪充实，米价平贱，四夷宾服，万国来朝。长安城里，胡商与唐人并肩而行；大明宫里，天子正筹备着新一年的郊祀。看起来，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盛世。
可盛世的地基，已经开始裂了。裂缝不在长安城里，在长安看不见的地方。
第一道裂缝，在兵。
大唐的兵制，本是府兵制：均田制下，一户丁男，受田百亩，战时自备兵器粮草，随军出征，平时归田务农——兵农合一，国家不养闲兵，边塞不设常备。这套制度，靠的是均田制撑腰：有田，就有府兵；田在，兵就在。府兵制最盛的时候，天下有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关中一地，就占了二百六十一个——拱卫京师，靠的就是这套兵马不离农、朝廷不养常备的制度。可到了开元年间，情形大变：均田制坏了，府兵领不到足额的土地；征战日频，卫士戍边，一去数年，生死不知。于是卫士逃亡，折冲府的兵额，一年空过一年。开元初年有人统计过，关中折冲府的实际兵员，不足在册之数的一半；老兵们说，当年戍边，朝廷还给赐田；如今戍边，连军粮都要自备。当兵的活不下去了，逃的逃、亡的亡，剩下的多是老弱；朝廷征发府兵，往往催逼多次，才能凑齐一队人。到开元十一年，逃亡的府兵已经多到朝廷无法可想，宰相张说上了一道奏疏，说：不如废府兵，募壮士为兵，由国家供给衣粮。
玄宗准了。于是长安城里，多了一支叫彍骑的募兵，十二万人，职业当兵；边防上的各军，也纷纷改募兵。兵农分离了——兵，从农夫，变成了职业的军人；农，从此与兵再无干系。这一改，看起来是省了麻烦，实则埋下了大患：职业兵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朝廷的号令；将军手握重兵，便有了自己的分量。
第二道裂缝，在将。
开元以前，边帅多由朝廷重臣出任，事毕即还，兵不宿将；开元以来，边将久任，节度使一身兼数职——军政、财政、监察，尽在其手。到天宝年间，天下的边兵，总数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而长安城里的禁军，不过十二万。猛将精兵，尽在边镇；中央之兵，不足边军之零头。范阳那个叫安禄山的杂胡将领，一人领了三镇节度，拥兵近二十万——他的兵，认他不认朝廷。这些，开元二十九年的人还看不见；看得见的人，说了也没人信。
第三道裂缝，在财。
均田制坏了，租庸调也跟着坏——田地买卖，户籍隐漏，朝廷收的税，一年比一年难收。开元初年，宇文融主持括户，检括天下逃户，得户八十余万，算是给国库续了一口气；可这只是治标。府库的充盈，一半靠的是开元初年的积蓄，一半靠的是聚敛之臣的巧取。等到李林甫为相，专权固位，排挤言路，朝堂上的声音，就只剩下一种了。李林甫不学无术，却精于权术。他把言路堵死：玄宗想提拔的谏官，他先安排到闲职；敢上疏直言的，他寻个由头贬出京去。他常对朝士们说：明主在上，群臣只要顺从照办就好，何必多言？于是朝堂上，再没有人议论边事、兵事、财赋——大家议论的，只剩下歌功颂德。安禄山在范阳的动静，边将拥兵的隐患，南诏边境的怨气，都在这“何必多言”四个字里，被轻轻盖了过去。史家后来说，开元之治的清明，到李林甫为相，就断了。
这三道裂缝，边将、财赋、朝纲，合起来，就是后人所说的“外强中干”——表面上看，四海升平，兵强马壮；骨子里，兵不识朝廷，财不敷急用，言路壅塞，上下相蒙。史家后来说，开元之盛，盛在表面；天宝之乱，乱在骨里。骨子里的病，是从开元末年就开始的。
那时候，不是没有人看见。
张九龄看见了。他做宰相的时候，玄宗问他安禄山其人如何，他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不听，反而觉得张九龄多疑，后来竟因此疑他。开元二十八年，张九龄病逝于韶州。他死的时候，天下还不知道，那个被他说中的人，正在范阳一天天做大。
很多年后，有一位诗人路过长安城郊，听见老兵和新兵的道别声，写下过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天下已经不再是开元的样子了：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而开元二十九年冬的长安，还看不见这些。
那一年的冬天，玄宗在兴庆宫里，看了一场胡旋舞。舞罢，他赏了乐工，又饮了几杯酒，对高力士说：朕即位以来，近三十年，四海无事，四夷宾服。朕觉得，这天下，算是坐稳了。
高力士赔笑：陛下圣明。
玄宗又说：当年太宗皇帝，四夷称“天可汗”；朕今日，也算是吧。
高力士没有接话。他侍奉天子四十年，见过太宗的余威，见过武后的铁腕，见过中宗、睿宗的乱局，也见过这个天子从意气风发到踌躇满志。他隐约觉得，有些话不该说，说了，天子也不爱听。他只是又给天子斟了一杯酒。
宫墙外，冬天的风，正从剑南的方向吹过来。风里，什么也听不见。
开元二十七年秋，册封使自剑南回京复命。
玄宗在紫宸殿召见。册封使呈上南诏的谢表，又述了一路的见闻：苍山的马，洱海的船，蒙舍川的稻田，姚州的集市——说得很细，玄宗听得很入神。末了，玄宗问了一句：
“南诏如何？”
册封使顿了一顿，斟酌着措辞，答道：“陛下，臣观南诏之兵，刀剑皆精；其心，未必全在大唐。”
玄宗不以为意，笑了笑：“藩属而已。蛮夷之邦，给他名号，他自然知道好歹。”
册封使还想再说，抬眼看见天子的笑意，便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十余年后，天宝年间，南诏与大唐交恶，两度大战，唐军尽没；其后数十年，南诏之兵，攻破成都外郭。那时节，剑南的烽烟烧红了半边天，长安的敕旨还走在驿道上——大唐的天子，再想起这句“藩属而已”，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