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惠妃之谋——“太子若立，惠妃母子何安”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骊山上的雪还没有化尽，玄宗的銮驾，又上了华清宫。
华清宫在骊山脚下，有温泉，汤池数十，玄宗最爱的是那一泓温汤。每年冬春之交，他都要来这里住上一阵子：批折子，看歌舞，泡温泉，听政事堂送来的奏报隔着山说天下事。这一年，陪在他身边的，是武惠妃。
武惠妃这一年的日子，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舒心。她宠冠后宫已经十几年，玄宗待她，几乎超过了对皇后的礼遇——皇后王氏，早在开元十二年就因符厌之事被废，后宫无主，实际上是她武惠妃在执掌六宫。她生过好几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寿王瑁和两个女儿。寿王瑁排行十八，生得端正，性子温厚，玄宗喜欢这个儿子，常常在人前夸他。武惠妃看在眼里，心里那点念头，就一天比一天地清晰起来：太子瑛，是赵丽妃的儿子；赵丽妃当年以色事君，如今人老珠黄，太子瑛在玄宗心里，也就一天比一天地淡了。若能让瑁儿坐上那个位子——她武惠妃这一生，才算真正有了着落。
这个念头，她藏在心里，藏了很多年。开元二十二年，她终于等到了帮手：吏部侍郎李林甫托宦官带话进宫，六个字——“愿护寿王，如己”。武惠妃接了这句话，心里有了底。李林甫当年五月拜相，此后三年，步步高升，如今已经是政事堂里说话最响的人。她与李林甫，一个在内廷，一个在外朝，隔着宫墙，却拧成了一股绳。
这一晚，华清宫的温汤池边，玄宗泡得通体舒泰，正闭着眼听泉水声。武惠妃替他擦背，擦着擦着，忽然轻轻地叹了口气。
玄宗睁开眼：“怎么了？”
武惠妃垂下眼：“臣妾想起太子殿下，心里不安。”
玄宗：“太子怎么了？”
武惠妃：“太子是赵妃姐姐生的，臣妾不敢置喙。只是臣妾听说，太子与鄂王、光王，常在一处宴饮，言语之间，对陛下颇有怨望。臣妾愚昧，陛下春秋鼎盛，太子安享尊荣，还有何怨？臣妾想不通，又不敢不说——太子若立，惠妃母子何安？臣妾死不足惜，只怕连累寿王，遭人猜忌。”
这话说得很软，软得像汤池里的水；可那水底下的东西，却是冷的。玄宗沉默了很久。温泉的水雾，在两个人之间缭绕。他没有接话，只拍了拍惠妃的手：“你多虑了。”
武惠妃心里却明白：这三个字，比任何回答都值钱。陛下没有斥她，没有替太子辩解，只说“多虑”——那就说明，太子在他心里，真的已经淡了。
她不知道的是，太子瑛那边，确实给了人把柄。
太子瑛的出身，说来也是旧日风光。他的母亲赵氏，本是潞州的一个娼家女，色艺双绝。玄宗做临淄王时，出镇潞州，一眼就看中了她，纳为侧室，宠爱非常。那时候，赵氏就是玄宗心尖上的人：王府里最好的院子给她住，最好的衣料给她裁，玄宗走到哪里，都带着她。开元初年，玄宗即位，赵氏入宫封丽妃，宠冠一时；她生的儿子瑛，排行第二，上面只有个破相的哥哥李琮，玄宗便立了瑛为太子。那几年，是赵丽妃一生最风光的几年：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东宫的门，比谁家的都气派。
可盛宠之下，是经年累月的冷落。武惠妃入宫之后，赵丽妃的恩宠，一日比一日薄下去；等到武惠妃生了寿王瑁，赵丽妃在玄宗眼里，就彻底成了旧人。色衰爱弛，四个字，写尽了后宫女人一生的命。赵丽妃失宠，连带着太子瑛这个儿子，在天子心里，也就跟着黯淡了。太子瑛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两位母亲也都是先宠后衰，三个同病相怜的儿子，便常常聚在一处，饮酒排遣。酒喝多了，话就多了：今日说父皇偏心，明日说惠妃专宠，后日说寿王要抢位子。这些话，本是一群失意皇子的牢骚；可牢骚传到有心人耳朵里，就是罪证。
有心人，是武惠妃的女婿杨洄。杨洄娶了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借着这门亲，成了惠妃最贴心的耳目。他领了丈母娘的密令，日夜盯着太子瑛的行踪：东宫的门房，有他买通的宫人；太子常去的几家酒肆，有他安插的眼线；太子与二王在哪家酒肆饮过酒，说了什么话，见过什么人，一条一条，都记成了册子，报进华清宫。那册子越记越厚，武惠妃翻着册子，心里就有了数：瑛儿啊瑛儿，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酒醉的时候，说那些“父皇偏心”的话——你说了，就别怪姨母，把这些话送到你父皇耳朵里去。武惠妃得了册子，并不急着发难——她在等。等一个一击必中的时机。她等的，是太子瑛自己，犯下一个连玄宗都无法回护的大错。
很多年后，一位诗人经过骊山，望着华清宫层叠的楼阁，写下一首《骊山有感》：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
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诗写的是后来天宝年间的事，那时武惠妃早已死了，寿王瑁也没有当上太子；诗中那“不从金舆”的寿王，成了整个华清宫故事里，最失意的一个名字。可在开元二十五年的这个春天，没有人能看见结局。汤池里的水，还冒着热气；一场杀局，正在水雾里，悄悄地成形。
第二节宫中之变——“三庶人”冤案
开元二十五年四月，长安城的牡丹，开得正盛。
武惠妃选的时机，就在这个春天。她织的网，已经收了三年；如今只差最后一收。四月里的一天，她派亲信宫人，到太子瑛的东宫，密传一句话：“宫中有贼，陛下有难，请太子速披甲入宫，护卫圣驾。”
太子瑛信了。
他不敢不信。母亲失宠，自己这个太子位子摇摇欲坠，宫中若真有贼人犯驾，他护驾有功，正好挽回父皇的心。他立刻召来鄂王瑶、光王琚，兄弟三人披上甲胄，带着随从，直奔宫中。
宫门处的守卫认得太子，见他们全副武装而来，不敢拦，一路放进。太子三人提着兵仗，急急赶到玄宗寝殿之外——寝殿里静悄悄的，没有贼人，没有乱象，只有玄宗独自坐在殿中，看着他们。
太子瑛愣住了。他刚要开口，殿外忽然响起武惠妃的哭声：“陛下！臣妾方才看见太子与二王，带兵入宫，这是要谋反啊！”
玄宗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他派宦官去验看：太子与二王，甲仗在身，兵器在握，一路闯入宫禁——这不是谋反，是什么？
太子瑛跪在殿外，喊冤：“儿臣是奉旨护驾！宫中传旨，说陛下有难——”
玄宗冷声道：“朕何时传过旨？”
太子瑛这才明白，自己落进了一个局。可这时候明白，已经晚了。甲仗入宫，是事实；武惠妃的哭声，是真切的；玄宗心里的猜忌，是早就种下的。他再喊冤，也没人信了。
玄宗召宰相入宫商议。来的，是李林甫。
李林甫听完事情经过，低着头，只说了八个字：“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预。”
又是“家事”。三年前，他对玄宗说过“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今天，他又用“家事”两个字，把最后一道阻拦的堤坝，抽掉了。玄宗要的就是这句话：既然是国家大典不该管的家事，那就不必再问了。
四月庚寅，诏书颁下：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废为庶人。
废立的诏书，写得极其简略。没有细说罪名，没有援引律条，只说是“构党谋逆，罪在不赦”——八个字，就把三个皇子，从帝国继承人的名单上，一笔勾掉了。
赐死，是紧接着来的。
三庶人被押出宫，关进长安城东的驿舍。城东驿，是官道上送迎使节的驿站，平日里迎来送往，热闹得很；这一夜，驿舍被清空了，只关着三个皇家的囚徒。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兄弟三人，被关在同一进院子里。
这一夜，驿舍的灯，亮到天明。
驿舍外，有兵士看守；驿舍里，三个庶人坐在灯下，谁也不说话。过了很久，鄂王瑶先开了口，声音哑哑的：“大哥，我们……真的完了？”
太子瑛没有回答。他望着窗外那一轮月亮，忽然说：“我小时候，父皇抱我坐在膝上，教我念《孝经》。他说，瑛儿，你是朕的长子，将来这天下，是要交到你手上的。”他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补了一句：“那时候，母妃还没有失宠。”
光王琚红着眼眶：“大哥，都怪我。要不是我怂恿你喝酒，说那些昏话——”
太子瑛摇了摇头：“不怪你。他们要的是我的命，有没有那些酒话，都一样。”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只恨我自己，太蠢。惠妃要我去护驾，我就信了。我该想到的——她恨不得我死，怎么会替我传话。”
鄂王瑶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大哥，你说，父皇明不明白？”
太子瑛望着月亮，很久，才说：“他明白。可他更愿意信惠妃。”他闭上眼，“父皇不是糊涂，父皇是老了。老了的人，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话。”
这一夜，他们说了很多。说到小时候一起在宫里玩，说到各自的母妃，说到寿王瑁——那个他们从没恨过、却被惠妃推着来抢他们位子的弟弟。说到最后，谁也没有再说话。灯花结了又落，落了又结。天，一点一点地亮了。
史书上没有记下这一夜他们说了什么。可后人读史，读到“三子同囚一院”这六个字，总能想象出那幅光景：三兄弟穿着庶人的衣服，坐在这间往日里迎来送往的驿站里，相对无言。他们也许哭过，也许没哭；也许互相埋怨过，也许到死都在互相搀扶。院子外面，是来执行赐死的宦官；院子里面，是他们兄弟三人，一生的最后一夜。
第二天，宦官入内宣敕：赐死。
太子瑛先被缢死。鄂王瑶、光王琚，随后就刑。三具尸体，从城东驿抬出来，草草葬在长安城外。没有谥号，没有哀荣，没有一个人敢为他们哭——甚至没有人敢问，他们葬在哪里。
天下冤之。
这四个字，是史官们的笔，也是长安城百姓的心。市井间不敢明说，可暗地里，人人都在传：太子冤枉。陛下糊涂。有人悄悄议论：惠妃娘娘，好狠的心。这话传到武惠妃耳朵里，她不怕；她只信一件事：只要瑁儿坐上太子的位子，天下人自然会忘了太子瑛。
可她没有等到那一天。
废太子瑛死后的日子里，武惠妃开始做噩梦。她梦见太子瑛带着两个弟弟，穿着庶人的衣服，血淋淋地站在她床前，指着她，一声声地喊：还我命来！还我命来！她惊醒，一身冷汗，从此不敢一个人睡。她请了道士来作法，道士在宫里设坛，念经驱邪；可那三个影子，怎么也驱不走。她开始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白天看见宫人穿白衣就发抖，夜里听见风声就尖叫。她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垮下去。
宫里有人说：惠妃娘娘是遭了报应。这话，没有人敢当着她面说，可宫人们心里都明白：那三兄弟的冤魂，不是道士能驱走的——因为害他们的，不是鬼，是人。惠妃自己也明白。她越是作法，心里越虚；越是心虚，梦里的影子越真切。她开始躲着东宫的方向走，绕着城东驿的路走；她甚至让人把寝殿里所有带“三”字的东西，都收了起来。可没有用。那个影子，不在外面，在她心里。
到了十一月，武惠妃已经起不来床了。她躺在病榻上，瘦得脱了形，一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盯着帐顶，一宿一宿地不闭。玄宗来看她，她抓住玄宗的手，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只一个劲儿地掉眼泪。玄宗问她想说什么，她摇摇头。她心里那句话，到死也没敢说出口：陛下，那三个孩子……他们不是谋反，是我骗他们去的。这句话，烂在了她心里。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武惠妃病逝于宫中，年约四十。玄宗悲痛欲绝，追赠她为皇后，谥贞顺，葬于敬陵。史家后来说：惠妃之死，是惊惧而亡——她不是病死的，是被自己心里的鬼，索了命去。
从太子瑛被废，到武惠妃身死，前后不过八个月。一场夺嫡之争，以三条皇子的命，和一位皇后的命，作了代价。史家把这段往事，叫做“三庶人之祸”。这是开元盛世最重的一道阴影——盛世的天子，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后宫里一位母亲，想为儿子争那把御座。
第三节立储之议——李林甫力推寿王
太子瑛死后，东宫空了。
空了一年。
这一年里，大唐的天子脚下，没有人提“立储”两个字——谁提，谁就是往刀口上撞。可长安城的暗流，一天也没有停过。
李林甫是最急的一个。他当年押宝武惠妃，六个字“愿护寿王如己”，赌的就是寿王瑁能当太子。如今武惠妃死了，他这盘棋，不但没有输，反而更急迫了——惠妃一死，寿王瑁就没了内廷的依靠，全靠他李林甫在外朝撑着。他必须在玄宗还念着惠妃的情分时，把寿王推上太子之位；否则，这盘棋就白下了。
于是，朝堂上开始出现一种声音：寿王瑁，当立。
这声音，先是从李林甫的门客嘴里说出来；渐渐地，御史台的御史们，也开始上书，称寿王“贤孝仁厚，宜正储位”；再到后来，连政事堂里，李林甫自己也开口了。他奏对的时候，从不直说“请立寿王”，而是绕来绕去，说陛下春秋已高，国本不可久虚，说寿王年齿虽幼，然聪明仁孝，深肖陛下，说天下臣民，皆属意于寿王。他说话，从来滴水不漏；可那意思，明明白白：立寿王。
玄宗的态度，却很暧昧。他既不驳回，也不应允，只把那些奏疏，压在案头，一本也不批。李林甫催了一次、两次、三次，玄宗的回应，永远是同一句话：“再议。”
李林甫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可他猜不透：陛下到底在犹豫什么？
玄宗确实在犹豫。他犹豫的，不是寿王好不好——寿王是他疼了二十年的儿子，武惠妃又是他心尖上的人，论感情，他当然想立寿王。他犹豫的是另一件事：寿王若立，武家的外戚，李林甫的权柄，会不会就此坐大？废太子瑛的时候，李林甫那句“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预”，玄宗当时听着痛快，事后想起来，却有一丝寒意——一个把“家事”说得这么顺口的宰相，他到底是朕的臣子，还是朕的主子？玄宗不喜欢李林甫，但他离不开李林甫；他更不愿意，让李林甫来决定，谁做他的继承人。
还有一层，玄宗没有对任何人说：他怕。他怕重蹈覆辙。太子瑛之死，他事后不是没有后悔过——那毕竟是他的儿子，虎毒尚不食子，何况人君？他夜里偶尔想起城东驿那盏亮到天明的灯，心里也会发虚。若再立一个被朝臣们推着走的太子，他日再生变故，他这把老骨头，还经得起几次白发人送黑发人？
就在玄宗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一个人，开口了。
这个人，是高力士。
高力士是玄宗身边最老的宦官，跟了玄宗几十年，从临淄王时代就跟起，比任何人都懂玄宗的脾气。他平日里，从不过问朝政——宦官干政，是玄宗最忌讳的事，高力士深知道这个分寸，几十年如一日，只做他的“老奴”。朝臣们对他，也都是又敬又防：敬他忠心，防他权重。可只有玄宗知道，高力士这辈子，没说过一句越分的话，没办过一件越分的事——他就像玄宗身边的一盏灯，亮着，却从不碍眼。
可这一次，他破例了。
有一天，玄宗从一堆奏疏里抬起头，揉了揉眉心，叹了口气，随口问高力士：“立储的事，朕实在拿不定主意。力士，你说，寿王如何？”
这话问出口，玄宗自己都没指望得到回答。他知道高力士的规矩——几十年了，凡涉朝政，高力士从来都是一句“老奴不敢妄议”。可这一次，高力士没有立刻说“不敢”。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陛下，老奴不懂朝政，不敢妄议。只是老奴记得一句古话——推长而立，谁敢复争。”
推长而立。四个字。
玄宗像被一道光照亮了一样，愣住了。是啊，他怎么忘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立长。寿王瑁固然得宠，可他排行十八；忠王玙，是陛下现在最年长的儿子。立长，是天经地义，是祖制，是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的理由——连李林甫，也说不出半个“不”字。他越想，越觉得这四个字，简直是替他把所有的心事，都解开了。
玄宗看着高力士，忽然笑了：“力士，你懂朕。”
高力士躬身道：“老奴只懂一件事：陛下舒心，天下就安定。”
玄宗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低头，从那堆奏疏里，抽出一本空白的诏书纸，提笔，蘸墨，却没有落笔——他望着砚台里那汪墨，出神了很久。
这一句“推长而立”，是忠王玙的命运，也是大唐国运的转折。史官们后来记这一段，只记了高力士进言，玄宗从之；却不知道，高力士说出这四个字之前，曾经在自己屋里，枯坐了大半夜。他不是不知道李林甫想要什么——寿王若立，李林甫拥立有功，从此内外勾结，无人能制；寿王不立，李林甫必怀怨望，忠王这个太子，往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他高力士这一句话，等于是替忠王，把李林甫的怨，揽到了自己身上。可他没有别的办法。大唐需要一个稳的储君，需要一个不靠外戚、不靠权臣、靠得住的人——他伺候了玄宗一辈子，知道这个道理，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件事，史书上只记了寥寥几笔。可后世史家读到这里，总要多想一层：高力士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进这么一句话？有人说，高力士是怕李林甫坐大——寿王若立，李林甫就是拥立之功，从此无人能制；而忠王恭谨，无党无援，立了忠王，李林甫就只是个“没猜中的宰相”，翻不起大浪。也有人说，高力士是在替自己打算——李林甫结宦官，手伸得太长，高力士虽不管事，却容不得别人把手伸进他的地盘。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指向同一件事：高力士这一句“推长而立”，把李林甫推了三年的一盘棋，轻轻一拨，拨翻了。
李林甫听到“推长而立”的风声时，正在政事堂里批折子。他握着笔的手，停了一瞬，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批。
他什么都没说。他知道，这一局，他输了。
第四节忠王立储——李亨的恐惧
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诏书颁下：立忠王玙为皇太子，改名绍，复改名亨。
消息传出，满朝震动。不是因为这诏书来得突然——太子位虚悬了一年，立储是迟早的事；震动的，是这个人选。寿王瑁，人人都以为板上钉钉了；李林甫的门客们，甚至在酒肆里放话说“寿王必立”。谁知道，一道诏书，改天换地。
忠王玙，是玄宗第三子，生母杨氏。杨氏出身弘农杨氏，是玄宗为太子时纳的良媛，开元十七年病逝，追赠为元献皇后。她死的时候，李亨已快二十岁。玄宗儿女众多，杨氏又不得宠，这个儿子，在宫里几乎是透明的——没人欺负他，也没人记得他。忠王的封号，他领了十几年，安安静静，无宠无过，像宫墙边一株不起眼的树。
这株不起眼的树，是怎么入了天子的眼？朝臣们私下议论，有人说是高力士进言，有人说是玄宗念及太子瑛之死，痛定思痛，特意选了个没有外援的儿子。不管哪种说法，都绕不开一个事实：忠王玙，是眼下最年长的皇子。立长，就是立稳——这个道理，谁都挑不出毛病。
玄宗立他的时候，其实并不十分中意。可高力士说得对：推长而立，谁敢复争。立忠王，是最稳妥的选择，也是唯一不会惹出风波的选择。诏书颁下那天，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反对——李林甫没有说话，他的党羽们，也都沉默了。他们不是不想反对，是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李林甫看着那道诏书，脸上挂着笑，袖子里，却把一管笔，生生捏断了。
忠王，不，现在该叫太子亨了。他接到诏书的时候，脸色平静，看不出喜，也看不出惊。他按部就班地谢恩，按部就班地搬到东宫，按部就班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他表现得，比任何一任太子都规矩。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怕。
他怕的不是那份诏书，是“太子”这两个字。他今年二十八岁，记事以来，只见过一任太子：二哥李瑛——就死在“太子”这两个字上，死在他面前，死得那样惨。他太清楚那个位子了：那个位子，坐上去，是万人之上；坐不稳，就是城东驿里的一盏灯。
所以，从立储的那一天起，李亨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铁律：不结党，不揽权，不惹眼。
他不像别的皇子那样招揽宾客，东宫里的属官，都是朝廷派的，他一个也不私自亲近；他不议论朝政，父皇问什么，他答什么，父皇不问，他绝不开口；他不与朝臣往来，李林甫的府上，他一次也没去过——他连“结交”两个字，都避之不及。他甚至刻意地让自己显得平庸：读书，用功，却从不显露锋芒；办事，勤勉，却从不越出本分。他要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太子，是个安分守己、无足轻重的太子。
有人背后笑他：忠王殿下，胆子也太小了。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不恼，反而心安——他怕的就是别人不觉得他胆小。
他更没有忘记，李林甫曾经推的是寿王。如今寿王落选，李林甫嘴上不说，心里能没有怨？太子瑛的下场，一半是武惠妃的手笔，一半是李林甫的“家事”。他李亨，可不敢赌李林甫的善心。他只能把自己，藏得更深一些。
东宫的第一夜，李亨没有睡。
他打发走了所有的宫人，独自一个人，去了东宫西边的一间偏殿。
那里供着一块牌位。牌位没有上漆，是素木的，上面刻着六个字：先妣杨氏之位。那是他母亲杨氏的牌位。杨氏开元十七年病逝，那时李亨已快二十岁，丧礼草草办过，连一座像样的坟都没赶上——玄宗当时正宠着武惠妃，对这位早已失宠的良媛之死，只淡淡地说了句“厚葬”二字，便再没过问。李亨长大后，悄悄在东宫里设了这间灵堂，一年又一年，供着这块素木牌位。宫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问过。
这一夜，李亨独自跪在母亲灵前，对着那块空空的牌位，看了很久。
烛火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娘，儿子当了太子。”
他把“太子”两个字，咬得很轻，很轻——轻得像那是什么烫嘴的东西，含在嘴里，就要烧起来。
他说完这句话，就沉默了。烛火映着他的脸，二十八岁的脸，没有一丝当了太子的喜色，反倒比平时更沉静，沉静得近乎木然。他跪在那里，想了很久，又低声说了一句：
“娘，你知道吗——上一个太子，就死在这两个字上。”
城东驿那一夜的灯，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可那些灯的光，已经在他心里，亮了整整一年。他知道，从今天起，他李亨，就坐上了那把天下人都想坐的御座；他也知道，那把御座的下面，是深渊。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坐稳，他只知道，他必须坐稳——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唐。
殿外，长安城的夜，静得没有一丝声音。东宫的宫墙外，政事堂的灯，还亮着。那是李林甫的灯。
李亨又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他拍了拍膝上的灰，转身，一步一步，走出了灵堂。他的步子，很稳，很慢，像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踩在冰面上。
从这一夜起，大唐的太子，成了一个比谁都更谨慎的人。他不问政，不结党，不上书言事；东宫的属官们，只见过他两种样子：读书的样子，和行礼的样子。连教他读书的师傅，都私下感叹：太子殿下，恭敬得过了头。他谨慎了整整十八年——直到安史之乱的烽火，烧到长安城下，他才终于有机会，从这把御座上站起来，接过一个残破的帝国。
而此刻，开元二十六年的长安，还不知道这些。它只知道，它的新太子，昨夜睡得，似乎并不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