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逃户之弊——均田制的裂缝
开元九年，长安的春天来得早。
正月里，皇城各衙署的灯，还亮在节日的余温里。户部衙署的灯火，却比别的衙门熄得晚。户部郎中郑元礼案上，摊着一册刚刚誊好的名册，名册的封皮上，用朱笔写着四个字：逃户名册。
名册是各州报上来的，一州一册，一县一行。郑元礼翻开第一页，是关内道的华州：在籍户一万三千四百，逃户一千零五十二。再翻，同州：在籍户九千八百，逃户八百七十七。再翻，陕州：逃户九百三十一。河东道的蒲州，逃户一千一百零四；河北道的相州，逃户一千四百六十二；河南道的汴州，逃户一千二百一十九。一页一页翻下去，郑元礼的手，渐渐停住。他做户部郎中十二年，经手的账册，比这座衙署的砖还多。他记得贞观年间，天下户不满三百万；开元初年，户部统计在籍之户，已近七百万。可他知道，这七百万，是账上的数；账外的逃户，一年比一年多。他把名册合上，又展开，忽然想算一笔账：逃一户，失的是一丁的租庸调——租，粟二石；调，绢二丈或布二丈五尺；庸，岁役二十日，不役者折绢六丈。一户逃了，这一户的粮、这一户的绢、这一户的役，就全没了。一千户逃了，就是两千石粟、四万尺绢、两万日的役。而天下像华州、同州这样的县，数不胜数。
均田制的账，要从一百年前算起。
武德七年，高祖皇帝颁布均田令：天下丁男，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二十亩，传之子孙；口分田八十亩，身死还官。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调，有调则有庸——租庸调，三样都落在人丁头上。这套制度，是大唐立国的根基：均田养人，人丁输税，税养官，官养兵，兵护田。一百年来，大唐的府兵从关中的折冲府里走出来，戍边、宿卫、征讨，铠甲自备，粮秣自备，靠的就是家里那百亩田。府兵是按丁点征的：三丁抽一，自备弓刀、铠甲、马匹、粮秣，战时出征，闲时归农。一个府兵，一年里大半的光景，是在田里度过的；田里的收成，一半养家，一半养兵。可要是田没了，兵就当不成了——开元以来，府兵逃亡的事，一年比一年多。折冲府的都尉们，点兵点到后来，常常对着空荡荡的军册发愁：册上的名字还在，人，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府兵制这座大唐的兵营，和均田制这座大唐的粮仓，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藤根一松，两个瓜，都跟着蔫。大唐的官员领俸禄，俸禄里有禄米、有绢布，靠的也是那百亩田的租庸调。可以说，均田制是大唐的命脉；人丁，就是命脉里的血。
开元九年，这条命脉，已经流得越来越滞涩了。
长安的太仓里，粟米堆得冒了尖，是开元初年攒下的家底；洛阳的含嘉仓，窖藏充溢，史官们说，这是贞观以来没有过的富足。可户部衙署里，逃户的名册一年比一年厚。郑元礼记得，开元元年，天下逃户上报的数是八万；开元三年，十一万；开元五年，十七万；开元八年，二十一万。到今年，各州报上来的逃户，粗粗一算，已经逼近三十万。而郑元礼知道，报上来的，只是州县肯认的；真正逃的，是这个数的好几倍。他见过一份华阴县的呈文，只有短短几行字：本县某里，丁壮尽逃，所存者老弱妇孺，不能输税，请减征。县尉在呈文末尾，画了一个大大的“急”字，笔锋都劈了。
逃户们逃向哪里？郑元礼心里有数。
逃得近的，入了寺。天下寺院，田连阡陌，不输租庸调；百姓削发为僧，或投为寺户，官府便再管不着。长安、洛阳的名刹大寺，背后都站着成百上千的“逃丁”。逃得深的，投了豪门。王公百官、州县豪强，家中田产无数，正缺人手；逃户投上门去，做佃客、做庄客，主家替他隐了户籍，官府来查，只说这是某家的“客”。长安城里，哪位王公府上没有几十户“客人”？那些客人，本是编户齐民，一进了王府侯门，就从国家的账册上消失了。还有的逃往山泽，在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官府鞭长莫及；有的逃往边地，屯垦谋生；有的逃进城市，为人佣作，混一口饭吃。天下之大，处处容得下逃亡的人；唯独户籍上，留不住他们。
郑元礼有一回，跟着巡察御史到过一座县城。城郊的田野里，大片大片的田荒着，草长得齐腰深。县里的老吏告诉他：这些田，都是有主的——主家逃了，田就荒了。荒了的田，还要照样算在县里的应征数上；县令没办法，只好把荒田的租，摊到没逃的人头上。没逃的人交不起，第二年，也逃了。逃一户，摊一户；摊一户，逃一户。一户牵一户，一倒一片。老吏指着远处一间歪斜的茅屋说：那户人家，去年还在，今年的名册上，没了。
郑元礼回到长安，把这一路的见闻，写进了奏疏。奏疏的末尾，他写了一句话：逃户之弊，不在一户之逃，而在逃者愈众，在籍者愈困；在籍者愈困，逃者愈众。若不及早图之，则田荒于野，税亏于库，兵缺于伍，天下有田无人，有人无籍，国将不国。
奏疏递上去，石沉大海。开元九年春天的长安，依旧是盛世的长安。
华灯初上，长安城的坊门次第关闭。夜风里，传来千家万户捣衣的声音——那是妇人们在月下捣练，把织好的绢帛捣得柔熟，好缴“调”，好给远戍的丈夫寄寒衣。李白后来写过这样的句子：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长安城月下的捣衣声，是大唐最寻常的夜曲，也是最动人的夜曲。可郑元礼知道，那些捣衣声里，有多少是替逃户的空屋响起的，有多少是替荒田上的孤坟响起的——听不见，也数不清。
三月初三，郑元礼的奏疏，终于被送到了御前。玄宗翻了翻，问左右：天下户口，何至于此？左右无言。玄宗又问：可有人能替朕算算，天下的逃户，到底有多少？
政事堂里，宰相们面面相觑。没有人答得上来。
第二节括户之策——“括天下逃户”
答上来的，是一个年轻的监察御史，名叫宇文融。
宇文融这一年三十出头，京兆万年人，祖父是隋朝的官，父亲做到过县令。他出身不高不低，考过明经，当过富平主簿，凭着干练，升到了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官秩不高，却是清要之职，能上殿奏事。宇文融生得清瘦，一双眼睛却很亮。同僚们说，这位宇文御史，看人看得准，看账也看得准；他经手的文牍，没有一笔糊涂账。
开元九年正月，宇文融上了一道奏疏。奏疏不长，却字字扎眼：天下户口，逃亡日多，租庸调之源，日见枯竭。臣请检括逃户，一切勘问：凡逃户自首者，免其六年赋调，听于所在附籍；隐而不报者，罪及邻保。臣愿充使，遍历诸道，括天下逃户。
这道奏疏递上去，朝堂上炸了锅。
有人说好：天下户口，是该清一清了，账上的数，和实际的人，差得太远。有人说不好：逃户大多是穷苦百姓，追着屁股去“括”，不是把老百姓往绝路上逼吗？还有人冷笑：一个三十来岁的监察御史，张口就要“括天下逃户”，好大的口气——他是想升官想疯了吧？
玄宗没有笑。他把宇文融的奏疏，看了三遍。正月十八，敕下：置劝农使，宇文融充使，检括天下逃户及籍外剩田。
敕书一下，宇文融当天就拟好了章程：先张榜晓谕天下，逃户自首，既往不咎，给复六年；再奏请于诸道设置劝农判官，分巡州县，按籍核对，逐户登记；地方州县，括户多者有赏，隐匿不报者坐罪。
开元九年春末，第一批劝农判官，从长安出发了。
判官们骑的是驿马。出长安西门，过咸阳，一路向西；出东门，过灞桥，一路向东。长安城四面的官道上，从此多了一种风景：腰悬符节的使者，单人独骑，或三五骑结伴，昼夜兼程。每到一处驿站，换马不换人，只喝一碗水，又翻身上马。驿卒们看着那一道道绝尘而去的背影，私下说：劝农使的驿马，把驿站的马都跑瘦了。有的判官，一年之中，行程万里，回长安述职，换一匹新马，又出了门。道上的驿卒们，远远看见佩符的骑者，不等他开口，先牵出最好的马——都知道，这是劝农使的人，耽误不得。天下的官道上，那两年跑得最勤的，就是这些括户的驿马；天下的驿站里，那两年最常听见的话，就是：换马，往东，往南，往西——凡是人烟所及的地方，括户的文书，都要送到。
那两年，天下的州县，一夜之间忙了起来。
县衙里，书吏们连夜誊造户口册；乡里间，里正们挨家挨户地数人头。劝农判官到了县里，先看籍册，再下乡查对：册上有名而人不在者，是逃；册上无名而人在者，是隐；册上有名有田而田数不合者，是漏。一村一村地走，一户一户地对。有逃户听说自首免罪，又给复六年，拖家带口地回来了；也有豪强家的“客人”，被查了出来，补了籍，补了税。判官们多是锐意进取的年轻官员，办事雷厉风行；也有人为了多括户数，在县里催逼过甚，闹出过民怨。史官后来记了一笔：州县希旨，务为苛暴。可无论苛与不苛，括户这件事，确实一州一州地做了下去。
宇文融自己，也下了道。
他坐镇长安调度，也多次出巡。有一回，他到了河北道的一座县城。县衙门前，排着长长的人龙——都是回乡自首的逃户，手里攥着户籍残片，等着重新登记。宇文融站在衙门口看了一会儿，问随行的判官：这些人，登记完了，有地种吗？判官说：按例，还其本贯，复其田业；田被人占了的，另拨荒田。宇文融点点头：地要给人种上。人有了地，才不会再逃；人不逃了，租庸调才有源。判官听着，忽然觉得，这位劝农使虽然眉眼冷峻，心里头，还是装着百姓的。
开元十二年，括户初见成效。
户部重新核算天下户口：自开元九年以来，检括逃户、隐户，凡得户八十余万，得田亦称是。岁增租庸调，缗钱数百万。八十余万户，就是八十余万丁，就是一百六十万石粟、一千多万尺绢、一百多万日的役——这些原本从账册上消失的人，又回到了大唐的账册上。长安的太仓更满了，洛阳的含嘉仓更满了，朝廷的用度，宽裕了。史官们把这个数字记进了国史，也把另一个数字记了进去：宇文融因功，由监察御史，历升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恩宠日隆。
朝堂上，对宇文融的议论，也一天比一天多。
宰相张说，就很不以为然。张说是开元年间最有才名的宰相，文章冠绝一时，门生故吏遍天下。他说：括户括出八十万，固然是功劳；可天下户口，哪能一括就清？州县为了邀功，把好好的百姓逼得鸡飞狗跳，这哪里是爱民，分明是扰民。又说：宇文融此人，志大才疏，以聚敛邀宠，非宰相之器。宇文融听了，不动声色。可他心里记着。开元十四年，宇文融联合御史台的同僚，弹劾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受贿，结党营私。奏章雪片似的递上去。玄宗查办，张说罢相，贬为尚书右丞相，闲居家中。这是开元年间，朝堂上第一场大政争的落幕。胜的是宇文融，败的是张说。可朝野上下都看得清楚：这场政争，争的不是是非，是权柄。
开元十七年六月，宇文融拜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一个“聚敛之臣”，走进了政事堂。有人祝贺，有人冷笑，更多的人，在看。看这个靠括户起家的财臣，能把大唐的钱袋子，管成什么样。
第三节裴耀卿漕运——“变陆运为水运”
括户之后，人有了，田有了，税有了。可大唐还有一根血管，一直堵着——漕运。
长安在关中，关中地狭人稠，所产的粮食，养不活京师。大唐的官俸、军粮，要靠东南的漕粮接济：江淮的米，沿运河、入黄河，西运关中，这叫漕运。一百年来，漕运的规矩没变过：漕船从扬州出发，经汴河、入黄河，逆流而上，至陕州；陕州以西，黄河三门峡水势太险，漕船不敢过，粮食要卸上岸，改由陆运，车拉牛驮，运到长安。一年运粮一二百万石，就够朝廷忙活一整年。
问题，就出在这段陆运上。
从洛阳到长安，陆路八百里；从陕州到长安，也有六百里。六百里陆运，一石粮的运费，要花去一千文钱；而粮本身，一石才值几十文。运费是粮价的十倍还多。运到长安的一石米，一半是米，一半是脚钱。更要命的是三门峡。三门者，神门、鬼门、人门也。黄河在这里被山势一束，河水如沸，中有砥柱，船行至此，十有七八要翻。老船工说：神门不敢过，鬼门过不去，人门过去，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三门的险，是天下闻名的：黄河到了这里，被两山夹住，河面骤然收窄，水流如箭；河心立着三根石柱，浪头打上去，碎成一天的白雾。船进三门，先要认准水道，一桨偏了，不是撞上石柱，就是被浪掀翻。漕船过三门，船工们要在岸边烧纸祭河神，求神门、鬼门、人门，今天开恩，放这一船过去。每年漕运，三门之下，总要沉几船粮，死几个人。朝廷不是没想过办法：开陆路、修栈道、改车运——都试过。陆运的车，走一趟，车坏牛死；运费贵，耗损大，运量还上不去。年年运，年年亏，年年不够。
开元二十一年，又一位财臣，走到了台前。他叫裴耀卿。
裴耀卿比宇文融年长十岁上下，绛州稷山人。此人行事，与宇文融大不相同：宇文融性急，锐意进取，如快刀；裴耀卿性缓，老成持重，如钝斧。他做地方官多年，从长安令做起，历州刺史、京兆尹，所到之处，以宽厚著称，百姓爱戴。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擢裴耀卿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使，把漕运的担子，交给了他。
裴耀卿接了这个差事，没有急着上任，先把漕运的旧账，翻了个底朝天。
他算了一笔账：漕粮从江淮到长安，全程数千里，船换车，车换船，一石粮的运费，抵得上粮价的十倍。钱花在哪儿了？花在“车牛”上——陆运的牛，要人养；陆运的车，要人修；陆运的夫，要人雇。六百里陆运，就是六百里银子。他又算了一笔账：江淮的粮，不是不能多运，是运不到——船到了陕州，过不了三门；粮堆在岸边，等着车拉，一年就那么几个月，运多少，全看有多少车、多少牛。
算完这两笔账，裴耀卿上疏，提出八个字：变陆运为水运，分段转运。
他的办法是：在黄河与汴河交汇处的河口，置河阴仓；在三门之东，置集津仓；在三门之西，置盐仓。江淮的漕船，只运到河阴仓，卸粮入仓，船即回航；河阴仓的粮，由黄河船运至三门东的集津仓；三门天险，粮不入河，改由陆运十八里，运到三门西的盐仓；盐仓的粮，再装船，逆流而上，运至太原仓，转漕入关。每一段，都有仓；每一段，都换船；船不越段，段段接续。三门之险，用十八里陆运绕过；其余千里水路，全走水运。这样，运费大省，运量大增，一年四季，都能运粮。
开元二十二年的春天，第一支按新法编组的漕船队，从扬州出发了。
船队入汴河，过通济渠，一路北上。船到河阴，不再西进，船夫们把粮一袋袋卸进河阴仓，然后掉头回航——往年，他们还要咬着牙闯三门，今年，不闯了。河阴仓的守仓吏，看着仓廪渐满，连夜给长安发了一封喜报。三门东的集津仓，十八里陆路上，牛车来来往往，把集津仓的粮，一车车运过三门，卸进盐仓。盐仓西边，又是一队漕船，等着装粮西行。老船工们站在三门峡口，看着自家的船，平平稳稳地从仓边驶过，再也不必在神门、鬼门之间搏命，都呆住了。有个老船工，在三门撑了一辈子船，一只眼睛被礁石溅起的浪花打瞎了。他看着那一队队绕开三门的船，忽然蹲在地上，哭了。问他哭什么，他说：我那些死在三门里的弟兄，没赶上这一天。
新法推行三年，效果惊人：三年间，漕运至京师的粮食，累计七百万石；岁运之数，从一百余万石，增至三百万石以上；每年省下陆运之费，三十万贯。三十万贯是什么分量？够养十万大军一年，够修十座含嘉仓，够给全天下在籍的丁壮，每人发一尺绢。长安的太仓，前所未有的充盈；关中缺粮的警报，从此绝少响起。史官们把裴耀卿的名字，与漕运连在一起，记进了《食货志》。
裴耀卿的名声，比宇文融好得多。
宇文融括户，动的是豪门的奶酪，得罪的是权贵；裴耀卿漕运，省的是朝廷的钱，惠及的是百姓。朝野上下，提起裴耀卿，都说他是“能臣”、“良相”。可裴耀卿自己，心里明白：他省下的三十万贯运费，动的是多少人的饭碗？旧漕运的陆运队，车夫、牛户、脚夫，全靠这条陆路吃饭；新法一改，十八里陆运，十去其九。那些失了业的脚夫，那些闲着了的牛，那些用不上了的车，不会记他的好。还有那些靠漕运吃回扣的经手官吏——粮过一道手，就有一道手的油水；如今船不越段，仓仓对口，油水就没了。裴耀卿知道，这些人，早晚要在朝堂上，跟他算这笔账。
他只是没有说破。他把漕运的账册，一册一册，整理得清清楚楚，交了上去。
第四节财臣之殇——“开元财臣”的结局
先走的是宇文融。
宇文融拜相之后，性子没有改，依旧锐进，依旧锋芒毕露。他掌着财政，又兼着别的差遣，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政事堂里，他说得最多；同僚们听着，渐渐不接话。有人说他招权纳贿，有人说他结党营私，有人说他欺君罔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奏章一封接一封地递到御前。宇文融的政敌们，早已在暗处等着这一天。为相仅百日。开元十七年九月，诏书下：宇文融罢相，出为汝州刺史。
罢相的那天，宇文融出皇城，过朱雀门。门外的广场上，商旅往来，车马如流，与往常没有两样。他站了一会儿，忽然笑了：我今日去职，这长安，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转过冬天，又一道诏书追到汝州：再贬，昭州平乐尉。昭州在岭南，远在数千里外。宇文融收拾行装，往南走。还没走到昭州，又一道诏书追来：流放崖州。崖州在海南，比昭州更远。押解官看着他，欲言又止。宇文融自己倒平静了，对押解官说：走吧。敕旨一道比一道远，说明有人不想让我活着回长安。走就是了。
押解官押着他，出潼关，过洛阳，一路向南。
洛阳是大唐的东都，天下的都会。宇文融到洛阳的时候，正是春日。洛阳城的大街上，店铺林立，行人如织：南市里，胡商们吆喝着卖香料、卖宝石；北市里，船帆林立，漕粮、丝帛、茶叶，一船一船地卸；街边的食肆里，胡饼的香气飘出来，勾得人走不动道。市井的繁华，与去年、与前年、与宇文融做监察御史时，一模一样。人们照样买米买菜，照样赶集上会，照样为一文钱的价，争得面红耳赤——没有人知道，这个被押着走过大街的中年人，曾经让八十万户逃民重归户籍，曾经让大唐的库房里，多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缗钱。
押解官在一家食肆前停下来，买了两张胡饼，递了一张给宇文融。宇文融接过胡饼，没有吃，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说：
“你看，这盛世，是我们这些‘聚敛之臣’，一粒米、一尺布，攒出来的。”
押解官没有说话。
“可史书上，只会写我们‘苛政’。”宇文融咬了一口胡饼，嚼着，咽下去，“写我们括户，是扰民；写我们理财，是聚敛；写我们改革，是邀宠。至于八十万户逃民有没有地种，太仓的米够不够吃——史官们不写。”
押解官依旧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个押解官，他的差事，是把这个人送到崖州去。至于这个人做过什么，史书会怎么写——那不是他的事。
宇文融也没再说话。他吃完那张胡饼，拍了拍手上的渣，跟着押解官，继续向南走。
开元十八年，宇文融病卒于流放途中。他没能走到崖州。
消息传回长安，朝堂上没有人提起。市井间也没有人议论。只有户部衙署里，那个管了二十年账册的老吏，在整理旧档的时候，翻出了开元十二年那份括户的账册，怔了半晌，又把账册放回了原处。账册上，八十余万户的数字，还在那里，白纸黑字，一清二楚。
史书上，对宇文融的评语，只有四个字：聚敛之臣。《新唐书》说他“以聚敛进”，说他“性急多怨”；《资治通鉴》记他括户之功，也记他“务为苛暴”。千百年后的人读史，读到宇文融，想起的，多半是“苛政”二字。可翻开《食货志》的账册：开元年间，户口的增长、太仓的充盈、用度的宽裕，桩桩件件，都写着括户两个字。史笔无情，账册有心。宇文融生前说过的那句话，押解官没有回答；千百年后的读者，也各有各的答案。
接替宇文融的，是裴耀卿。
裴耀卿的漕运，比宇文融的括户，运气好一些。至少他在世时，没有人骂他“聚敛”；他罢相，也不是因为漕运。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裴耀卿与宰相张九龄同日罢相——排挤他们的人，叫李林甫。李林甫说裴耀卿“浮华”，说张九龄“阿党”，玄宗信了。裴耀卿出为尚书左丞相，是个有职无权的闲衔。他后来历任外官，天宝二年卒于任上，年六十三。史官们给他盖棺定论：裴耀卿“宽和得众”，漕运之功，“千载不朽”。同一个时代的两位财臣，一个死后背上“聚敛”之名，一个生前享有“良相”之誉；可细看他们的账册，一个括了八十万户，一个运了七百万石——大唐盛世的粮仓里，哪一粒米，不是从他们的手上过的？
宇文融之后，大唐的财臣，一个接一个。
天宝年间，韦坚开广运潭，引漕渠通长安，聚天下商货，玄宗在望春楼上检阅船队，盛极一时——后来韦坚被李林甫构陷，赐死。杨慎矜掌太府，理财有方，库藏充盈——后来被人告发“妖言”，赐死。王鉷掌度支，聚敛之酷，过于宇文融——后来坐事，赐死。史家说，这些人，走的都是宇文融的老路：以聚敛得宠，以聚敛取祸。他们的名字，一个个写进了史书的《酷吏》《佞幸》之间；他们的账册，却一页页撑起了天宝年间那个奢靡的、庞大的、灯火通明的盛世。
开元盛世的钱，从哪里来？
从宇文融的括户来，从裴耀卿的漕运来，从一粒米、一尺布来。盛世的光，照在朝堂的丹墀上，照在朱雀大街的车马上，照在曲江池的画舫上，也照在流放岭南的驿道上。人们看见盛世，看不见盛世背后的账册；看见灯火，看不见掌灯的人。
洛阳城的春天，一年又一年。市井依旧繁华，胡饼依旧飘香。没有人记得，那个春天，有个被押解南下的中年人，站在洛阳的街头，说过一句话。押解官没有回答他。可那句话，像一粒掉进账册里的米，千百年后，还在字缝里，隐隐约约地，发着光。
开元十八年，宇文融死在去崖州的路上。押解官把他葬在路边，雇人刻了一块碑。碑上只有一行字：宇文公之墓。
后来，有人路过那座坟，看见碑文，问了当地的老农：这人是谁？老农摇摇头：不晓得。只听说，是个当官的，犯了事，流放到岭南去，死在半路上了。问他犯了什么事，老农想了想，说：听说是括户，把逃的老百姓，都撵回来缴税了。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再问。他站在坟前，看着南去的大路，忽然想起一句老话：史书上的字，是用墨写的；账册上的数，是用粮写的。墨写的字，可以改；粮写的数，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