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逃户名册——均田制的裂缝
天宝十三载，深秋，长安。
户部架阁库的灯，半夜还亮着。值班的书吏姓柳，二十出头，入部三年，管着最没人愿意管的一摊事——逃户。
架阁库的架子顶到房梁，一摞一摞的黄册堆上去，积了灰。这里的册子，是国家的账本：户籍、田册、租庸调籍、赋役簿。每一册，都曾经是活人——是渭南的农人、河东的织户、淮南的盐丁，被书吏们一笔一笔，写进纸里。柳书吏今夜翻出来的这一册，是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时的案卷。他认得这册子，因为他翻过不止一次。册首贴着一行字：“括天下逃户，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八十余万。当年括出来的数字，够养活一个州的百姓。柳书吏把它从架上抽下来的时候，心里想的还是这句话。
他听老吏说过，开元九年那次括户，是朝廷近百年最大的一次“清账”。宇文融带着劝农判官，一州一州地查，一县一县地核，把藏在山泽、躲在豪族庄园里的逃户，一个个找出来，编入户籍，授给田土。榜文贴到乡里：“诸色逃户，限百日首，免罪复业。”那时候，州县衙门挤满了回来认籍的人，驿马跑断了腿，册子堆得比人高。朝廷的岁入，一年之间，多了数百万缗。
那几年，人人都说，逃户的问题，解决了。
可今夜，他拿这册子，是为了对账。
他案头摊着另一册——天宝十三载新造的都账。两册摊在一处，烛火跳了跳，把两片昏黄映在同一页纸上。柳书吏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一半，手停住了。
开元九年册上的名字，有很多，又出现在天宝十三载的逃户册上。
不是重名。是同一户。他核对过县乡里坊，连曾祖的名字都对得上。三十多年前，宇文融的劝农判官们，骑着驿马跑遍州县，把这些逃户从山泽之间一个个找回来，编入户籍，授给田土，让他们“复业”。朝廷的账上，多出八十万户，每年多收数百万缗钱。
三十多年后，他们的子孙又逃了。
柳书吏把两册并排摆在灯下，忽然觉得，这册子不是纸做的，是水做的——三十年前倒进漏壶里的水，又从壶底漏了出来。
均田制，本是这个帝国最结实的地基。
武德七年，高祖定均田令：丁男授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残废者减半，寡妻妾各给三十亩；永业田树以榆、枣、桑、麻，身死传于承户之子孙，口分田则身死还官，另行授受。朝廷给每户百姓一份地，百姓回报朝廷三样东西：租，每丁岁纳粟二石；调，随乡土所产，纳绫、绢、絁、布；庸，每丁岁役二十日，不愿役者，日折绢三尺。
一夫受田百亩，岁出二石粟、二丈绢、六丈庸绢。九百万户百姓，就是九百个百万的粟、绢、布，流进长安的仓库，再流出去，养官、养兵、养这个王朝的一切。
这套制度好不好？柳书吏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只知道，三十年前宇文融括出来的那些“复业”户，是均田制还能兜住逃户的证明；如今他们又逃了，是这张网已经兜不住了。
他曾经查过本朝的户籍之制。按《唐令》，天下户籍，三年一造，以乡为单位，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尚书省户部。造籍之前，州县要“团貌”——把百姓集合起来，当面核对年龄、形貌、丁口，防止漏报、虚报。玄宗登基那几年，还亲自过问过几次造籍的事，说“户口，国之本也”。
可如今，造籍还是三年一造，团貌还是照样团，只是越来越像走个过场。书吏们心里都有数：册子上写八十亩的，地里未必有二十亩；册子上写“课户”的，人未必还在县里；册子上写“丁”的，可能已经死了三年，只是家里人不上报——报了，就要多缴那份“口分田还官”的田。多报一个死人，就多占一份地，少缴一份税，谁会去报？
制度还是那个制度，人心已经先漏了。
授田早就授不足了。开元以来，天下户口日增，田地就那么多。狭乡之民，有授田三十亩、四十亩的，能授到七十亩的就算宽乡；更有“有田无籍、有籍无田”之说，册上写的八十亩，地里找不出二十亩。田不够，赋役不饶，人只好逃。
逃到哪里去？往宽乡逃，往山泽逃，往庄园里逃，往城市里逃。逃进豪族庄园的，成了“客户”，替庄主耕田，免了朝廷的租庸调；逃进长安的，成了坊市里的佣工、商贩，户口挂在别处，人却再不会回去。朝廷的税册上，人越来越少；豪族的庄册上，人越来越多。
柳书吏算过一笔账：一个丁，一年要缴租二石、调绢二丈、庸绢六丈。他逃了，朝廷这一年就少二石粟、八丈绢。一万个丁逃了，就是两万石粟、八万丈绢。他管着逃户册，心里门儿清：这些年逃的，何止一万。
可这账，他不敢往上报。报上去，户部侍郎要追问他“何以逃者日众”——他答不上来。难道说，因为朝廷的地不够分了？因为豪族的地越并越多了？因为税越来越重了？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他提笔，在天宝十三载都账的空白处，添了一行小字：“又得逃户若干，俟括。”
册子合上之前，他又翻到卷首。那里记着天宝十三载的天下大数：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开国以来最盛的数目，是“大唐极盛”的凭证，年年都要报上去给皇帝看的。
柳书吏看着那行数字，忽然觉得手重。
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朝廷的册子上，是这么写的。可册子底下压着的逃户册告诉他，册是册，人是人。那九百余万户里，有多少是逃户的名字还挂在籍上、人已经不知去向的？有多少是“客户”冒了“课户”的名？有多少是死了三年还在纳粮的“丁”？
他不敢想，也不敢算。
写完，他把笔搁下，吹了灯。
架阁库陷入黑暗。那两册摊在案上的名册，一个开元，一个天宝，隔着三十年的光阴，静静地躺在黑暗里。
开元之际，户口殷繁，而版籍浸坏，多非其实。
第二节三代人的地——一户自耕农的破产
京兆府渭南县，王家村。
村东头住着陈翁。六十三岁，背驼，眼浊，指节粗大得伸不直。村里人说他家是“三代种地的”，他也这么跟人说过。可这话，如今说来像笑话。
陈翁怀里揣着一张文书。纸已发黄，折痕深得像刀刻，四角磨出了毛边。那是他家的永业田文书，武德七年发的，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大唐武德七年七月，给渭南县民陈大有永业田二十亩。
东至官道，西至王家庄界，南至陈五沟，北至大槐树。
树桑、榆、枣，子孙承业，永为恒产。
陈大有，是陈翁的曾祖。
武德七年，曾祖陈大有正当壮年，带着一家老小，领了这二十亩永业田。按照均田令，他本来还该领八十亩口分田——可渭南是京畿近县，属狭乡，口分田只给了一小半，另在渭河边上补了几亩瘠地。文书上没写这些，文书只写永业田二十亩。曾祖也没计较，他觉得，有地就行。
那时候，县里给地是当真给的：丈量，立界，朱印，画押。文书一签，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从陈五沟到大槐树，就是他家的了。春天翻地，夏天看苗，秋天打场，冬天把麦种藏进瓮里。二十亩地，养活一家七口，还年年有余粮缴租。曾祖常说：“有田就有根。这二十亩，是朝廷给咱家的根。”
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烂的？陈翁说不清。他只记得，祖父那一辈，家里人口多了。祖父兄弟三个，分了家，二十亩地劈成三份，每人六亩多。可朝廷的税，还是按“丁”收——兄弟三个都是丁，一丁一丁地算，地越分越少，税越来越多。更要命的是，口分田不在了，永业田的桑、榆、枣树还没长成，年景好的时候，六亩地刚够一家嚼谷；年景差一点，就得借粮。借了粮，就得拿地还。
祖父咽气那年，家里办丧事，没钱。按律，永业田“家贫卖供葬者，听卖之”——祖父那六亩多地，卖掉两亩，换了口棺材。文书上改了名姓，地界往西缩了两亩。那是陈家第一次卖地。
卖地的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父亲那一辈，赶上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年景有丰有歉，可赋役是年年不饶的：租二石、调绢二丈、庸绢六丈，还有丁防、杂徭、差科——今天修渠，明天运粮，后天县里催着出丁当府兵。地里的收成，一半缴了税，一半换了役。有一年遭了旱，父亲把剩下的四亩地典给县里的王大户，讲好三年赎回。三年到了，还不上钱，四亩地成了死当。
典当，是陈家第二次失地。这一次，连文书都没换——王大户拿着当年的典契，在官里补了个过户的押，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的“永业田”，就成了别人家的产业。文书还是那张文书，只是纸上的名字，换了。
曾祖攥了一辈子的二十亩，祖父分出去六亩多，父亲又丢出去六亩——传到陈翁手上，田，一块也没剩。
可文书还在。
陈翁把它从曾祖手里接过来，从父亲手里接过来，贴身揣了四十年。他不识字，认不得纸上的字，可他认得那个朱印——红得像血，圆得像日头。他爹临死前攥着他的手说：“地没了，文书留着。文书在，地就还是咱家的。”
他爹不懂，他也不懂。地界上的大槐树还在，树底下那块界石还在，可树和石之间那些田，春天翻起的是别人家的犁沟。每年春耕，陈翁都要走到田埂上，远远地站着看。王大户家的长工认得他，招呼也不打。那二十亩，如今是王大户庄田的一角，种的全是上好的麦。
陈翁的孙子，八岁，叫陈豆儿。豆儿问他：“爷爷，咱家的地呢？”
陈翁张了张嘴，说：“在那边。”
“那边是王家的地啊。”
陈翁不说话了。他把那张文书从怀里掏出来，豆儿凑过来看，只看见一片发黄的纸上，趴着几个黑黑的字。豆儿问：“爷爷，这上头写的啥？”
陈翁说：“写的咱家的地。”
豆儿说：“那咱为啥不去种？”
陈翁说：“种不得了。”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种不得了。他只知道，自从地没了，家里就散了：两个儿子，一个去了长安城，在坊市里给人家扛活，一年回来一趟；一个逃了，说是逃到河东去投军，再没音信。老伴前年走的，棺材钱是长安那个儿子捎回来的。家里如今就剩他和豆儿，靠他给王大户家帮工糊口。
帮工的日子，不好过。王大户家的地，一半是陈家这样典来的、押来的、死当来的，一半是县里“寄庄”的客户在种。长工们天不亮下地，天黑收工，一年到头，工钱折成粮食，刚够父子俩嚼谷。豆儿才八岁，已经会跟着爷爷拔草、放牛。村里像豆儿这么大的孩子，有七八个，个个都生在没地的人家。
有人问陈翁：“老陈，你家原先二十亩地，怎么混成这样？”
陈翁说：“地是越种越少的。”
“谁家不是越种越多？”
陈翁答不上来。他只知道，王大户家的地，是越种越多了。今年春天，王大户又买了一片庄田——就在渭河边上，听说原主儿逃了，田没人认领，县里判给了出价的人。买地的钱从哪儿来？陈翁不知道。他只知道，王大户家原先有二十顷，如今怕有四十顷了。
村里人劝他：“老陈，去县里告啊，文书在你手里呢。”
陈翁去过一次县里。户曹的吏翻了翻文书，又翻了翻册子，说：“你这文书，武德七年的，早失效了。田契在册子上记的是王家的名。”陈翁说：“那是我曾祖的地。”户曹的吏叹口气，说：“老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要告，得有凭据——你有人证吗？有田册副页吗？”陈翁一样都没有。
他揣着文书，从县里走回来，走了一路。那天傍晚，他在田埂上坐了很久，看着别人家的麦子在地里晃。
天黑了，他站起来，拍了拍土，回家。
那张武德七年的文书，他依旧揣在怀里。
第三节府兵瓦解——募兵的代价
渭南县还有个陈四，是陈翁的堂兄，六十七了。
陈四年轻时，是个府兵。
他年轻时，就在渭南本州的折冲府当差——渭南属京兆，府兵按籍贯隶于本州折冲府，他当年，就是从这座折冲府应募入伍的。大唐立国之初，天下置折冲府六百余，兵士六十万，皆“寓兵于农”：兵士平时在家种地，农闲讲武，有事则征调；衣粮器械，统统自备——铠甲、弓矢、枪刀、鞍辔、驴马，都是自己的。朝廷养兵，几乎不费一文钱。
陈四当兵那些年，家里给他置办了一整套行头：一把弓，三十支箭，一杆枪，一领旧甲，还有一头驴。他记得开元十五年那次上番，他背着这些家当，走了二十天，到长安宿卫。轮番宿卫，是府兵的本分：五番一轮，一季一轮，轮到谁，谁就背着干粮上路，守卫宫城，完了再走二十天回家种地。宿卫的兵，在京城有专门的营房，管饭不管饷——兵士们自己带粮，轮完就走，来去两袖清风。
那时候的兵，不领饷。可也不花朝廷的钱。
朝廷为什么肯让兵士自备衣粮？因为府兵有田。每府兵一丁，授田之外，朝廷另给“兵田”，一家人守着兵田种地，农闲操练，自养自足。兵农合一，是这制度最精妙的地方——兵是自己的兵，田是自己的田，守的是自己的家。府兵打起仗来不要命，因为身后就是自己的地。
后来，变了。
开元十一年，张说在京城募兵，置“彍骑”，共十二万，专司宿卫——府兵轮番宿卫的差事，渐渐让给了这些吃饷的“职业兵”。开元二十五年，朝廷下诏：诸军镇兵防人等，年满六十及老弱疾病者，简放归农，其强壮者留充“健儿”——边军从此不靠府兵轮番，改募长征健儿，长驻边镇，衣粮全由官府供给。兵田不给了，兵饷开始发了。天宝八载，朝廷又停了折冲府的上、下鱼书——那两片合验调兵的鱼形木符，从此再不用了。折冲府还在，府兵名籍还在，可既无兵可调，也无兵可发，只剩一册空名。
府兵制，就这样悄没声地死了。
陈四不知道这些大道理。他只知道，开元二十五年，他还不到六十，却也在“简放”之列——朝廷要裁减府兵，他这种年纪大的，头一个被放回家。他背着那套行头回了渭南，弓也老了，箭也锈了，驴也卖了。他想着，回来种地也好，家里还有几亩田。
田，已经没了。
他弟弟陈翁家的地没了，他家的地更早没了——他在外当兵那些年，家里没人顶门立户，田被族人典的典、卖的卖，等他回来，连界石都不认识他了。
陈四在陈翁家隔壁搭了个棚，兄弟俩就这么过了下来。他常常跟陈翁说当年当兵的事，说府兵的规矩，说轮番宿卫的苦。陈翁听着，只是叹气。
有一回，县里来催丁，要征陈豆儿他爹去当“健儿”——那时还叫“招兵”。陈四拄着拐杖，到县衙门口，跟书吏吵了一架。他说：“我当了一辈子兵，没要过朝廷一升粮！如今的兵，还没上阵，先要粮饷、要衣甲、要安家钱——你们这是养兵，还是养爷？！”
书吏认得他，也不恼，说：“陈四爷，你说的那是老黄历了。如今朝廷征兵，就是给钱的。健儿当兵，一年十二贯钱，还管衣粮。你那会儿自备弓马，是苦；如今的兵，花钱买来的，可不就金贵？”
陈四被堵得说不出话。
他不知道，他堵在喉咙口的那口气，正是这个王朝最要命的地方。
府兵制废了，募兵制兴了，军费像开了闸的水。
开元初年，朝廷岁供边军衣粮，不过二百万缗。到天宝年间，镇兵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每岁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翻了好几倍。边镇的兵，全是吃饷的职业兵，将领说一不二，兵士只认发饷的人；京城的禁军，也全是花名册上领钱的“市井无赖”，上不了阵，只会领钱。前些年杨国忠核饷，减了三成，还省出三百万贯——可兵还是那些兵，省下的钱进了大盈库，兵照样不会打仗。
钱从哪里来？从地里来，从租庸调里来，从逃也逃不掉的百姓身上来。地越来越少，税越来越重，逃户越来越多；逃户越多，在籍的丁口负担越重，逃的更多。
这是一个环。陈四看不懂，但他感觉得到——他这辈子，先是当兵不要钱，后来兵要钱了；先是家里有地，后来地没了。他总觉得，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田和兵，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均田制养着府兵，府兵护着均田制。如今田垮了，兵也垮了——两个一起垮的。
他有时候坐在门槛上，跟陈翁说：“咱大唐起家，靠的是‘寓兵于农’四个字。兵在田里，田在兵手里，这才叫铁打的江山。如今兵不种田了，田也不姓‘官’了——江山，靠什么撑？”
陈翁听不懂这些。他只知道，堂兄的弓没弦了，他家的地没了，这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及府兵法坏，方镇之兵日盛，而国用日屈。
陈四死在天宝十三载冬天。临死前，他让人把当年那套府兵行头找出来——只剩一把没弦的弓。他摸着弓背，对陈翁说：“我这一辈子，先给朝廷白当了二十年兵，后来朝廷的兵，花钱都养不起了。你说，这算哪门子盛世？”
没人回答他。
陈翁把那张没弦的弓，挂在了堂屋的墙上。
第四节杨国忠理财——大盈库的膨胀
长安，政事堂。
杨国忠的案头，永远摆着账册。
自从他掌了度支，天下财赋的进出，都过他的手。天宝七载，他判度支；九载，玄宗赐名“国忠”；十一载，拜右相，兼领四十余使——度支、户部、盐铁、两京仓库，全攥在他一个人手里。
他是怎么爬上来的？户部老吏们心里都有数：杨国忠是贵妃的从祖兄，早年不过是蜀中的一个浪荡子，赌博、打架，样样在行，欠了一屁股赌债，被族人看不起。后来攀上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进京替他说项，又借着贵妃的裙带，一路青云。天宝七载判度支的时候，他连“度支”两个字怎么写，都是现学的。可他会算账——或者说，他知道该让皇帝看到什么样的账。
《通鉴》说他“由是征责赋税，无复准的”。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收税没有定准：该收多少，他说了算。今天要修宫室，加一征；明天要备边，加一征；后天皇帝要赏人，再加一征。天下的财富，像水一样，被一道道堰坝拦住，往一个方向流——往长安流，往杨国忠的账上流。
他有一套本事，叫“进奉”。
杨国忠掌度支之后，隔三差五，就有一笔“羡余”送进宫里——不是国库，是内库。什么叫“羡余”？本来是州县征收时多征的、留作地方公用的小钱，被他收上来，充作“盈余”，进献给皇帝。一进，就是几十万贯。玄宗龙颜大悦，觉得这个宰相能干，天下的钱越理越多。
内库，就是大盈库。天子的私库。
大盈库设在宫城之内，归宦官管，钥匙挂在皇帝的腰带上。库里的钱，不属国库，不入度支，纯粹是天子的私房钱——赏贵妃、赏公主、赏边将、赏梨园弟子，都从这里支。早年间管这个库的，是王鉷。王鉷掌内库那些年，岁进钱宝百亿万，“以供宫中宴赐”，玄宗花起来，眼睛都不眨。天宝十一载，王鉷死了——他的案子，正是杨国忠一手办的。办完了王鉷，大盈库，也就到了杨国忠手里。
如今，天下的税，名义上归国库，实际上——全进了大盈库。
杨国忠有一册账，两京各一册，记大盈库的出入。长安一册，洛阳一册，都是他亲手订的。册上的数字，一年比一年大：天宝七载，岁入内库若干；八载，又增若干；九载、十载、十一载，一年一个样。到天宝十三载，两京大盈库的存积，钱帛如山，连库房的墙都加高了三尺。
他去大盈库看过一回。库门一开，成捆的绢帛码到梁上，铜钱串成一贯一贯，堆得像山。管库的宦官举着灯，陪他往里走，灯影里，绢是白的，钱是黄的，望不到头。宦官说：“相公，自您掌度支，这库一年比一年满。”杨国忠嗯了一声，没有说话。
他想的不是这些钱有多少——他想的是，皇帝看见这些钱，会更放心。
账册送到御前，玄宗翻了翻，笑得合不拢嘴。
“国忠理财，朕无忧矣。”
杨国忠叩头谢恩。出了宫，他的轿子拐进政事堂，又翻开一册新的账——那是户部的账。
户部的账，一年比一年难看：租庸调的岁入，折成粟、绢、钱，逐年往下掉。逃户越来越多，在籍丁口越来越少，正经该收的税，收不上来。杨国忠不看这个。他把户部的账压在最底下，把那册大盈库的账，摆在最上面。
有人问他：“相公，国用不足，户部岁入日减，如何是好？”
杨国忠说：“户部岁入不足，大盈库足。”
“那是天子的私库。”
“天下是天子的天下，私库就是国库。”
那人还想再说，杨国忠已经低下头去，翻那册大盈库的账了。账页上，一行行的数字，像一队队整齐的兵。
他没想到的是——或者说，他早想到，只是不愿想——大盈库里的钱，皇帝用来赏人；安禄山在范阳，也有他自己的“库”。范阳的库里，装的是商胡贩鬻岁输的数百万珍货，是榷场换来的战马，是雄武城里囤积的兵器粮草。杨国忠核减边军饷三成，省下的三百万贯，进了大盈库；安禄山在范阳，用这些年攒下的家底，喂出了一支只听他号令的军队。
钱，从百姓身上刮下来，没有变成边疆的城防，没有变成赈灾的粮米，而是变成大盈库里的绢帛，变成范阳马厩里的战马。
公私之财，至此彻底失衡。
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这一句《通鉴》的评语，柳书吏们读得懂。可那些把地典出去、把人逃出去、把命卖给募兵的百姓，一个字也不认识。
第二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大唐的版籍、田册、账本、鱼符，连同那九百万户的名册，一夜之间，都被马蹄踏了个稀烂。
逃户不用再逃了——因为所有人都成了逃户。皇帝也逃了，宰相也逃了，长安城里那些把地典给王大户、把儿子送去当募兵的人家，全逃了。
只有那块界石，还立在渭南县的田埂上。后来有人经过，看见界石旁边扔着一张发黄的纸，纸上的字已经认不清了，只隐约辨得出一个朱红的印。
那一年，渭南县王家村的陈翁，再也没有人见过。
他怀里那张武德七年的永业田文书，最终不知落在了哪片泥土里。