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三镇之权——“范阳、平卢、河东”
天宝十载二月，安禄山第三次入朝。
长安的雪还没有化尽，勤政楼上的鼓声已经响过三遍。安禄山跪在丹墀之下，听见宦官宣制的声音在殿前回荡——制书只有一道：以安禄山兼领河东节度使。
他叩头，谢恩，再叩头，再谢恩。起身的时候，他偷偷抬眼看了看御座上的那个人。玄宗坐在那里，笑着，像看一件称心的物事。
安禄山出宫时，手里多了一枚印。加上府里的两枚，一共三枚。
那天夜里，他在范阳节度使驻京的宅邸里，把三枚印信从锦匣里取出来，一枚一枚，在案头叠好。灯下，三枚铜印摞在一起，泛着青光：最底下是平卢，中间是范阳，最上面，是今天刚到手的那枚河东。
第一枚印，是平卢。天宝元年，朝廷分范阳置平卢节度，治营州，控扼奚、契丹。那一年，安禄山三十九岁，以营州都督、平卢军使的身份，接了这枚印。印很轻，那时的他，也还只是个守边多年的胡人将领。但翻开他的履历，会发现这条路，他已经走了二十年。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的杂胡，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母亲阿史德氏改嫁安延偃，他跟着继父姓了安。少年时，他在互市上当牙郎，通六蕃语，一张嘴能把死人说活。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见他骁勇，收为养子，带在身边。开元二十四年，他讨奚、契丹打了败仗，张守珪要斩他，他在刀下大喊：“大夫不欲灭两蕃邪？奈何杀壮士！”张守珪觉得他是一条汉子，放了他。后来他屡立战功，名姓传到长安，玄宗召见了一次，龙心大悦——这个胡人，话不多，句句说到人心坎里。
从此，他升得飞快。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案头这三枚印。
第二枚印，是范阳。天宝三载三月，玄宗罢裴宽，以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仍领河北采访使。范阳节度，统兵九万一千四百，兼领卢龙、静塞诸军，是天下最重的一镇——它守着的，是长安东北的门户，也是大唐立国一百多年来最头疼的奚、契丹之患。开元年间，范阳节度使换了十几任，没有一个坐得安稳；可安禄山接了这枚印，一坐就是八年。裴宽走的那天，亲手把印交到他手里，说：“范阳的兵，交给你了。”安禄山双手接过，微微躬身，送老上司出门，一直送到十里长亭。回头看着案上那枚范阳印，他第一次觉得，手里这印，比想象中的沉。
第三枚印，是河东。今天在勤政楼上，玄宗问他：“卿兼三镇，忙得过来么？”安禄山答：“臣是胡人，不识字，只会打仗。陛下让臣打哪儿，臣就打哪儿。”玄宗大笑，笑声响彻楼阁，说：“以胡制胡，朕高枕无忧矣。”
安禄山每次入朝，都是长安的一桩盛事。车马从灞桥一直排到皇城，珍玩财货，车载斗量，一年比一年多。玄宗待他，比待亲儿子还亲：入宫不禁，赐坐御前，赏赐无算。朝中有人看不过眼，说安禄山入朝，仪仗逾制，有司该管一管。玄宗一笑：“朕给干儿子的，谁能说什么？”——安禄山认了贵妃做娘，是满朝都知道的事，皇帝这么说，谁还敢接话？
三印叠案，意味着什么，长安城里没有人细想过。
节度使本掌兵权；兼采访使，则掌一道民政；兼支度、营田诸使，则掌财赋。军、政、财，三样都攥在一只手里——这在大唐开国以来，是从没有过的事。安禄山兼着河北采访使，河北诸州，刺史以下，黜陟皆出其门。从幽州到魏州，二十余郡的赋税、兵员、官吏，都归他一人说了算。
这不是一句空话。魏州刺史缺员，安禄山报上去一个人名，朝廷照准；相州太守触怒了他，一道文书，贬到岭南。河北的官员到长安述职，第一站先去范阳拜码头，第二站才进京。有人调侃，说河北的官，一半是朝廷任命的，一半是安禄山任命的。朝廷不是不知道，只是装作不知道。
河北的老百姓，对朝廷的印象，只剩下交税。县令、郡守，是安禄山任命的；赋税，是安禄山收的；冤屈，是到范阳去告的。有个范阳的老农说过一句实话：“皇上的旨意，到不了我们这儿；能到我们这儿的，是安大帅的令。”这句话传到长安，没有人当回事。河北的学子进京赶考，考题里有一道“论边镇”，举子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真写——万一传到范阳呢？
更厉害的是，他还在范阳以北筑了一座雄武城，对外说是防御奚、契丹，内里囤积兵器粮草，日夜不停。城筑了三年，城墙比长安的还厚。有御史弹劾他逾制，奏章到了政事堂，被压了下去——弹劾安禄山的奏章，这些年，没有一封能到玄宗御案上。
政事堂里，李林甫看过制书的抄本，对陈希烈说：“禄山兼三镇，前朝无此制。”
陈希烈问：“何不言之？”
李林甫笑了一声：“安禄山是陛下豢养的鹰。鹰飞得再高，绳子总在陛下手里。”
他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根绳子的另一端，并不在长安。
也有人想过制衡。有朝臣密奏：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忠勇可恃，可令其节制范阳，以胡制胡。玄宗把奏章看了两遍，随手丢进火盆：“边将各守其地，朕自有处置。”
这话不是没人提过。可玄宗有自己的算盘：安禄山是胡人，哥舒翰也是胡人——哥舒翰的父亲是突骑施人，母亲是于阗人，一门胡血。用胡将制胡将，两边都不会坐大，这是玄宗想了一辈子的制衡之术。他甚至想过，等哪天安禄山不中用了，让哥舒翰接替范阳，再把哥舒翰的陇右分给旁人。棋，他早就摆好了。
只是他忘了：摆棋的人，也得下棋的人听话才行。
哥舒翰守陇右，隔着整个中原，怎么制范阳？可玄宗觉得，这就够了。
夜里，安禄山把三枚印重新收进锦匣，忽然对身边的心腹说：“你看，这三枚印摞在一起，像不像一座塔？”
心腹不敢答。
“塔是往上垒的，”安禄山慢慢说，“垒得越高——”
他没有说完，伸手把灯吹灭了。
黑暗中，三枚印静静地躺在锦匣里，等着下一个天亮。
第二节养兵蓄马——同罗、奚与契丹精骑
天宝十一载秋，范阳城北校场，大阅。
头三天，范阳城里就热闹起来。三镇的兵，从幽州、营州、太原府开来，营帐沿着官道扎出去几十里。城里城外，到处是穿铁甲的军汉，酒楼茶肆，生意好了三倍。范阳人见惯了兵，可这一次，连见惯兵的老人都咂舌：这哪是阅兵，这是亮家底。
清晨，号角声从四面响起，三镇之兵依方列阵，旌旗蔽日。按兵籍：范阳九万一千四百，平卢三万七千五百，河东五万五千——三镇合计，凡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安禄山说，从今往后，对外只报一个数：二十万。
校场正中，八千曳落河居前。
曳落河是胡语，意思是壮士。这八千人，都是安禄山从同罗、奚、契丹的降卒中挑出来的——同罗是铁勒别部，最善骑射；奚与契丹，是范阳打了四十年的老对手。胜，则掠其丁壮；败，则诱其归降。挑出来的，都是精壮里的精壮，以一当十的狠角色。
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
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这些人是怎么挑出来的？范阳的老兵都记得。每年秋冬，安禄山出征回来，车队里除了战利品，还有几百个精壮的俘虏。俘虏押到校场，一字排开，安禄山亲自过目——看臂膀，看腰腿，看眼神。看中的，当场解了枷，赐酒赐衣，编入曳落河；看不中的，发去作苦役。被选中的俘虏，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只在一盏茶工夫。
有个同罗的头目，被俘时已经打了三天三夜，浑身是血。安禄山走到他面前，看了他半晌，忽然解下自己的外袍，披在他身上，说：“好汉子，以后跟着我。”那头目愣住，随即伏地大哭，从此成了曳落河里最肯卖命的一个。
安禄山待曳落河极厚。衣粮比禁军优十倍，赏赐无算，节庆还要亲自给头目们斟酒。八千曳落河，皆以父事之，叫他“阿父”。安禄山要他们死，他们真肯死。
阅兵台上，坐着两个特殊的客人：奚与契丹的使者。
他们是来修好的——打了十几年，被打怕了，遣使纳款。安禄山让使者坐在最前面，说：“二位远来，看看我这点家当。”
号角再响，八千曳落河齐声呼喝。那一声，像平地里起了一声雷，校场边的尘土被震得飞起来。使者们的脸白了：他们部族全部的丁壮加在一起，还没有这八千人一半多。奚人的使者心里暗暗算了一笔账：部族最盛的时候，能凑出三万骑；如今这三万骑投进这校场，怕是连一个时辰都撑不过。
步卒结阵，铁盾如墙，矛尖密密匝匝，像一片会移动的树林；骑兵冲锋，马蹄踏地，如闷雷滚过，卷起的尘土遮了半边天；曳落河单骑夺旗，马快如风，冲到旗杆下，探身、摘旗、回马，一气呵成，台下一片喝彩。
使者们看傻了。奚人的使者忍不住问旁边的人：“贵军……多少人马？”那人答：“二十万。”使者倒吸一口冷气，再不敢问第二句。
高台下，史思明在点校，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范阳九万一千四百——平卢三万七千五百——河东五万五千——”
“报总数。”台上的安禄山说。
“合凡十八万三千九百，号二十万。”
安禄山点点头：“从今天起，就报二十万。”
阅兵的最后一项，是安禄山训话。他骑着那匹最肥的骏马，缓缓从阵前走过，走到曳落河阵前，勒住马，用胡语喊了一句什么。八千曳落河齐声应和，声浪如潮。没有人听得懂那句话，但所有人都看懂了——这支兵，只听他一个人的。
训话完毕，安禄山回到高台，说：“今日校场上的，是我范阳的家底。诸君辛苦。酒肉，今夜管够。”台下轰然应诺，声震四野。
他养兵的钱，从哪儿来？
三镇的军费，朝廷照拨，但那不够。安禄山有他自己的来路：每年以绢帛与奚、契丹、室韦、突厥互市，换回良马，岁岁不绝；又分遣商胡，假充行商，诣诸道贩鬻货物，岁输珍货数百万，都充了军资。他兼着河北采访使，河北二十余郡的租赋，一半入国库，一半入范阳——朝廷竟不知其数。
牧马场在校场东侧，战马数万匹，一眼望不到头。马是打仗的腿，安禄山比谁都明白。范阳的马，膘肥体壮，一匹顶得上内地三匹。
这些马，是从哪儿来的？
安禄山的马，一半靠抢，一半靠换。抢，是打奚、契丹时掠来的；换，靠的是互市。范阳以北，沿着长城一线，设有榷场，每年春天开市，安禄山拿出绢帛、铁器、茶叶，与奚、契丹、室韦、突厥换马。一匹好马，换二十匹绢。奚人、契丹人最缺的就是铁和绢，明知道换了马就是帮范阳练兵，还是忍不住换。史思明管着榷场，常常一开市就是十天半月，换回的战马，一批一批送进牧马场。
商胡的买卖也在做。安禄山分遣商胡，假充行商，到各地贩卖货物，岁输珍货数百万——那些钱，一车一车拉回范阳，变成了兵甲，变成了粮食，变成了牧马场里嘶鸣的战马。
阅兵罢，暮色四合，范阳城万家灯火次第亮起。
安禄山站在城头，回望校场，忽然对史思明说：“你看这灯火，像不像长安？”
史思明答：“长安的灯，没这么亮。”
安禄山大笑，笑声在夜风里传出很远，惊起一片宿鸟。
第三节兵力之较——中央与边镇的天平
天宝十三载六月，一匹范阳骏马进了长安。
马是安禄山“献”的，名义上是给皇帝的贡马，入了群牧监。群牧监的老卒张四，喂了三十年马，一眼就看出了蹊跷：这不是御马。御马温驯，仪态万方，是用来站班、巡行、撑门面的；这匹马眼神桀骜，四蹄粗壮，鬃毛炸着——这是战马，真正上过阵的战马。
御马该入飞龙厩，怎么进了群牧监？
张四的疑惑，没有人回答他。那一年，安禄山兼着闲厩、群牧等使——天宝十三载正月，他入朝，求兼这两个差事，玄宗答应了。安禄山从此管着天下官马的一半。
入夜，几个操范阳口音的人进了马监，把白天入监的十几匹好马，一匹一匹牵进别厩，单另饲养。张四问监丞：“那几匹马，是皇上的？”
监丞压低声音：“别问。那是安大夫的。安大夫兼着群牧使，这马，名义上是官马，实际是他的。”
张四心里咯噔一下，没再问。
他不知道，这件事，史书上是这么记的：
禄山又求兼总监，阴选健马堪战者数千匹，别饲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从范阳到长安，两千余里，那些马走了整整一个月。沿途驿站，早有人打点妥当，精料细水，伺候得比官马还周到。进了长安，一匹不少。马监的老卒们只当是寻常贡马，登记入册，谁也不知道，这批马的屁股上，都烙着一个旁人看不懂的记号。
张四年轻时，正赶上大唐马政最盛的年代。那是开元十三年，天下监牧之马四十三万匹，管闲厩的是玄宗跟前的红人王毛仲——一个牧马出身的将领，把陇右、河西的牧场管得铁桶一般。牧人唱着歌放牧，马群如云，站在山坡上望过去，像一条流动的河。宫里赐宴，王毛仲敢跟宰相争座次，靠的就是这四十三万匹马。
可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王毛仲骄横，被玄宗赐死；监牧的官，换了又换，牧地渐渐被边镇的军府蚕食，马匹一年比一年少。如今呢？监里最好的马，就是今天进来的这匹“贡马”。
安禄山借着管马的差事，把范阳的良马一匹一匹送进京城，别厩饲养，拣出堪战的，另行记号——名义上是大唐皇家牧监的马，实际上是他安禄山寄养在京师眼皮底下的战马储备。中央的马监，成了安禄山的马厩。
而长安的禁军，是另一番光景。
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六军，花名册上号称十万。老卒张四见过禁军校阅：兵士多是从市井里应募来的无赖子弟，为的是吃一口军粮；刀枪举不齐，队列走不直，校阅一过，丢盔弃甲。仪仗马是老马，走两步就打晃。中央的兵，是写在纸上的兵。
这年夏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奏事。他在长安住了一个月，看了三场禁军操演，回到馆驿，对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说：“大将军，这兵，连安西一个斥候队都打不过。”
高仙芝不语。他在长安待得比封常清久，见过的荒唐更多。
封常清又说：“我来时路过范阳，远远看过安禄山的兵。一个镇的兵，顶得过禁军十个。”
高仙芝按住他的话头：“慎言。朝中之事，不是你我能议论的。”
封常清沉默片刻，长叹一声，没有再说话。
他想起自己在安西带的兵——葱岭上一步一喘，雪地里行军三日三夜，没有一个人掉队。那样的兵，才叫兵。长安禁军这样的，拉上战场，只怕连自己的刀都握不稳。
高仙芝看着他，忽然说：“我让人备了酒。今夜，你我在长安城里，喝个痛快。”
两个边将，在长安的馆驿里喝了一夜的酒，谁也没有再提禁军的事。
政事堂里，杨国忠也在“整军”。
他整顿的，是军饷的账。他对玄宗奏报：“禁军十万，岁费巨万，臣已核减浮冒，岁省三百万贯。”玄宗大悦，说：“国忠善理财。”
没有人问：禁军实额多少？能打仗的又有多少？
只有一个人问过——太府寺的一个小吏，在造军籍册的时候，多嘴说了一句：“册子上十万，领饷的八万，能站到校场上的，五万。”这话传出去，小吏被贬到岭南。从此，再没有人敢数禁军的人头。
杨国忠的账，越算越精。他把禁军的军饷，核减了三成，说“虚额太多，核减浮冒”。省下的钱，进了大盈库。禁军将士的饷，本来就薄，又减三成，兵士们敢怒不敢言——操演的时候，越发懒散。
天宝年间，天下镇兵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而精兵强将，尽在边陲。西北，哥舒翰陇右、河西精兵十余万；东北，安禄山三镇十八万三千九百；安西、北庭，高仙芝、封常清所部数万。关中腹地，禁军虚额十万，实不满额，且多为市井之徒。中央能调动的能战之兵，不足四万。
这年秋天，陇右也送来一份兵册：哥舒翰所部，精兵十二万，皆是河西、陇右的久战之士。玄宗把两份兵册放在一处，看了半天，说：“边兵强，朕心甚慰。”——他欣慰的，是边患可平；没有人告诉他，边兵太强，本身就是最大的边患。
天平的一端，是十八万三千九百个精壮的边兵；天平的另一端，是十万个花名册上的名字。
这个天平，安禄山称过。
范阳的灯，越燃越亮。
第四节长安街头的民谣——“禄山来，禄山来”
天宝十三载六月，兴庆宫。
玄宗刚看完一摞奏章，倚在凭几上，忽然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高力士侍立了半辈子，这句话他听过太多次。可这一次，他开口了。
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
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玄宗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住了。
他沉默了很久，说：“卿勿言，朕徐思之。”
高力士伏地谢罪：“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
玄宗摆摆手，让他退下。高力士退到阶下，没有再说话——他想起十几年前，自己也这样谏过一次，玄宗一句“卿且退下”，他从此再不敢言。如今他忍不住又言了一次，玄宗的回答，还是那句“卿勿言”。
只是这一回，高力士知道，不是他不说了，是说了也没用了。
秋天，长安街头开始传一首童谣。
最先是从西市口传起来的。几个小儿拍着手，绕着卖胡饼的摊子唱：
禄山来，禄山来，铁骑如云出燕台；
禄山来，禄山来，长安城门为谁开？
卖饼的老汉抄起擀面杖作势要打：“谁教你们的混账话！”小儿们一哄而散，跑出几步，回头又唱。童谣传得飞快——三天，从西市传到东市；半月，满城都是。
有人当笑话听：“那胡儿胖成那样，进得了长安城么？城门洞倒有他两个宽。”众人哄笑。说这话的人，多半没有见过范阳的兵——长安城里见过范阳兵的人不多，可每一个见过的，都不笑。也有人当了真，夜里悄悄收拾细软，拖儿带女往山里躲。酒肆里有人喝醉了，拍案骂：“安禄山来了，第一个杀的就是杨国忠！”同桌的人赶紧捂住他的嘴，丢下酒钱，架着他走了。
童谣到底从哪儿来的？有人说是小儿们自己编的，有人说是范阳的细作散布的，还有人说是杨国忠的人放出来的——想把水搅浑，好逼玄宗动手。众说纷纭，没有人去查，也查不出来。
京兆尹抓了几个传谣的，杖责示众，又出了告示，禁止传唱。可禁了西市，东市又唱；禁了城里，城外又唱。堵得住一条街的嘴，堵不住满城的耳朵。
朝堂上，没有人提安禄山。
只有一个人例外——太子李亨。他曾借着入宫问安，婉转提了一句“边将权重”。玄宗看了他很久，说：“卿勿多言。”太子低头，从此也不提了。他太清楚这个父皇了：李林甫构陷他多年，父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他若多嘴，惹恼了父皇，连太子的位置都保不住。
朝堂上，没有人提安禄山。
杨国忠的案头，弹劾安禄山的奏章堆了半尺高，他压着，挑几本最轻的送进宫里。玄宗翻了翻，不置可否，丢在一边。朝会上，群臣奏事，说钱粮，说水旱，说科举，说礼乐——没有人提那三个字。仿佛那三个字是什么忌讳，提了，天就要塌。
政事堂里，杨国忠照样算他的账，算盘珠子拨得飞快。
杨国忠不是没动过手。天宝十三载夏，他派门客何盈、蹇昂，到范阳去刺探安禄山的阴事，又让京兆尹李岘带兵围了安禄山在京城的宅邸，把安禄山的宾客李超等抓进御史台狱，秘密处死。
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住在京师，连夜把消息送到范阳。安禄山接报，沉默了很久，忽然笑了：“杨国忠这是在逼我。他越急，我越不急。”
他写了一封奏章进京，为被抓的宾客叫屈。玄宗看了，把杨国忠叫来训了一顿：“禄山与朕推心置腹，你为何总是与他为难？”杨国忠有口难言，只恨得牙痒。
第二年春天，玄宗为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娶荣义郡主，下诏召安禄山入朝观礼。
安禄山称疾不至。
玄宗说：“禄山病着，来不了，罢了。”
杨国忠急道：“陛下，他这是不敢来！”
玄宗不悦：“禄山与朕君臣二十年，你为何总疑他？”
杨国忠跪下，以头触地：“臣愿以头颅担保，安禄山必反！”
玄宗拂袖而起：“你且退下。”
又是“且退下”。
那天夜里，玄宗一个人坐了很久。
“卿勿言，朕徐思之”——他想了。想安禄山那双肥得眯起来的眼睛，想他趴在地上学胡旋舞的样子，想他每次入朝带的那一车车珍玩。他想了很久，想到最后，把自己说服了：禄山不会反。他要反，早反了，何必等到今天？他太老了，老得不愿意再想一件烦心事。
于是他把这事放下了，放得干干净净。
深秋，兴庆宫又奏起《霓裳羽衣曲》。宫墙外，隐隐有小儿的歌声，断断续续：“禄山来，禄山来……”玄宗听不见——或者听见了，只当是风。高力士站在阶下，垂着头，一言不发。
长安的灯，一盏一盏熄了。
范阳的灯，一盏一盏亮着。
那首童谣，从长安传向四方，传进河北，传进范阳。安禄山在灯下听了，笑了。
“长安人自己先怕了。”他对史思明说，“怕了，就好办了。”
一名老兵在长安街头望着巡行的禁军，对同伴说：“这些兵，连安禄山一个镇的兵都打不过。”
同伴惊问：“你怎么知道？”
老兵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右袖。
“因为我就是从范阳回来的。”
他原是范阳军的一个队正，跟了安禄山十年，讨过奚，征过契丹。记得最深的那一仗，是在契丹人的地盘上——三千人，半夜摸营，杀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天亮时，营帐烧红了半边天。那是他见过最狠的兵，也是他见过最听话的兵：主帅一声令下，刀山火海也敢跳。三年前，他在阵上断了一条胳膊，被清出军籍，回到长安种地。走的那天，范阳校场上的兵还在操练——那阵势，他记了一辈子。
他望着眼前巡行而过的禁军：刀是新的，甲是亮的，可那些兵士的眼神，松松散散，像赶集的百姓。
“我见过真正要打仗的兵是什么样子，”老兵说，“他们不喊，不笑，眼睛只盯着一个地方。刀一出鞘，人就得死。”
“禁军？”他摇了摇头，“十个捆一块儿，也打不过范阳一个镇。”
老兵说着，忽然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他的脸色蜡黄，一看就是吃过苦的人。
“那你当年，为什么不当逃兵？”同伴问。
“逃？”老兵直起腰，笑了笑，“范阳的兵，没有逃兵。逃的，都死了。”
说完这句，他再不肯多说。
同伴不信，还想再问。老兵已经转身走了，空荡荡的右袖，在风里晃了晃。
第二年十一月甲子，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发所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十五万，号二十万，引兵而南。
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长安人终于听懂了那首童谣。
“禄山来，禄山来。”——他来了。
老兵的话应验了。可惜那时候，长安城里，再没有人想起那个断了一条胳膊的队正。
那一夜，兴庆宫的灯，全熄了。
范阳的灯，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