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政事堂的一日——权相的日常
天宝五载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五更鼓还没有响，皇城里中书省的政事堂，已经亮起了一盏灯。
那盏灯，是政事堂里资格最老的一盏。二十多年前，它照着姚崇在这里批阅奏章；十多年前，它照着张说在这里挥毫泼墨；如今，它照着的那个人，叫李林甫。
李林甫，右相，百官之首。天宝元年二月，朝廷改制：侍中改称左相，中书令改称右相。那一年，李林甫由中书令改任右相，李适之由侍中改任左相。名号是新的，权力却是旧的——从开元二十四年独揽大权起，政事堂里的奏章，十年没有绕过他的手了。
五更时分，掌管通进的宦官，把昨夜各地送来的奏章，一箱一箱抬进政事堂。按规矩，奏章要经宰相联署，再送御前批阅。可规矩是规矩，规矩挡不住人。奏章进了政事堂，先去的不是公案，而是右相的书房——李林甫要一份一份，先看。
他看奏章，自有一套。边报只看三处：胜负，兵马，粮草；州县呈文只看一处：税赋；至于问安的、贺节的、谢恩的，扫一眼封皮，便命人按品级归入“可”字筐。看完了，他在每份该批的奏章上附一张小签，写上批语，再原样送进宫里。
宫里的御座上，天子李隆基翻开奏章，看到的是一份份已经批好的折子。他只需在上面，画一个“可”字。
“陛下画一个可字，天下就动一动。”李林甫常对同僚说这句话。他还有半句没说出口：那个可字，是他先写的。陛下画的可，不过是他那个可的影子。
其实，也不是没有奏章绕开过他的手。只是那些奏章，或是在通进司的案上多压了三天，或是在驿路上“意外”丢了一箱，或是写奏章的人，忽然被查出“陈年旧账”——用不了多久，就再没有人写那样的奏章了。
偶尔，也有不怕死的人，把奏章直接递到御前。玄宗看罢，问李林甫：“卿可曾见过这折子？”李林甫总是从容答道：“臣见过了。此人所言，臣以为不然。”玄宗便不再问。那些折子，从此就躺在御案底下的箱子里，再没有人提起。
弹劾右相的奏章，十年，没有一份能到御前。
午前，吏部的人送来了铨选名单。按制，五品以下官员的进退，吏部拟定，宰相复核，御前核准。名单送到政事堂，李林甫不看前面的部分——那些都是他示意吏部拟定的，他只看最后一页：有没有他不知道的名字。
名单末尾，一个名字被朱笔圈住了。
“万年县尉吉温，迁监察御史。”他念了一遍，把笔搁下，对吏部的人说，“此人可用。回去告诉尚书，他的资历，再往上动一动。”
吏部的人唯唯而退。吉温这个名字，政事堂里的人已经熟了：他原是万年县尉，因为“办案得力”，被李林甫一眼看中，从县尉一路提到监察御史。满朝人都知道，吉温是右相的人——右相要谁下狱，吉温就能让谁下狱；右相要谁死，吉温就能让谁死。这样的刀，李林甫用着顺手。
也有人不识趣。前些日子，一个郎官升迁的帖子递进政事堂，吏部已经核准，只差宰相联署。李林甫看了一眼那人的名字，把帖子搁下了。
“此人上任之前，为何不来拜我？”他问。
左右面面相觑，没有人答话。
那郎官，便在那年春天，从吏部侍郎的候选人，变成了岭南某个小州的刺史。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输在了一拜上。
午时，政事堂会食。左相李适之、同平章事陈希烈，照例来与右相共进午餐。
会食是宰相间的老规矩：一边吃饭，一边议事。开元年间，姚崇与宋璟在饭桌上争得面红耳赤；张说与张九龄，为了边将入相的事，在食案上拍过案。那时候，一顿饭，能吃出三种政见。
如今，政事堂的饭桌上，只有一种声音。
今日的议题，是关中旱情。开春以来，关中数月不雨，京兆府奏请开仓赈济。这样的奏章，年年都有，处置的老例也年年相同——李林甫放下筷子，说了十二个字：“开仓，减赋，免今年夏税，报朕知道。”话落，李适之的签名，陈希烈的诺字，便依次落了上去。一道赈济天下的诏书，就这样，在几句家常话里，定了下来。
“左相，这份奏章，请联署。”李林甫把一份批好的奏章递过去。
李适之接过来，看也不看，提笔签名。
“右相看过的，不会有错。”他说。这句话，他说了五年，越说越顺口。
陈希烈更是干脆。他接过奏章，画了一个“诺”字，便低头吃饭，一句话也不多说。他是天宝五载拜的同平章事——一个讲老庄的宰相，朝堂上的人都笑他“画诺宰相”，他自己也乐得如此。每有大事，他只说一句：“右相说得是。”到后来，连这句话都省了，只画一个诺。
李林甫笑着给他们布菜：“有劳二位。朝廷的事，就指着二位帮衬了。”
满桌的人都知道，这是客气话。联署，早已沦为形式——名义上，天下大事要三相同签；实际上，从奏章进政事堂那一刻起，批语就已经写定了。李适之的签名，陈希烈的诺字，都不过是给那道批语，添上两个没有意义的记号。
日头偏西，政事堂散了。
李适之先走。他走出大门，回头看了一眼那盏亮了一整天的灯，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他还是吏部尚书，觉得宰相是天下最有权力的位子，做梦都想坐上去。如今他坐上去了，才发现这个位子上的权力，早就是别人的了。
陈希烈也走了。他走得最轻快：他本来就是个讲书的，讲老庄讲进了政事堂，如今坐在堂上，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讲书。讲什么都是讲，画什么都是画。
李林甫最后一个走。他走到门口，看了一眼书案上还剩半箱的奏章，对左右说：“明日早些抬来。”
左右答应着，把灯拨亮了些。
暮色里，政事堂的灯又亮了起来。这盏灯，一亮就是二十年。没有人算过，这二十年里，天下有多少大事，是在这盏灯下定下来的；也没有人算过，这盏灯下，有多少名字被添上去，又有多少名字被勾掉。
权相的时代，就这样，在一盏灯下，开始了。
第二节杜绝边将入相——“胡人不知书，不能入相”
天宝六载的一个深夜，右相府的书房里，李林甫在灯下，亲自写一道奏疏。
他已经很久不亲自写奏疏了。这些年，天下的奏章都出自他的手笔，可那些不过是批语，是“可”字，是给天子看的定本。今晚这道不同——它是写给他自己的。
他搁下笔，把写好的文字又读了一遍：
“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
读罢，他微微一笑。字字句句，都是替天子着想——天子喜欢听这样的话。可这道奏疏真正的用意，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要堵死一条路：边将入相的路。
大唐的宰相，历来有“出将入相”的传统。李靖、李勣，是打了天下再坐朝堂的；郭元振、张说，是镇过边再掌枢机的。边帅立了功，威望一大，就有资格回长安坐宰相——张说如此，张嘉贞如此，牛仙客那样目不知书的边陲小吏，也因军功坐上了同平章事。边帅入相，从来不是没有先例。
如今，最让李林甫忌惮的，是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
王忠嗣是名将之后，幼年丧父，被玄宗养在宫中，与皇子们一同读书长大。他佩四镇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有也。这样的人，若以军功入相，李林甫的相位，便坐不稳了。
“边帅立了功，就要回长安做宰相；做了宰相，就要分我的权。”李林甫对着灯，自言自语，“与其等着他们来夺，不如先断了这条路。”
断路的法子，就是这道奏疏：不用文臣为将，不用汉人为帅，改用寒畯胡人——胡人勇决习战，却没有门第，没有党援，没有读书人的清望，永远入不了相。胡人入不了相，边帅入相的路，便从根上断了。
他吹干墨迹，把奏疏收进袖中。灯花爆了一下，他忽然想起一个人——营州那个会跳舞的胖子，安禄山。
那胖子，也是胡人。
第二日，奏疏送进宫中。玄宗读了，龙颜大悦。
“卿为朕虑深矣。”玄宗说，“文臣为将，怯当矢石，此言切中时弊。就依卿所奏，日后边帅，多用胡人。”
李林甫伏地谢恩，神色平静，无喜无悲。
满朝没有人反对——或者说，没有人敢反对。反对的人，早就死的死、贬的贬、哑的哑了。
于是，从这一年起，大唐边镇的人事，悄悄换了方向：安西的高仙芝，范阳的安禄山，陇右的哥舒翰……节度使的位子上，越来越多的是胡人的面孔。他们确实勇决习战，也确实孤立无党——他们没有门生，没有同年，没有朝中的奥援，他们唯一的靠山，是天子的恩宠。
而恩宠，是可以被另一个人，代替天子赐予的。
史笔后来这样评这道奏疏：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消息传到范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府里，看新送来的名马。
他听完这道奏疏的全文，半晌没有作声。然后，他忽然笑了，笑得很轻，很满意。
“李相公这道奏疏，是给咱们胡人开的路。”他对史思明说。
史思明是他在幽州结下的兄弟，同他一样通晓边事。他想了想，摇头：“他不是为咱们。他是为他自己的相位。”
“管他为谁。”安禄山抚着马鬃，眼睛眯成一条缝，“路开了，就好走。他不让汉人做边帅，咱们胡人，就把这天底下最肥的差事，都接下来。”
史思明默然半晌，忽然问：“李相公待将军，如何？”
安禄山想了想，脸上的笑淡了下去：“他待我客气，比待谁都客气。可我就是怕他——他越客气，我越怕。”
后来，他果然都接下来了。天宝元年，领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兼范阳节度使；天宝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一人领三镇，拥兵近二十万，是大唐境内最强的一支力量。李林甫亲手为这个胡人，铺平了通往权力的路，还以为这条路，永远在他的掌控之中。
安禄山怕李林甫。这份怕，是真心的。
每次入朝，他都要先去拜见李林甫。他见过太多人，可从没有一个人像李林甫这样，让他看不透：他还没开口，李林甫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刚起了念头，李林甫已经把话说在了前头。他觉得自己在这位老宰相面前，像一张摊开的纸，什么心事都藏不住。
“我安禄山这辈子，天不怕，地不怕。”他私底下对人说，“可一见李相公，背上就出汗——大冬天的，汗都湿透衣裳。”
身边的人听了，都笑。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是笑话。
李林甫对安禄山，却是满意的。这胖子恭谨，听话，没有野心——至少看起来没有。更重要的是，他不读书。一个不读书的胡人，就算把边镇坐穿了，也进不了政事堂。
“此胡儿可用。”李林甫对左右说，“他只会在边镇杀敌，不会到朝堂上来分权。”
他也不是全无防备。他怕胡人坐大，便给各镇安插自己的心腹做判官、做支度使，名为辅佐，实为监视；他怕安禄山生疑，便在每道诏书里都写上“朝廷倚重”四个字。他以为，恩威并施，足以把这个胡人，牢牢攥在手心里。
他错了。
有人不读书，也能翻动天下——不靠笔，靠刀。
第三节口蜜腹剑——“阳与之善，啖以甘言”
天宝五载，李林甫在政事堂的廊下，遇到了一位“老友”。
那人叫李适之。论出身，他是废太子李承乾的孙子，宗室里的正牌子；论交情，他与李林甫同朝为相五年，一个左相，一个右相，朝夕相见。两人在廊下相遇，李林甫笑着迎上去，拉住他的手，亲亲热热地问：
“左相这几日气色不好。可是朝务繁忙，累着了？”
李适之苦笑道：“劳右相挂念。只是连日理政，有些乏了。”
“左相辛苦。”李林甫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像在说一件极机密的事，“有一桩好事，我思量再三，还是该告诉左相——华山的山腹里，藏着一座金矿。采出来，可以富国。这样的好事，陛下还不知道呢。”
李适之的眼睛亮了：“当真？”
“我何曾骗过左相？”李林甫笑得诚恳，“左相若能把这桩事奏明陛下，便是为天下立了一大功。这样的功劳，我让给左相。”
李适之感激不已，拱手道谢。
第二天，李适之兴冲冲地奏明玄宗：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
玄宗听了，也动了心。他转过头，问李林甫：“右相可曾听说华山金矿之事？”
李林甫躬身答道：“臣久知之。”
“那你为何不奏？”
“臣不敢奏。”李林甫抬起头，神色恭谨，“华山者，陛下本命所在，王气所系。凿之，恐伤国脉。臣为陛下惜福，故不敢言。”
玄宗怔住了。他生于乙酉之年，酉属金；华山在西方，亦属金。金金相合，正应本命——李林甫的话，句句都在为他着想。他看看李林甫，又看看李适之，心里那杆秤，忽然偏了。
“朕知道了。”玄宗淡淡地说。他看着李适之的目光，冷了下来——这个左相，向来与韦坚走得近，韦坚又是太子妃的哥哥；如今他又撺掇自己凿本命之山，安的什么心？
当天，玄宗对李适之说了一句话：“自今奏事，宜先与林甫议之，无得轻脱。”
李适之如遭雷击。他终于明白，自己掉进了什么样的圈套：李林甫“让”给他的那桩功劳，是一个挖好的坑；而他，欢欢喜喜地跳了下去。
这年，李适之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
一个当了五年宰相的人，忽然从政事堂搬了出来。罢相那天，他回到家，命人温了一壶酒，独自坐在廊下，写下了一首诗：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避贤”，是说他要为贤者让路；“乐圣”，是说从此可以纵情饮酒。可谁都听得出来，这诗里的苦笑。诗成之后，他家的门前果然冷落下来：从前车马盈门，如今门可罗雀。那些曾经把他家门槛踏破的官员，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陌生人。
这首诗传进李林甫耳中。他听完，笑了笑：“左相还有心思饮酒，看来是闲得慌。闲人，就该去个清静地方。”
转身，他叫来了吉温。
几天后，一份告密文书送到了政事堂：李适之与韦坚，结为党羽，图谋不轨。
韦坚此时已经因“交通外官”的罪名，被贬出了长安。李林甫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李适之与韦坚亲近，韦坚是太子的人，那么李适之，自然也是太子的人。太子的党羽，就是皇帝的敌人。
这桩案子的真正所图，从来不是李适之。
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太子李亨，是开元二十六年由玄宗亲立的——那时候，高力士一句“推长而立”，把这位忠厚的皇子推上了储位，也把李林甫的如意算盘打碎了。李林甫心里清楚：太子年轻，根基尚浅，身边最亲近的人，一个是韦坚，一个是皇甫惟明。扳倒韦坚，砍断的就是太子的臂膀。
至于李适之，不过是顺手捎上的。
没有人去考证这份告密的真假。李林甫不需要考证，他只需要一个理由。
天宝五载七月，李适之被贬为宜春太守。
贬谪的诏书传到那天，宜春正下着雨。李适之站在驿馆的窗前，看着雨里的远山，忽然想起政事堂里那顿午饭，想起李林甫那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他至死都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一边笑着给你夹菜，一边在背后磨刀？
天宝六载冬天，御史台的一个名字，让整个朝堂噤了声。
罗希奭，李林甫的另一个爪牙。他与吉温一内一外，一个在京城罗织罪名，一个出巡天下追杀贬臣——时人谓之“罗钳吉网”。这一年，罗希奭巡按诸道，所过之处，贬臣纷纷自尽：北海太守李邕，被他杖杀于郡；裴敦复，死在他经过的路上。也就在那一年，天下士子赴京应试，无一及第——朝廷的贺表上，写着“野无遗贤”四个字。
宜春，也在罗希奭的巡按路线上。
那阵子，贬所的官员们，人人都活在风声里。驿道上每来一队人马，便有人整夜睡不着；罗希奭的名字，成了天宝六载冬天最冷的风——风吹到哪，哪里就有人死。朝中官员私下里说：与其贬到外州，不如死在长安，至少，死得痛快些。
消息传来那天，李适之的仆人哭着跑进来：“大人，罗希奭要来了！”
李适之沉默了很久。他看看窗外的天，看看桌上那壶冷酒，忽然笑了。
“李邕那样的人物，都被他杖杀了。我李适之，何德何能，能逃过罗钳吉网？”
那天夜里，李适之服毒而死。
一个曾经坐在政事堂里的左相，就这样死在了贬所。没有人审他，没有人问他，甚至没有人来收他的尸——他死于一个名字。罗希奭这个名字，像一阵风，从长安吹到宜春，就足以要了一个宰相的命。
很多年后，杜甫写《饮中八仙歌》，还记得这位左相：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
衔杯乐圣称避贤。
史笔在此，记下了六个字：
口有蜜，腹有剑。
《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从那以后，满朝官员，再也不敢与李林甫推心置腹。与他说话，要时刻记着：他今天笑着夸你的每一句话，明天都可能变成要你命的刀。朝堂之上，人人学会了两副面孔：见面时笑得亲热，转身时走得飞快。
盛世的天子坐在金殿上，看着满朝的笑容，觉得天下太平。
他不知道，那些笑容底下，埋着多少没有说出口的恐惧。
第四节病榻果篮——权相的黄昏
天宝十一载的冬天，李林甫病了。
这病来得不轻不重，却缠缠绵绵，从秋天拖到冬天，把他六十多岁的身体，拖成了一盏将尽的灯。他躺在平康坊宅邸的病榻上，听着窗外长安城的市声，忽然觉得，那声音离他越来越远。
这一年四月，他的党羽、御史大夫王鉷，因为弟弟谋反的案子，被赐死了。李林甫想保他，没有保住——案子是杨国忠办的。那个靠着杨贵妃得宠的杨国忠，在御前说得头头是道，句句都在暗示：王鉷是右相的人，王鉷谋反，右相知不知道？
玄宗没有深究。可李林甫知道，从那一刻起，他在天子心里的分量，轻了。
如今，杨国忠每天来看他。那个新贵的御史大夫，坐在他病榻前，嘘寒问暖，比他的儿子还周到。他笑着说：“右相好生将养，朝中的事，有晚辈呢。”他笑得真诚，眼睛却亮得怕人——那是一种等着什么到来的光。
李林甫闭着眼，听他说完，只说了一句：“有劳。”
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杨国忠在等什么，知道那些日日上门探病的官员在等什么，知道这长安城里，有一半的人，都在等他的死讯。
十一月，玄宗亲自来看他。
天子的步辇，停在右相府门口。李林甫挣扎着要起来接驾，被玄宗按住：“卿病重，不必拘礼。”
玄宗坐在床前，看着这个辅佐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老臣。他老了，瘦了，那张从来不动声色的脸，只剩下皮包骨头。玄宗忽然有些心软：“卿为国操劳半生，好生调养。朕的朝堂，少不得卿。”
李林甫流下泪来。他这一生，算计过天子，蒙蔽过天子，把天子画的一个个“可”字，变成了自己手中的权柄；可此刻，看着天子鬓角的白发，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想做姚崇那样的宰相，青史留名，泽被苍生。
他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年起，忘了这件事的。
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长平王叔良的曾孙，宗室里的浪荡子——爱骑射，爱音律，不读书，满长安的人都笑他不学无术。他这辈子，是被那顶宰相的乌纱帽改变的：坐上了那个位子，就再不敢松懈，再不敢回头。他把一生都押在权柄上，到如今，权柄还在，人却要散了。
高力士扶着天子的手臂，站在床前。他看看病榻上的右相，又看看天子鬓角的白发，什么也没说。
玄宗走后，李林甫对妻子说：“陛下来看我，是还念着君臣之情；可他说的那句‘少不得卿’，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杨国忠听的。”
妻子不懂。他也不解释，闭上眼，又沉沉睡去。
几天后，一个从范阳来的使者，进了右相府。
使者风尘仆仆，身后跟着两个从人，抬着一只描金漆盒。盒盖打开，里面是一篮鲜果：冬天的鲜果，用新绵裹着，冰镇着，从范阳一路运到长安，竟还带着水气。
“安节度使说，右相病中，念着家乡的果子。”使者恭恭敬敬地说，“范阳别无长物，只有这篮鲜果，聊表寸心。愿右相早日康复。”
李林甫望着那篮鲜果，看了很久。
鲜果在冬天是稀罕物。从范阳到长安，一千多里路，要用多少人力、多少冰窖、多少快马，才能保住这篮果子的“鲜”字？安禄山肯花这个心思，说明他有钱，有人，有心。
可一个手握重兵、拥兵二十万的边帅，为什么要在冬天，给一个垂死的宰相，送果？
李林甫忽然笑了。那笑声很轻，像枯叶落地。
“吾死期至矣。”他说。
妻子大惊，想要问什么，被他抬手止住了。
李林甫闭目，不再言语。他像是很累了，又像是不愿意再说。
那天夜里，李林甫的病情，急转直下。
数日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右相李林甫薨于平康坊宅邸，赠太尉、扬州大都督。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独揽大权。他想起林甫生前曾经庇护过的突厥降将阿布思——他派人告发：李林甫生前与阿布思交通，图谋不轨。玄宗盛怒，削去林甫官爵，剖开他的棺木，换了一具小棺，弃于荒郊。子孙流放岭南。
一具曾经权倾天下的棺木，最后，换成了三尺小棺。
这是后话。
如今，只说这一夜：长安政事堂的灯，熄了。
同一片夜空下，范阳节度使府的灯，却亮到了三更。
一盏灯灭，一盏灯明。大唐，就在这明灭之间，走向裂变。
病榻前，那篮鲜果还摆着。
使者退下后，右相府里静得出奇。李林甫的妻子守在床前，看着那篮鲜果，又看看丈夫消瘦的脸，把憋了许久的话问出了口：
“安禄山送果来，是敬重大人。他何曾盼过大人死？”
李林甫闭着眼，很久没有说话。久到妻子以为他睡着了，他才开口，声音很轻，像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
“他送的不是果，是我的死期。”
妻子一颤：“可他……他为何要盼着大人死？”
“正因他盼，才送果来。”李林甫说，“他怕我死前，还来得及说他。”
“说他什么？”
“说他手里那二十万兵马，说他范阳城里的刀，说他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心里翻来覆去转着的那个念头。”李林甫睁开眼，看着那篮鲜果，目光平静，“我若不死，他不敢动。我一死——天下就再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他了。”
窗外，风把灯火吹得摇晃了一下。
李林甫看着那晃动的灯火，忽然又说：“他怕的，不是我的病。他怕的，是时间。”
“我的时间，不多了。”
妻子伏在床前，泪如雨下。
那篮鲜果，一直摆到李林甫咽气，没有人动过一颗。
他死后，果篮被收进库房。没有人记得，那篮果子后来怎么样了。
史笔在此，记下了一段话：李林甫为相十九年，固宠专权，堵塞言路，杜绝边将入相之路，而卒以胡人边帅坐大——安禄山一人领三镇，拥兵二十万，精兵咸在北边。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唐之乱，自李林甫固位始。
同一片夜空下，长安政事堂的灯，一盏一盏地熄了；范阳的灯，却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灯灭灯明之间，是三年。
兴庆宫的灯，一盏盏熄去；范阳的狼烟，一盏盏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